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辰:由于中美两种语境间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一些哪怕是平移到美国语境里也根本无可指摘的事实很容易被歪曲或断章取义,从而形成误导效果。

近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议员提出针对以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两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国内知名生命科学集团“药明系”的限制性法律草案,一些美方专业人士也为之添油加醋。4月19日,美国国防承包商SOSi的知名中国分析师、2021年几乎被提名为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James Mulvenon(中文名为毛文杰)针对药明系发表基于公开信息来源的所谓长篇研究报告,指控其企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建议美官方要求药明康德进行强行卖出。

毛文杰在个人网站上发表的该报告《The Wuxi Group》(Wuxi是药明系英文名的首个单词)长达28页、共有近45个脚注,历数药明系所谓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军方的紧密联系,并把药明系所有高管照片、姓名以及运营实体联系电话一一列出。他在如此一份煞费苦心的报告上却不按西方同类报告惯例披露自己的工作单位、资助这份报告的资金来源或有无潜在利益冲突等关键信息。4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特设”委员会在推特上公开散发宣传该报告,近一年来因美方打压股价已接近跌去一半的药明系再次受到压力。

在针对中国企业的遏制、围堵、打压里,最“严重”的指控当然是中国企业与中国军方的所谓联系。毛文杰为此专门开辟了长达三段的章节,并冠以“药明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军工复合体”(The WuXi Group’s Ties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小标题。

该章节第一段里首先宣称,药明系和中国军方有“无数”的人员互动,但给出的首要“证据”却是药明生物CEO、化学工程博士陈智胜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曾于2019年一同在清华大学讲过课。但据清华大学新闻网报道,两人之所以会一同给清华大学的学生讲课,是因为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而且在生物医药领域都颇有建树,所以才被邀请到《化学工程与高分子科学导论》课堂给在校学生授课,且该课程广泛“邀请校内外产学研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面向大一学生讲授”。而毛文杰这位专业从事中国研究的国防承包商工作人员却毫不提及这些背景、只说“共同授课”。

毛文杰紧接着在第一段里把2007年开始设立的“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当成了该企业“军事联系”密切的证据,称该奖项不仅被颁发给了来自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人员,而且“管理委员会”里也有中国军方人士。

但公开资料显示,一年一度的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迄今共有287位优秀科学家获奖,仅有3个人(曾)供职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占比只有1%。更重要的是,这三位科学家获奖是因为在寨卡病毒、艾滋病和药物临床前药理毒理学的贡献,而这些贡献都是公开可查的,其中有的贡献甚至是发表在《科学》《自然通讯》这样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

至于毛文杰报告中宣称的药明康德“管理委员会”有中方军方背景的人,事实上是他首先将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的“管理委员会”误写作药明康德企业的“管理委员会”,然后再是将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的“评审委员会”误当作了“管理委员会”——换言之,他指责的这些“问题人士”只是奖项评委而已。据从公开信息统计,评审委员会里毛文杰提到的第四军医大学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人员,在历年评审人员里占比仅为7%。而且这些人都是为生命科学、公共健康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资深中国科学家,毛文杰也根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人从事过他声称的“生化战”或“军民两用”方面的研究。

毛文杰还指责药明系工作人员曾与军队科研人员共同署名发表论文,但他所举的两篇论文分别是《醛类消毒剂在内镜器械表面残留量测定》和《LC-MS/MS生物分析中试验样品再分析失败后的调查和解决方案》,根本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或“生物战”内容,更何况美国军队科研人员也与非军方(例如高校和营利性企业)科研人员合作发表论文。

在“军事联系”部分第二段里,毛文杰把多年前药明集团和一众中国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个体荣登我国“新药重大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三五”总体组名单一事,当成了“黑材料”,理由是总体组名单里既有供职于企业的专家,也有第四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机构的专家。

什么是“新药重大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公开信息显示,该专项针对的是“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肺结核、病毒感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等等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10类(种)重大疾病”。这一科技重大专项成果除了惠及我国人民,还已经进入包括欧美在内的国际主流市场治病救人。可毛文杰却对此不置一词,而毫无根据地把这个科技重大专项“十三五”总体组描述成“非常可能领导军民两用研究”,进而声称企业存在“军事联系”。

在该部分第三段里,毛文杰指责,有三家名称里含有“军民融合”或“军工”字样的国内基金从公开买入药明康德股票,因此这也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支持药明系的“铁证”。然而,这三家基金都是专业基金公司设立、职业基金经理运营、投资于二级股票市场、向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开放的公募基金(美国称“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公开数字显示,我国有约七亿“基民”,他们投资的即主要是此类公募基金。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二级股票市场,都有针对各种投资主题(如半导体主体、医药主题、消费主题、互联网主题等)的此类基金。这种基金根本就不是政府或军队设立的支持企业的工具。

