竺晶莹:1931年出生的门罗跨越20世纪向我们走来,在小说世界的落日余晖里,为我们揭示了无数“你看,这就是生活”的顿悟时刻。

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于5月13日在安大略省的疗养院逝世,享年92岁。在生命的最后12年里,她与失智症状相伴。

诺奖颁奖词称门罗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美国评论家Cynthia Ozick把门罗比作“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英国评论家James Wood还说,这年头凡是能写点像样短篇的作家都会被称为“我们的契诃夫”,但只有门罗接得住这个名头,她真正是英文世界的契诃夫。

在我看来,门罗甚至比契诃夫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上更前进了一步。无疑,他们都擅长捕捉生命中的幽微时刻,进而戳破生活的真相,还发出现代文学特有的那种对自我的嘲讽。但是,门罗却能用三十页就写成一个人的史诗,有时就在一行文字之间,命运已经把人捉弄。

门罗的短篇像一个迷宫,既吸引人又考验人,我们上瘾般地读下去,又费神地解谜,而当你来到一个开放式结局,忍不住长吁短叹的时候,突然被闪电击中般想起些什么,才恍然大悟原来前头已经埋了伏笔。而门罗在结构里运用的纯熟技巧恰恰暗合她一贯的主题——命运在某一刻转向,你当时一无所知,却在多年后顿悟。我们在看完小说之前,不能发现她的所有伏笔;正如我们在老去以前,也很难拨开命运的迷雾。所谓命运,就如同她所写的故事一样,静水流深。

之所以门罗能够这样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契诃夫,我想是创作的年龄所致。将近40岁,这个门罗开始大量创作的年龄,正是契诃夫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刻。尽管门罗20岁时已开始写作,但她大学没毕业就嫁人了,当家庭主妇期间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夭折),直到36岁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

20多岁的契诃夫写出了很多像《变色龙》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短篇,但在30岁出远门去了趟库页岛以后,他期许自己从事更为严肃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中后期那种触碰到生活本质又淡淡然惆怅的作品,比如《带阁楼的房子》、《带小狗的女人》。遗憾的是,契诃夫的创作生命在肺结核所带来的低烧中燃烧殆尽,止于44岁。他没能继续探索短篇小说所能到达的极限,门罗却把这种探索延续了下去,写到了80多岁。

我们想到门罗,总是一头银白短发的老太太形象,眼神里透着慧黠的光芒。正因为她在创作高峰期已尝尽生活的滋味,所以她没有稚笔,而且她会用苍老的眼光去回看当日的命运。这是一种老年书写,体现着时间的纵深,她的人物总是在遥远的未来轻轻回看自己命运发生转折的那一刻,中间的几十年令你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但当门罗带你回到记忆中的案发现场时,那一刻的爱、恨、欲望如同休眠的火山再度爆发,却又被时间的洪流所扑灭。我在看门罗时,常感到这种冷热交替,也逐渐明白命运是怎样一回事。

晚年,门罗亲自选订了一本自己的作品合辑《传家之物》,在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句宣传语:“你迟早会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当我这几年陆续读完了门罗的数十个短篇之后,我发现这句话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她的故事里遇见自己呢?因为她笔下的人不完美,而我们也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就是容易勇敢,也容易怯懦,这一刻还踌躇满志,下一刻已偃旗息鼓。我们就是会在爱、恨里感到嫉妒、羞耻、痛苦,当然还有甜蜜。我们常常在生活面前变节,做着无法原谅自己的事,却还是一直在做。门罗的宇宙里也统统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缺点他们有欲望,于是你释怀了,原来你不是怪物,原来人都是这样的,原来人总是这样的。

在《庄严的鞭打》中,倔强的少女被父亲打了一顿后趴在床上决意要离家出走,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下一刻却对着继母送来的三文鱼罐头和巧克力,舔舔嘴唇变了节。变节是生活的常态,同样体现在那个著名的短篇《逃离》之中,卡拉逃离无聊庸俗的中产父母,与落拓不羁的男友私奔结婚,婚后却觉得跟丈夫也没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再度出走,却在半路上被恐惧与荒谬袭击,哭了起来——她害怕没有丈夫的生活,而她逃走竟然仅仅只为了去过一种没有丈夫的生活,这一切又所为何来呢?于是她跳下车,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回了家,只是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

