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爱：托芙·扬松传》，[芬兰]图拉·卡尔亚莱宁著，崔可译，中信出版集团丨中信·无界，2024年4月版，384页，88.00元

终于等到一个机会来写姆明一族的创作者的故事。这是一次很开心的阅读与写作，因为姆明一族是我们一家人的老朋友了，每天醒来在毛绒公仔、马克杯、冰箱贴等地方看到他（她）们总会令我们感到高兴、开心。早就应该向姆明故事与绘本的创作者、芬兰作家与艺术家托芙·扬松致谢。

阅读芬兰艺术史家和非虚构作家图拉·卡尔亚莱宁（Tuula Karjalainen）的《创作与爱：托芙·扬松传》（Tove Jansson: tee työtä ja rakasta，2013）给了我们机会。据介绍现在这个译本是从芬兰语直译的全新译本，书中有一百三十幅插图。这本中译本的封面与该书英文版（Tove Jansson: Work and Love，Particular Books，2014）很相似，都是托芙站在工作室的作品前拍摄的照片，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拍摄的。区别是英文版封面照片的拍摄角度稍有不同，托芙的双手插在裤袋里；中译本的照片是手里夹着一根香烟，神情也更严肃一些。

这部传记的芬兰语书名Tove Jansson: tee työtä ja rakasta来自托芙藏书票上的文字“labora et amare”，“创作”与“爱”是托芙一生最重要的主题，要注意的是，她把创作排在第一位。托芙一生的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文学创作中的长篇小说、戏剧、诗歌、童话，绘画中的人物画、风景画、漫画、连环画、报刊插画、壁画、舞台美术设计、广告设计……这些都是她同时施展才华的领域，她的主要头衔是作家、画家和设计师。她的创作与人生经历紧密交织在一起，无论写作还是绘画都是在表现自己的人生，表达她的人生观感、领悟与思考。

从1929年托芙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发表连环画《普里奇纳和法比安历险记》，到1998年八十四岁的时候出版了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信息》并在1999年完成了《哈鲁——孤独者的小岛》这部电影，长达七十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创作。卡尔亚莱宁感慨地说不知道“她从哪里获得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为什么工作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可以确定的是，她有着强烈的创造和工作的需求。这是她几十年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迫切需求，很显然也是她最重要的性格特点之一。她的创造力保持了很长时间”（327页）。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创作力和精力充沛的人生，对于还不想那么快就躺平的艺术家来说，托芙的艺术生涯是很励志的。

但是这对于写传记的作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要熟悉和研究托芙一生的创作作品（从文学到艺术，从原作到印刷品），同时要研究托芙的手稿、日记、书信等极为丰富的私人材料，还有她的那些曾经来往密切的朋友、恋人、同事的保存在各地的资料，通过阅读这些巨量的资料，卡尔亚莱宁深感托芙的生活与创作很精彩也很复杂。托芙往往在同一时段做着许多不同的事情，而同一件事情又会延续很多年，若是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和论述，的确容易使叙事有点混乱。卡尔亚莱宁说：“托芙艺术生涯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也影响了本书的结构。本书的框架主要基于时间和主题这两个维度，且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托芙生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又十分重要，也深深地影响了她艺术和生活的主题，无法忽略。”（致读者，v.）因此，“我不仅想关注托芙的艺术创作，也想将她与她所处的时代，以及那时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一同呈现给读者。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她的社交圈对她的影响”（vi）。

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14-2001）1914年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的一个瑞典语家庭，从一开始就带有身份认同上的少数派烙印。母亲西格妮·哈马斯滕-扬松是一位插图画家，也是被称为芬兰“邮票之母”的专职邮票绘制员。托芙的家庭充满了艺术创造的氛围，父亲的石膏模具和母亲绘制邮票、图书封面和插画伴随着她的成长。1922 年女性主义杂志《Astra》采访了托芙的母亲——这位当时芬兰杰出的插画家，杂志封面就是母亲抱着小托芙的照片。母亲西格妮对托芙的影响之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在芬兰漫长的冬季夜里，妈妈常常坐在火炉前面给她讲圣经故事，这些故事总是会讲到那些渴望回到故乡的人如何迷失在路上，最后又是如何找到了回家的路。这似乎是在童话故事中常见的主题，但是在托芙创作的姆明系列故事中却有着神奇的魅力，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来自母亲的故事与插图绘画创作的影响。《姆明谷的冬天》的题词是“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妈妈”，令人想起在冬天的夜晚那些小姆明如何“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对托芙从小形成的更为深刻和内在的影响除了艺术创作的氛围和异常勤奋的工作精神之外，还有对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因为搞雕塑的父亲没有稳定的收入，母亲在结婚后放弃了巴黎求学时的独立艺术家生涯的梦想，以绘制邮票、书籍封面、杂志插图和作为绘图员为芬兰银行印钞部门工作来维持家庭开销。托芙长大后认识到女性自身和她们工作的价值被严重贬低，为母亲牺牲自我的生活感到难过，甚至经常想象着和母亲一起抛弃一切——包括父亲，去国外让母亲过一点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托芙一生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与生活的成长背景。当然还要谈到的是母亲西格妮从1923年到1953年为芬兰的自由主义杂志《加姆》创作插图的工作，她为当时文化界和政界人物创作的漫画作品是很有意义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份工作直接从母亲传递给了女儿，从三十年代末开始，托芙成为对《加姆》杂志的绘图板块贡献最大的艺术家（17页）。

