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 日，星期四——恰好，也是一个星期四。整整五十年前，在南欧的葡萄牙，发生了一件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

读过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的名著“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的朋友或许记得，著作开篇第一页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当今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1974年4月25日，星期四半夜，零点刚过25分，当地的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格兰杜拉,褐色的城市 ( 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出这首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这次政变是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亦称‘尉官运动’，Movimento das Forcas Armandas, MFA）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来自特勤警力的少量抵抗。军队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信局。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上街头，声援士兵，并且把康乃馨插到他们的步枪上。傍晚，被废黜的独裁者卡埃塔诺 (Marcello Caetano) 已经向葡萄牙新的军方领袖投降，第二天便出走流亡了。于是，在1926年由类似的军事政变建立，以往曾由文官出身却与军人保持密切合作的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以严酷的手段执掌过三十五年的政权，终于寿终正寝了。 ”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引用的中文段落是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4年（民国83年）中文翻译版，在此表示感谢。但那首著名的葡萄牙歌曲英文原著中没有翻译，被中文译者翻译成“高山颂” 是不妥的，关于这首歌稍后会再提及。而最关键的是此段文字结尾最后两句翻译有误，这里是根据英文版重译。这倒不是因笔者纠于细节，而是其中牵涉到理解这场“革命”，这场因支持的民众将康乃馨插进士兵的枪管而后来被称为“康乃馨革命”的一个关键——原中文译文给人似乎萨拉查依旧活着，政变后与军方保持了合作的印象。事实上，这位被任命为“终身总理” 的独裁者在1974年革命发生前四年已去世，而恰是他的去世及其稍后葡萄牙政治的变化，为这场政变做了铺垫。

萨拉查主义与Estado Novo (新国家)

萨拉查，这位出身成长于浓厚的天主教文化氛围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从年轻时代就参与政治的政治人物，参与了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60年代葡萄牙的整个政治演变，处于其核心地位。葡萄牙1910年10月革命后于1911年建立的第一共和，但那之后一段时期，共和派及君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冲突不断，且因各种内外的原因，无法解决其面对的各种特别是经济上的危机，政治持续地不稳定，导致1926年的军事政变，建立“第二共和”，也被称为所谓的 “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 的政权。是在这背景下，作为大学经济老师的萨拉查被参与1910年推翻君主制的活动但却又于1926年反过来参与军事政变颠覆第一共和、时执掌军人政权的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为经济部长，来着手解决近乎破产的葡萄牙经济。——顺便说一句，这位温和革命派、当过政变后第九任葡萄牙总统，第一位军人专政的总统，也当过总理的将军，在后来被其他军人逼迫被迫交出政权后，曾以在野的身份来反对过被他任命的专制的萨拉查。

萨拉查因以强势的手腕迅速解决了经济危机，累积了政治资本，逐渐成为葡萄牙政坛最强势的人物，在接替Mendes Cabeçadas 出任总统的另外一个将军总统Oscar Carmona的提名下，1932年出任总理。次年，在萨拉查的主持下通过所谓的由“公民表决”的新宪法，将自己的大权独揽合法化，将权力全部集中在作为总理的自己手上，开始一个以威权、保守及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所谓Estado Novo (新国家)时代，直到1968年，才因脑溢血退出政权。在萨拉查执政期间，为自身的权力起见，他逐渐摆脱原来支持他上台的军方，组成自己的政党力量，但一直又保持着与军方的密切合作。一方面建立秘密警察制度(PVDE)，以恐怖方式铁腕治国，暗杀政治对手，让社会去政治化，实行一党独大，专政，搞效忠自己的葡萄牙青年团；选举成了用来“引蛇出洞”式地识别要打击对象的手段；工会与独立媒体被禁。另一方面推行一种天主教保守价值，经济上搞社团统协主义（corporatisme），尤其在农业领域。意识形态上既反共产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反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却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甚至派出一万两千士兵助战，关键时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萨拉查对希特勒的帝国梦可能危及葡萄牙的利益及生存的怀疑以及为维护符合葡萄牙利益的与英国的传统关系，在二战中，他执政下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一起保持了中立，甚至暗助过盟军，但据说是少有的在希特勒死后发去唁电的西方领导人。战后也因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立场，最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在欧洲逐渐退出殖民政策的大潮中逆势而行，继续幻想保持殖民统治，用巴西社会学家Gilberto Feyre 创造的所谓“葡萄牙殖民优于其他殖民主义” （lusotropicalisme）的理论来论证葡萄牙维系殖民统治的必要。