最常在门罗笔下出现的形象是小镇女孩,像她自己,聪明又倔强,在那个年代罕见地考上大学,嫁一个跨越阶级的男人,去过一种“真正的生活”(这在门罗笔下指婚姻生活:“婚姻会让你走出自我,去过真正的生活”),这些女人的确结婚了,但她们却狡猾地保留了自我,于是故事开始精彩。在如同自传的《乞丐新娘》之中,女主露丝无法拒绝富家子的求婚,倒不是因为那堆钱,而是因为那堆爱,还有那堆爱里包含着她想要被崇拜的欲望。门罗从不自欺,这种诚实还出现在《激情》之中,女孩的男友莫里是一个拥有纯金品质的好男人,但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她却被那个深沉的、酗酒的坏哥哥尼尔所吸引,一种真正的吸引,他们出游去买酒,坐在车里时,她觉得如果尼尔做些什么,她是不会拒绝的,她想到,跟莫里结婚才是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出游却不是……

小镇女孩不仅门罗爱写,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样爱写。但她们的姿态各异,埃尔诺像个女战士一样用社会性自传来为自己的阶级发声,费兰特则是躲在笔名后写一个人最隐秘的心事与情事。但门罗又不同,她既不崇拜富人,也不感伤穷人,还会蔑视自己所在的中产社区——“我周围都是些正在往上爬的男人们的太太。我是如此痛恨那个社区,以至于从未能把它写出来。”

那么到底门罗为女人呐喊的是什么呢?不妨再度引用《乞丐新娘》中的叙述,露丝看穿了男友只爱那个她自己都看不见的乖巧形象之后,在心底呐喊,她的其他品质呢?她的活力、懒惰、虚荣、不满和野心呢?在看起来平静、体面的生活背后,门罗同样是为每一个女性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当男人与社会需要你扮演懂事、优雅的形象时,你内心的不安、疯狂又被谁看到?她的确洞悉了所有女人的心事,可是只有女人吗?

其实我认为,她不只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门罗的写作更不仅限于女性主义写作,所有人都可以在她的写作中遇见自己。尽管门罗总写年龄、身份各异的女人们,但她也有《谢谢你送我》《熊从山那边来》这类采用男性视角的作品。何况要写生活,怎么会不懂跟女人演对手戏的男人呢?就连门罗自己都在访谈里说过:“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确实认为做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

门罗一向写的都是我们共通的情感。我们的自尊会遭到打击,如她笔下的小孩,成了班上唯一一个能背诵全诗的人,本以为在背完后会赢得惊叹、赞扬,却被迎面而来的话甩了个巴掌:“不要以为你会读诗就比其他人好到哪儿去。你以为你是谁?”当我们面对不爱的人,门罗会帮我们说出:每当他一丝不苟地说起情话来,她的血就一点点凉下去。而当我们沉迷爱情时,门罗会写,“她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谈情说爱……她不觉得自己在荒废光阴。她不觉得自己荒废过任何光阴。”当我们终于老去时,门罗书中会戏谑这样的婚姻——此时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中间有过十五个情人,如果都算上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爱与被爱,燃烧过黯淡过,直到最后才看清天意在其中对我们的捉弄,门罗代替我们说出了这些。

不过门罗成为短篇小说大师,也是命运对她的捉弄。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门罗说自己当年结婚是为了能够写作,从此别人再也不会拿结婚这件事来烦她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轻女子真是冷酷。不过,她并未能在家庭生活中真正写作。怀孕时她疯狂写,想在孩子降生前完成大部头作品;孩子还小时,她在她们午睡时写;孩子稍大了,她就在她们上学后写、在半夜写。

她说:“我曾经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然后,我想,就算我死了,我也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他们会明白这个故事如何发展。那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

这就可以解释门罗为什么只能写短篇。她写作的同时是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只有在一天中绝望地挤出缝隙的时间来拼命写,短篇小说的体裁最适应于这样的写作模式。不过,当她在40岁后迎来创作高峰期,也进入第二段婚姻以后,她其实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尽管有心尝试,但门罗依然没有完成任何长篇小说,她能够驾驭的是,以不同的短篇组成一部“长篇”,她将此归咎于自己无法用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思考。

其实以什么体裁来写作并不重要,何况门罗将短篇带到了另一重高峰。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那种不得不写、不得不表达自己的决心才是最重要的。门罗在《传家之物》的结尾每每让我动容——“人声的鼎沸如同沉重的心跳般传了过来,充满哀伤。这阵阵动听的一本正经的声波,蕴含着冷漠的、几乎不近人情的赞许和悲叹。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觉得我必须关注的,这就是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呈现的模样。”

1931年出生的门罗跨越20世纪向我们走来,在小说世界的落日余晖里,为我们揭示了无数“你看,这就是生活”的顿悟时刻。而我们也终于在她的书中安下心来,原来我不是特别无辜也不是特别邪恶,我只是像所有人一样要去途经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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