托芙的父亲维克托·扬松对她的影响和与她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也有过很多痛苦的经验。他是创作了四座独立战争纪念碑的芬兰雕塑家，在艺术上，父亲维克托关于“艺术伟大而严肃”的思想从小就影响着托芙。但是由于父亲在芬兰内战中受到的精神创伤，与很多参加过内战的白军士兵一样有着“亲德”思想，是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托芙与他的思想有严重冲突，因此导致父女间的关系充满着爱与恨的矛盾。值得敬佩的是，托芙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根本冲突中态度非常鲜明，托芙的很多朋友是犹太人，她用“Feuer und Flamme”（怒火中烧）一词描述自己对父亲的思想的感受，常在与朋友的书信中抱怨父亲可耻的狭隘和让人“毛骨悚然”的政治观点（第6页）。对于父亲来说，女儿在为《加姆》杂志创作的宣传画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德国和希特勒，这也使他很难接受。不过，尽管托芙的一些朋友是左翼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她与阿托斯·维尔塔宁之间的开放自由的恋爱关系也是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不能接受的，但是当他们来到家里做客的时候，维克多的态度是克制的，只是气氛有些紧张。无论如何，父女之间的情感纽带从未完全断裂。在她后来创作的姆明故事中，父亲的影子和影响仍然是随处可见。

在这里应该重点谈谈托芙对于艺术与政治的看法以及在她的艺术创作中的政治性。印在这本中译本封底的那段打着双引号的话是：“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只知道画柠檬，写童话故事，收集稀奇古怪的物件，保持怪异的爱好，轻视公众集会和各种社团的个人主义者。这听起来很可笑，然而我就想要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是典型的不关心政治的自白，而且她在一本中篇小说中也说过“我已经听够了关于艺术的社会责任、社会意识和人民利益的言论。恕我直言，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社会倾向的艺术。我相信‘为了艺术而艺术’。就是这样！”（140页）如果这样看起来，她真的就是那种我们所担心的只沉迷于泡制童话世界的心灵鸡汤的女生。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封底的那段不断被崇拜者引用的话是不完整的，原文是：“一生都要成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也就是不关心政治的画家，一个只知道画柠檬……”（141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卡尔亚莱宁是这样写的：“1948年，托芙用几乎有些遗憾，甚至是道歉的语气写道”，这段话的意味、语境就有点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时期里，托芙在《加姆》杂志等刊物发表的那些政治漫画，卡尔亚莱宁认为“那些政治漫画异常勇敢，犀利地审视着那个时代引发的痛苦。它们体现了托芙不顾个人前途的非凡勇气。如果这个国家被占领或者被征服，那么……胜利者会清除这个国家强烈反对它们的那些力量，所以很多人在公开场合很低调”（54页）。托芙公开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反对纳粹德国、讽刺希特勒的漫画，同时以独特的幽默表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1940年芬兰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纳粹主义的《瑞典新闻》和《加姆》等报刊上的政治漫画引起很多芬兰人的很大不满，这两份杂志常常面临同样的关停危机。托芙后来说自己很享受在《加姆》的漫画创作：“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可以在漫画中随心所欲地挖苦讽刺希特勒。”“在她的画中，这种基于恐怖、专制和盲从的力量似乎消失了，威胁欧洲的怪物在她的笔下不过是一个可悲可笑的小丑。尽管如此，在这些讽刺画中希特勒的形象清晰可辨，既好笑又可怕。” （57-58页）1938年10月，托芙画了一幅希特勒的讽刺画，把他描绘成一个撒泼打滚的贪婪小孩，尖叫着“再来点蛋糕！！！”，讽刺了几周前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在另一幅漫画中，希特勒坐在王座上，旁边放着炸弹，他的臣民被炸药、火药和硝化甘油包围着，等待希特勒发布是否点燃火柴的命令。《加姆》杂志的主编曾表示自己很惊讶，因为杂志社和他本人竟然没有被指控“侮辱友好国家元首”。 《加姆》杂志1941年圣诞节的封面画描绘被拯救的圣诞老人带着装礼物的麻袋站在云端悲伤地凝视着地面，下方飞机向正在燃烧的大地不断投放炸弹；1943年的封面画描绘了一个小男孩坐在圣诞树下用玩具手枪射击，正巧射穿了挂在圣诞树上的天使的心脏；同年9月的封面画描绘被炮火和爆炸染红的天空出现了由炮火形成的歪斜十字架，一个受惊的天使站在十字架的交叉点上惊诧于眼前世界的恐怖；1944年9月的封面图中，扭曲的黑色带刺铁丝网上方画着一个大大的鲜红问号。她在战后所创作的一幅漫画反映了对政治的敏锐观察和分析：一群工装裤背面带有万字符或Q图案的黑脸的“阵营转变者”正往一台上面写着“变形公司”与“今日风向”的巨大的机器里爬，从机器另一端出来的就是穿着雪白的袍子，或弹奏竖琴或手捧鲜花、头顶光环的人物（132页）。