萨拉查能维系数十年的强力统治的国内与国际原因是多重的，这里不去详述，但到其后期，已经呈现诸多危机征兆，他对世界发生的某些事情有所了解，但缺乏足够的认识（好像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葡萄牙，只到过西班牙边境）。萨拉查也虚假地搞过一点所谓改革松动措施，但国家治理方式毫无根本的改变。1968年他患脑溢血后，其权力由卡埃塔诺来继任，但这位继任者显然已无力应对经济与政治上因萨拉查威权累积的各种内外危机，采取的某些松动措施以及更宽松的执政姿态，但继续维系独裁，无以满足日渐高涨的社会变革诉求，且在左支右绌的执政尤其是在试图继续维持殖民统治、坚持以军事手段镇压葡萄牙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战争等问题上，与军方以及原有组成Estado Novo “新国家”支撑的政治力量中的某些势力产生裂隙。1970年萨拉查去世。从1961到1974，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等葡萄牙殖民地爆发的争取独立的战争，已造成一万六千多名葡萄牙士兵阵亡，以及殖民地成千上万的独立军人员，以及当地居民与白人平民殖民者死亡，社会的不满与愤怒在累积。在这种情况下，军方领导人如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ónio S. R. de Spínola）将军主张采取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认为军事手段最终无济于事。萨拉查的继任者卡埃塔诺拒绝寻找更和平合理的途径解决危机，甚至在1974年2月将与其发生冲突观点相左的斯皮诺拉将军解职，直接为两个月后的军事政变做了铺陈。是在斯皮诺拉被解职后对局面的无望中，一批激进的中下军官组织MFA发动政变，Estado Novo “新国家”走进历史，成为旧国家。

苏雅雷斯与葡萄牙到民主之路

不过，还借用亨廷顿的话来说，“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保证民主的诞生”。这场政变只是释放了在独裁政权期间被有效压制的“一大批民众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但却没有立刻建立成民主，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意图建立民主政体，自然更没有想到去无意间触发一场全球性民主运动。葡萄牙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罢工，游行，抗议，占领工厂与农庄，那些MFA 的军官们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从最激进的左翼到右翼的各种政治力量彼此冲突，争论，相互激荡，险些酿成内战。陆续成立的几个政府缺乏权威，在政变后短暂担任过几个月临时总统的斯皮诺拉将军，下台后成为右翼代表，1975年3月还试图发动新的政变。左翼激进的力量则希望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政权。局面非常类似1917年的俄国。乃至于亨廷顿在书中引证一些回忆谈及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葡萄牙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社会党人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 的一段对话：“你是一个克伦斯基……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是你太天真了”。 “我当然不想当克伦斯基”，苏亚雷斯答道。“克伦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应一句。不过，结果证明葡萄牙的确不同于俄国。克伦斯基派赢了：民主获得胜利 。苏亚雷斯当上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因在葡萄牙民主化进程中，苏亚雷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后被称为“葡萄牙民主之父”。