此外,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以及公募基金每季度都要公开披露大量信息,所以也可通过公开信息了解这三家基金持仓交易药明康德的情形。被毛文杰点名的三家基金,其中两家在药明康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发”时各自了申购三百万股,但由于当时申购的投资者太多,这两家基金与申购成功的其他投资者一样,分别只成功买到了4,741股、价值一万四千美元,并且在一个季度内很快卖出。另外一家基金持有药明康德最长也就一个季度,价值也仅18.5万美元,且该基金虽然自称投资主题为“军民融合”,但曾经有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只持有食品饮料、银行、以及医药生物股票。毛文杰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分析师显然缺乏有关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知识。

综上,毛文杰所谓药明康德有着“军事联系”的指责全部都是建立在歪曲基础上的“连坐式”栽赃陷害,即只要中国企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哪怕出现在同一个屋子、在同一个专家组里短暂临时共事,都能构成他口中的“军事联系”,并据此声称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也就必须因此对中国企业展开制裁。他还赤裸裸地在报告里写道,近期,在所谓美方“监管压力”下,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困境”,是一个“及时的提示”,因为企业的”全球活动都容易被美国打断”。

笔者将上述内容细致梳理后形成长篇英文文章后,在有着近一万四千名订户的英文新闻信Pekingnology发表,并在个人推特也进行了传播。来自英国《金融时报》、日本日经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单位的人士在推特上也对笔者的系列推文公开点赞。笔者的推特帖文的点击量也超过了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特设”委员会为该报告鼓噪的推文。

5月,笔者应邀到北京大学为主要来自境外特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的在校硕士生讲座。我将上述分析内容与同学们分享后,课堂里一片哗然。外籍同学表示,经常从美国看到所谓中国企业的“军方联系”,一些指控看上去似乎像那么回事,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具体案例里深入每个脚注考察之后竟是这样,一位外籍同学在讲座结束后更表示“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一位在美国涉华政策舆论圈层颇有影响力的青年朋友随后给笔者来信,半开玩笑地说“我希望你从药明收到钱了,因为他们正在花费数百万美元游说”(i hope you're getting money from wuxi, bc theyre spending millions on lobbying right now)。虽然笔者事实上与“药明系”并无联系、也不能核实他关于游说的说法是否属实,但这条信息却让笔者对此类情形有了更多思考。

在对中国企业的指控引起美国立法者和政府关注、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之前或同时,往往有来自智库、咨询公司甚至是国防承包商的长篇报告。这些报告通常看上去十分详实、有着很多“脚注”,且“脚注”内容几乎都是基于我国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这使得这些报告看上去似乎有很强的可信度。

面对此类报告,很多国内涉事主体往往不能及时知情,或是知情后不予公开回应,而即使是回应最为积极的往往也只是大而化之、笼统模糊的否认。其实,最理想的应对是在第一时间“见招拆招”,从“脚注”入手在事实和逻辑层面进行系统拆解,进行及时的、细致的、实质性的、技术性的“逆向工程”。由于中美之间、中文与英文两种语境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一些哪怕是平移到美国语境里也根本无可指摘的事实很容易被歪曲或断章取义,从而形成误导效果。以上述内容为例,毛文杰只说药明生物CEO和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知名科学家共同授课,却不提这只是很多场校友活动之一,就很容易误导不查找、核对原始信息的读者。同理,凡是有着“军民融合”字号的各种主体、活动、项目也都被一体纳入无差别“追杀”目标。

中国对外的外文传播渠道主要是官方外文媒体,而官方或非官方的智库、企业、咨询公司等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自主可控的英文传播渠道,这使得它们几乎都不具备自主深入美西方政策舆论圈层的传播能力,即使生产出实质性、技术性的内容也无法“抵达”目标对象,更遑论产生影响。而中国官方外文媒体往往也很难在第一时间有效为具体企业的长篇细致反驳提供传播渠道,并且很多时候也确实不宜这么做。

反观美国,知名研究机构、智库、咨询公司甚至企业里的专业人士,很多都有着很强的舆论动员能力,在其细分领域内甚至是个体“网红”。此外,他们所供职的单位也都有活跃的新闻信(newsletter)和社交媒体账号,并且与媒体和其他具有舆论动员能力的机构或个人保持紧密的互动。毛文杰在个人网站发表报告后,美国某个在全球涉华政策舆论圈层里有着二十万订户的新闻信很快进行了显著报道,国会众议院“中特设”委员会也随后进行推广,就是一个例证。

虽然国内通常将美国各种主体在中国企业以及其他涉华事务上的“合唱”和“协同”归结于所谓的“舆论战”,但笔者认为将其归纳为一个无集中领导的“生态”(ecosystem)里的分布式演进可能更为准确。在这一生态里,美国官方部门、民间基金会、企业等通过捐赠资助或购买服务等方式长期资助各类研究机构、智库、咨询公司,通过“赋能”而非“控制“让它们在竞争中自由探索、茁壮成长,塑造了整体上十分强大的调查研究、议程设置和传播叙事能力,再由强大的媒体等“加持”,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国际传播总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