无论如何，托芙在痛苦、残酷的岁月中以她的漫画艺术宣泄、排解自己的恐惧与愤怒，也给很多读者带来释放自己内心压抑情绪的渠道。卡尔亚莱宁还看到了这些政治漫画的历史价值：“托芙的很多插画反映了她当时的政治立场。画中具体的深意，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探寻，因为当时很多政治家以及他们代表的观点已经被时代遗忘。”（133页）这都已经说明托芙绝不是一个“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只知道画柠檬”并引以为自豪的插图画家。

卡尔亚莱宁在“致读者”中的概括性论述是中肯和深刻的：“托芙的人生故事引人入胜。她挑战了当时芬兰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与道德准则，尤其是那个时代与性行为相关的保守偏见。她充满了革命斗志，但从来不是传教者或大众鼓动者。她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但从来不是旗手，只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安静却毫不妥协地生活。女性应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独立性、创造性和声望，这对她的价值观而言至关重要。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方式，她从不屈从于普通女性的角色。在很小的时候，托芙就写道：‘自由是最美好的。’这一信念贯穿托芙的整个人生。”（致读者，vi）爱与自由，这在托芙来说不仅是终生不渝的信念，也是她在姆明系列故事与绘本中献给全世界成人和小孩的礼物。

姆明一族的形象在战前就已经诞生，到战争中期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托芙希望在这个世界中找到短暂的安宁和精神避难所。在阿托斯的鼓励下，她完成故事写作并为故事创作了插图。姆明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黑瘦的、有着红色的眼睛、长着犄角和长鼻子的生物，很久之后才变成今天这个很有辨识度的、白胖圆润、人见入爱的形象。故事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冬天的森林，树桩被厚厚软软的白雪覆盖。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姆明故事在芬兰曾因展现了“过于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念”而受到批判；姆明一族说话的用词以及喝棕榈酒、抽烟等行为引起了很多批评（149页）。人们的困惑还在于不确定姆明的读者究竟是孩子还是成人，现在我们都知道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那么深深地喜欢姆明一族。托芙曾经说看了姆明之后写信给她的几乎全都来自不合群的、感到害怕与焦虑以及孤独的孩子，通过承认他们的快乐和恐惧，孩子们能够获得成年人很容易忘记的体验，比如神秘、温柔和残酷（151页）。说得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喜欢姆明一族的真实感受。