法国人文科学之家（FMSH）是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创立留下的学术机构遗产之一——另一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交流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4月22日，该机构与葡萄牙Calouste Gulbenkian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一场纪念会，邀请了前葡萄牙文化部长，苏亚雷斯的儿子João Soares 以及苏亚雷斯的长女，现“苏亚雷斯基金会负责人”Isabel Soares，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Edgar Morin 以及巴黎南泰大学副教授Christophe Araújo。纪念会题为“马里欧. 苏亚雷斯：一个亲欧洲的民主人士的流亡”（Mário Soares : l’exil d'un démocrate pro-européen），以纪念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五十周年。笔者应邀与会。从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与相关讨论中，得到些以往未曾知晓的信息，激发了些想法，乐以与读者分享，撰写此文。

纪念会以Isabel Soares充满感情的回忆开始。她提及往事：父亲曾经13 次被逮捕、羁押，政治警察常常是早上六七点闯入家中，搜查，连小孩子的房间也不放过，带走父亲，单独关禁，酷刑，她与弟弟去探监，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永远保持希望，微笑着面对他们，告诉他们总有“一线希望”，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雨后会有晴朗的日子”，他永不放弃，相信改变世界的可能。……笔者看到的一个苏亚雷斯晚年的采访中提及，他结婚都是在监狱里。1969年他再次被逮捕，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送到非洲几内亚海岸的一个岛屿上，度过九个月严酷的流放生活后，因萨拉查去世局面的暂时宽松，他得以离开流放地，后来决定冒险返回葡萄牙。但很快便受到各种威胁，妻子受到装有子弹的信件，各种威胁常常以CCC（驱逐共产党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他被迫于1970年流亡法国。在法国，经历了很艰难的岁月，谋生，因一些学者的帮助在大学兼课，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成为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

“康乃馨革命”爆发后他立刻启程乘火车返回葡萄牙，当他即将到达葡萄牙边境时，知悉消息的民众纷纷涌向边境车站对他表示欢迎。三天后在里斯本会见了作为军政府首脑的斯皮诺拉将军，后者任命他担任政变后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次年在第三与第四界临时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但是如何稳定“康乃馨革命”后的葡萄牙政局，创立一个怎样的制度，怎样结束葡萄牙殖民地的战争？这些都成为当时的重要议题。时任总理的军人出身的亲共产党的Vasco dos Santos Gonçalves，采取了一些列包括国有化在内的激进的政治社会经济措施来稳定局面，但在不佳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葡萄牙的状况雪上加霜。Gonçalves与另外两位将军试图将葡萄牙引向建设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但在社会的抵制，爆发的大罢工面前，军人及激进共产党左派相继辞职下台。关键时刻，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自身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士、坚持自由价值的苏亚雷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依靠其政治才华，在1976年，组织大选并带领社会党赢得胜利，出任60年来首位民选总理直到1978年，稳定了局面。期间，终结在殖民地的战争，结束殖民统治，组织了极其困难的上百万居住在海外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回归葡萄牙的安居工作；着手制定公布新的宪法，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迄今仍是规范葡萄牙政治的根本准则，也因此成为葡萄牙人民衷心信赖尊重的领导人。后他在几度选举中获胜在1983年到1985年再次任总理，并于1986到1996年十年间担任葡萄牙总统。因其坚定的赞成欧盟建设的立场，他推动葡萄牙加入了欧盟。后卸任后在1999年到2004年间担任欧洲议员，积极致力于欧盟建设。

“孟什维克的胜利”：几点延申的思考

半个世纪过去，今天纪念这场“革命”，会给人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呢？尽管葡萄牙因地属欧洲，以及规模、文化、地缘等因素不能简单拿来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类别，有其特有的有利转型成功的一些条件。但其中或许还是有些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值得思考。

