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数量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0，创出了历史最低。出生人数和结婚数也创出战后最低。2023年不包括外国人的出生人数同比减少5.6%，降至72万7277人……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5日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数量的总和生育率（日本称“合计特殊出生率”）仅为1.20，创出了历史最低。出生人数和结婚数也创出战后最低。因对未来不安和价值观变化而对结婚和生育犹豫不决的年轻一代正在增加，少子化难以遏制。
日本的出生率从2016年开始连续8年下降。此前的最低值是2022年和2005年的1.26。从各年龄段的出生率来看，降幅最大的是25～29岁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1.0岁，首次达到31岁。生育年龄呈上升趋势。
按地区来看，出生率最低的是东京都，仅为0.99。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跌破1的只有东京。埼玉、千叶和神奈川等东京圈3县均仅有1.1水平，呈现出城市地区较低的倾向。最高的是冲绳县的1.60。47个都道府县均低于上年。
2023年不包括外国人的出生人数同比减少5.6%，降至72万7277人。出生人数连续17年低于死亡人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而得出的自然减少达到84万8659人，比上年增加5万人，人口减少速度正在加快。
出生率的下降受到了不婚化和晚婚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日本2023年结婚数量比上年减少6.0%，降至47万4717对，是战后首次低于50万对。在非婚生子女较少的日本，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出生人数。尤其会拉低2～3年后的出生人数，少子化现象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难以逆转。
2021年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与2015年的调查相比，回答“打算迟早结婚”的男女未婚者比例均减少了近5个百分点。从回答“结婚后应该生孩子”受访者来看，男性减少20.4个百分点，女性减少30.8个百分点。
部分人是由于育儿和教育的经济负担而不愿意生孩子或生第二个孩子。在双职工家庭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完善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环境也成为课题。
日本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藤波匠指出，“首先应改善低工资和非正规等年轻人的就业环境”。
日本30年花了66万亿，仍未改变少子化
日本少子化仍未得到遏制。6月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23年总和生育率（日本称：合计特殊生育率）创出历史新低。2024年是政府首次采取少子化对策以来迎来的第30年。迄今为止投入的相关预算累计超过66万亿日元，但仍然看不到生育率止跌反弹。
日本政府制定首个综合对策“天使计划”是在1994年。契机是泡沫经济下的1989年生育率创出当时战后最低纪录的“1.57冲击”。当时出台了设立育儿休假津贴、扩充托儿所和实施延长保育等7项重点措施。
2003年实施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12年实施了《儿童及育儿支援法》等，2023年组建了儿童家庭厅。
从少子化对策的相关费用来看，按国家的最初预算计算，2022年度为6.1万亿日元，与10年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儿童厅在2023年度预算中包括少子化对策在内获得4.8万亿日元。可追溯的2004年度以来的预算总额超过66万亿日元，约相当于同一时期公共事业相关费用(仅一般会计)的一半。
2005年降至1.26的生育率在2015年一度回升至1.45。之后再次呈现下降趋势。出生人数也持续下降，与制定天使计划的1994年的约124万人相比，2023年降至减少约4成的水平。
过去的政策主要是支持结婚生孩子后的育儿。完善托儿所对于减少待入园儿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未能推动生育率改善。
作为经济上的支援，日本政府持续发放儿童津贴，但大和总研的主任研究员是枝俊悟表示：“作为提高生育率的对策，向众多家庭发放现金的做法，相对于投入的财源，取得的效果不佳”。
通过《日本经济新闻》的独立调查，生育率无法改善的其他原因也浮出水面。
《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以约5000名读者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结婚和生育的阻碍因素，很多受访者提及“经济负担”（71.3%的）以及“兼顾工作的困难”(62.3%)。有40多岁的受访者表示：“在提高公司生产效率的名义下，夫妻双方的工作量均在增加，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年富力强的这代人缺乏宽裕时间。
另一位40多岁的人士称：“本来就因为经济问题而无法结婚”，还有人对结婚本身感到犹豫。三菱UFJ研究咨询公司的首席研究员矢岛洋子表示，“由于近30年来实际工资下降以及子女抚养扣除制度的废除等原因，日本的育儿家庭的环境与欧美各国相比变得更加严峻”。
在调查中，近1成的人回答“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想生育”。改变生育适龄世代的意识并非易事。
日本政府将在2025年度扩大夫妻双方休育儿假的津贴，并鼓励男性获得育儿假。为了避免政策的反复落空，需要对少子化对策进行验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经中文网”（ID：rijingzhongwenwang），作者：日经中文网，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