在1950年首次出版的《姆明爸爸回忆录》中，姆明谷的人物谱系基本完成，尤其是出生于仲夏夜的小美——在我们家称作艾美——出场了。姆明故事中的艾美——托芙给她起的名字是Little My，书中译作“小美”，通常出现在玩具、图片上的译名则是“亚美”；但是进入我们家的时候不知为啥一直叫她艾美——经常穿一条红色小裙子，头上总是扎着一个冲天的蒜头发型，两只大大的眼睛几乎总是圆圆地、斜斜地、恶狠狠地瞪着。仅仅是就这样子，她使我们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太喜欢了。她和姆明一样在我们家里到处出没，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让我们开心。作者在书中关于艾美的论述讲得很好：“这个形象直言不讳，说话经常很刻薄，但说的往往都是事实。…… 小美总是什么都说，哪怕是那些没有人想听的内容。但她说的都是事实，而且人们通常也希望有人将这些大声说出来。她非常特别——快乐，暴躁，有些刻薄，甚至有些邪恶，比如咬到别人的腿或者尾巴后，却冲着对方甜甜大笑。她爱搞恶作剧，喜欢胡闹……”（174页）在1954年出版的第五本姆明故事书《姆明谷的夏天》（Farlig midsommar，1954）里有一幅插图，画的是艾美张大嘴巴狠狠地撕咬着一个人的小腿，那样子真是太爽了（图一，173页）。在我的彩色绘本《姆明建房子》（Moomin Builds a House，Enfant，2013）中，可以看到身穿黑裙子的艾美狠狠咬着一个消防队员的腿，他大叫“哎哟，救命！”；艾美撒腿就跑，那个消防队员在后面边追边喊着：“敢咬消防队！”（p.13，图2）毫无疑问，在姆明谷的居民中艾美是最勇敢、也是最可爱、最调皮的小坏蛋。托芙曾这样讲述艾美存在的必要性：“你看，她多么实际，多么有用。我需要有人来平衡姆明家庭那种无助的多愁善感。如果缺了她，那就只剩下毫无批判的纵容和默许。”的确，在专门为了逃离现实世界而创造出来的姆明世界中，怎么还能没有批判性和反叛精神呢？怎么能够还是一片无奈、无助的哀叹呢？对于我们所痛恨的坏蛋、所悲愤的事情，怎么还能听不到抗议的怒吼呢？

图一 选自本书173页

图二 选自 Moomin Builds a House，p.13

卡尔亚莱宁对艾美的进一步解读更有意义：“在姆明谷的居民中，小美与永远善良、善解人意的生物形成重要对比。小美好斗的天性是一种自我解放，是每个人（包括那个“看不见的孩子”）都需要的、能够使自己被看见的特性。一个人必须有敢于发怒的勇气，才能真正地存在，在鱼龙混杂的人群中做真正的自己。”（175页）她在这里提到的那个“看不见的孩子”出自1962年出版的第七本姆明故事书《看不见的孩子》，托芙说它是一本“儿童短篇故事集”，讲的就是那个孩子只有通过敢于生气、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才能开始慢慢拥有自己的面庞——才能成长起来，成为自己。书中用了一幅插图，艾美斜着眼睛，竖起手指，对着那个没有面庞的孩子愤怒地说着话，肯定是对她说要敢于生气、学会斗争。卡尔亚莱宁说在这个“看不见的孩子”的身上有托芙自己的影子，因为她在笔记中写过“就像看不见的孩子一样，我也学会生气，并表现出来……希望我自己也能逐渐长出自己的面庞”（265页）。事实上，托芙从小就不喜欢去学校读书，不愿意讲上学的经历，也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因此，艾美说的那些话就是她希望对自己、也是对所有的小读者说的话。在今天不断被人们讨论的幼儿园霸凌话题中，艾美这个形象应该被重视了；如果我是幼儿园老师，一定会把艾美画在操场的墙壁上，旁边写着：“你不要害怕！”“我要大声喊啊！”

托芙创作的姆明家族故事虽然早就结束了，但是姆明的形象一直没有停止出现，就像童话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姆明一族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现在重新看回我和行远手绘的那些姆明人物（图三、四），仍然感受到那时候的心情。2005年是姆明系列第一部作品《姆明们和大洪水》诞生六十周年，芬兰姆明公司决定将“姆明的生母”托芙·扬松的生日8月9日定为今后每年的“姆明日”，以纪念”托芙·扬松和她创作的这个将爱与自由以及热爱生命的主张带给世人的姆明。

 图三 姆明一族    李行远  手绘

图四  姆明一族    李公明  手绘

我相信姆明和艾美的故事会继续流传下去，只要在森林里还住着白白胖胖的姆明一家，只要姆明谷仍然宁静、芬芳，只要还有大人或小孩会说：“我不是河马，我是姆明！”“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种点土豆，做几个美梦。”“在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个伙伴的时候，我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姆明的故事不是治愈的故事，而是因为“冬天要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迷失的灵魂需要倾听”，因为还有人要像姆明和艾美一样拥抱自由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