我们还是从那场纪念会上的一些发言说起。首先，历史具有各种可能性，绝不要为那些过度悲观的决定论看法所遮蔽。Isabel Soares 提及一件往事：在政变发生前一天晚上，苏亚雷斯受邀还在与德国的外交部长一起吃饭，苏亚雷斯认为葡萄牙正在孕育变革，专制的政权即将崩塌。但这位德国部长却说，你太乐观，我们有情报收集，看不到任何葡萄牙专制政权垮台的迹象。结果，那天夜里政变发生，还是这位部长致电苏亚雷斯让他知晓并说：这次你说得对。……其实，这种专制政权崩塌前对专制政权的稳定性、长久性发生错误判断的例证非常之多，如苏联垮台前各方对苏联的估计。这个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笔者仅提出一点猜想：变动不居，是生活的本质也是政治的特征，政治本身就是难以全然预见其未来的，要处理也带有不确定性的。此外，这种现象或许与现代人心理因生活的变动频率更大而易导致某种波动带来的可能变化有关；而最重要的，是这种专制体制下的信息的收集，真实性，判断非常困难；人们的真实心理，意图到底如何，体制的运作是否真如外界观察的那样有效等等，都不是简单容易一窥真相的，这显然就容易增加对这种体制准确判断的困难。而越是这种专制政权，因体制缺乏富有活力的连带，弹性，越容易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发生突变，脆断。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矛盾体，看上去非常确定，但内含诸多更大的不确定性；永远不必高估威权与极权体制的强固，但也不要低估其脆弱；这种体制总会在某一天，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崩塌，就像看似强大的Estado Novo。

自由与民主，今天在许多不太了解其观念与制度的现代沿革史的人看来，不觉得有什么相冲突之处，但正如我们在那些关于“古典自由与现代自由”、“古代人的民主与现代人的民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等从贡斯当开始的一系列迄今不断的讨论中所认识到的，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但今日一如意大利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所言，“自由主义与民主相逢”，“只有那些从自由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才是民主的，只有民主的国家才保护人权：所有世界上的威权国家都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Liberalismo e democrazia, 法文版页53）。如何在自由与平等间维系必要的平衡，处理好其中的紧张，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核心，往往也是转型期间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场纪念会上，稍后接续Isabel Soares发言的João Soares提到，苏亚雷斯不仅是一个坚信自由价值的人，但也是一位对公正有强烈意识的人。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回到那首启动这场革命的Grandola Vila Morena 的歌曲，拿其做个例子再来讨论一下这场革命的左翼组成问题。该曲被选择作为发起革命的信号，绝不偶然。那是一首具有极强的行进曲风格的歌曲，听上去就让人有些热血沸腾，是歌颂那个叫Grandola 城市人们的团结。歌中唱到“格兰杜拉，褐色的城市，那里人们团结博爱，是人民主掌命运……”很有些“共产主义革命歌曲”的味道。作曲者Zeca Afonso （原全名José Manuel Cerqueira Afonso dos Santos）是一位因其用音乐批判萨拉查专制几十年，曾流亡，入牢的左翼音乐人。这首歌当时在葡萄牙被禁也是因其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之嫌。事实上，那些中下政变军官中，其灵魂人物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就是一个激进左翼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讲，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是非常具有左翼色彩的。

而苏亚雷斯的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在各方诉求中寻找到可接受的共同点，达成社会与政治的妥协，这是葡萄牙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而这，是与作为社会党人的苏亚雷斯对公正问题的强烈意识以及借此形成的政治动员能力，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与支持这一点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位二十世纪中后叶在欧洲相对落后的一个国家的左翼政治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推动建构了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一个如按二十世纪中后期已具有这种秩序的国家的政治光谱来看多少是属于右翼论述的秩序。这一事实或许值得所有今日在那些相对后发国家从事政治建设转型人士思考：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期，启动转型的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团结，但目标却应该极其清晰——建构一种可以让各种政治力量自由博弈的、能持续下去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为此，需要采取各种技巧弱化左右翼的激进力量，不让其成为主导，壮大中间的左翼或右翼力量，彼此且需要合作。社会动员要能具有力度，就必须尽可能地兼顾自由与公正的诉求。以那种过于精英的自由派思路，试图以一种欧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走过的政治演进之路为蓝本，让少数自由派精英执掌转型过程，然后再来扩大公民参与的思路，是不可能很好地回应大众的政治诉求，很可能因与其脱节而失去支持进而丧失对转型的主导，最后恰恰达不成自由秩序的构建目标，转型失败。自由秩序是可以由一个右翼，也可以由一个左翼的力量主导来完成的，只要这右翼或者左翼力量都不是一个极端力量，都仍以自由民主为目标，不把控制全部权力作为诉求。自由与民主几乎是要同时并进的，以民主保护自由，以自由为民主的目的，而秩序又是自由的必需……同时处理这些显然难度大，但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对转型的顺利是会有极大帮助的。苏雷亚斯之所以不是克伦斯基，或许奥秘就在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平衡处理。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与亨廷顿书中提及的那位温和派军事领导人安东尼奥•哈马略•埃亚内斯（António Ramalho Eane）上校的合作。因埃亚内斯在粉碎1975年12月那场激进左翼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民主原则的坚持，他赢得了军方及民众的极大好感。葡萄牙能够最终和平转型（整个抗议转型期间，据报只有六人死亡）埃亚内斯也是功不可没。因此，在苏雷亚斯领导的（葡萄牙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中心）三种中左翼的政治联盟力量的支持下，在1976年大选中埃亚内斯以超过60% 的选票当选总统，后又在1980年连任。而苏雷亚斯对政治联盟的设想，据纪念会中Isabel Soares的介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法国流亡期间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的结识以及对密特朗从事的构建左派联盟的技巧和策略的学习。在她看来，其父苏雷亚斯在流亡期间领导葡萄牙社会党参与国际社会党联盟建立的国际网络及合作关系，因而赢得的支持，为后来其父亲能有效地领导葡萄牙完成转型起到非常大的帮助。此外，当时欧洲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如此次因病未能到场的102岁高龄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苏雷亚斯的好友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在第一时间赶赴葡萄牙给与支持，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对当时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成功都做出了贡献。

纪念会上，João Soares与姐姐Isabel Soares发生点小争论，是关于一个有关苏亚雷斯的评论。“皆因苏亚雷斯领导，这是第一场孟什维克赢得的革命”（grâce à Mário Soares, c’était la première révolution que les Menchevik ont gagné”）。前者说是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所言，而姐姐则说此语是法国大作家，戴高乐的前文化部长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评论，后才为阿隆续用。最后弟弟打圆场，称就按姐姐所言好了，引发全场大笑。可见，这位政治人物也继承了他在致辞中提及的其父苏雷亚斯的一个政治特质：善于妥协！不管如何，此一表述确实点出要点：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确有一种“孟什维克的胜利”的色彩，因孟什维克的哲学中带有的民主，反对暴力，尊重不同声音乃至宪政的成分，让其最终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受其打击迫害。我们上面提及，如亨廷顿所说，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后的形势确有如世纪之初的俄国，有再次出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建立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可能。端赖苏雷亚斯的领导，超脱了当年孟什维克的命运，革命最终是和平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走向彻底的民主自由，也开启了后来半个世纪以来诸多和平转型的模式。那时，马尔罗与阿隆可能都没能预见到这一点，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蝴蝶展翅，会如此影响深远，随后，希腊、西班牙、南美乃至最终东欧相继发生民主变革，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巨变，乃至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浪漫预言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世纪真正的开端就是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孟什维克的失败相连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布尔什维克的最终失败也是以某种“孟什维克的胜利”开始的。

今天，因各种因素，第三波民主浪潮浪漫期已过，我们正在经历威权主义的全球反扑，许多民主国家的制度都面临着挑战，但是，在这种退潮中我们依旧能看到民主播下的种子在四处顽强地生长，听到这波大潮的余波的回荡，乃至于威权国家、那些极左与极右的势力都不得不打起民主的旗号以装饰门面，论证其合法性；一种更深刻的主体的觉醒与诉求的文明巨流依旧在那里沛然壮阔地涌动前行，必会在政治上有所显现，或许，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能量已经在无声地积蓄着，会有一天呼啸而来的。那么，何处又将会是它的发端呢？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