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暨第二届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会议”在云南大理举行。参加此次会议的30余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吉首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昆明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或科研单位。
与会者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锋研究员和大理大学副校长何志魁教授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王锋副所长在致辞中认为，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定位要求的重要学术活动，体现了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和研究方向、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观照、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人类学研究三点希望。何志魁教授首先对全体与会人员到大理参会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大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概况。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在大理举行是大理大学推动新文科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开幕式现场
本次会议设有四个议题，分别为：“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与实践”、“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和“民族地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的议题中，共有6位发言人做了汇报。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认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关注“人化生态环境”这一研究对象，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在这一环境中也发生着显著区别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上述新情况的出现使生态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是客观真实的，也是研究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广西民族大学袁鼎升教授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中和范式是在生态适应范式的历史发展中涌现的，是生态适应范式的当代转换，它呈现的是包括人类生态在内的大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化运行的规律与目的、价值与功能，是与世界生态文明走向一致的生态人类学范式，是有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底蕴的生态人类学范式。云南社科院李永祥教授系统阐释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机制、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生态人类学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大理大学艾菊红教授研究了西双版纳生计方式变迁与族际互动，她阐述了传统与现代山区-坝区间不同民族的生计模式、物资交换以及背后的“力”，她认为生计方式变迁的情况下，族际互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原本民族互动模式并没有消失，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现在差序格局基础上不同共同体的族际互动模式，并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广西民族大学付广华教授认为人类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生存危机，人类学家哈拉维、罗安清、霍恩伯格等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对如何走出“黑暗的人类世”贡献了思想价值，此外人类学家还需要从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综合考量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舒瑜副研究员从“山水”与“景观”的理论对话出发，通过云南鸡足山的案例，结合《鸡足山志》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山水形势、山水中的家园、山水与生死观等方面的叙述力图呈现山水背后的宇宙论，她认为只有当景观被理解为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过程，并将人的生命编织到其形成过程中时，山水与景观才能真正构成对话。
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中，共有6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提出以“文明适应论”取代“文化适应论”，构建包含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审美、生态文明等视角在内的新型生态人类学理论体系，在方法上探索由整体性、历时性、系统性、现代性、建构性五个方面构成的“复合方法论”体系。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以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鸟兽尽”为切入点，探究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结构、功能、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区分，他指出，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系统产生的正面负面效益及其运行机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因而生态恢复的方略、手段和技术也应将其充分考虑在内。中央民族大学龙春林教授通过传统养蜂、红花油茶、名木古树等案例详细地呈现了高黎贡山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指出这些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当今大量生态文化和传统生态知识的快速消亡，亟须进行抢救性研究，提出保护和利用的对策。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讲述了内蒙古地区的几个生态移民案例，呈现了生态移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她认为，尽管生态移民工程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但也有效减少了草场的种群数量，减轻了草原负载力，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在现代性背景下，生态移民不失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云南师范大学崔明昆教授以“大树进城”现象为例对环境正义这种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大树进城表现了多方面的环境非正义：环境资源占有和分配的非正义、环境程序的非正义性、环境矫正的低效性等。西南林业大学尹仑教授讲演的题目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讲述了传统知识的概念、分类、调查方法，并通过中国的一个藏族村落和肯尼亚的一个部落，来呈现基于民族传统知识的气候行动如何展开。
在“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与实践”的议题中，共有9位汇报人发言。云南农业大学杜发春教授以科技小院为主题，介绍了洱海科技小院的集成和发展过程，并总结了科技小院的基本特征和工作模式，并以人文科技小院为例讲述了在洱海治理保护中发挥的作用。大理大学肖文教授从历史上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为视角，解读了大理白族绕三灵的起源、功能、范围等关键问题，他认为绕三灵本质上是对流域环境动态的一系列响应的集合，绕三灵应该视为文化在时空上的一个聚落。昆明学院梁苑慧教授梳理了稻作文化的起源，她认为稻作文化不仅体现的是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也体现人—水—稻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逻辑联系，对稻作文化的起源研究中，从技术层面来看，需要文化对其进行引导、推广、规范；从文化层面来看，则需要关注技术改进对文化的演进和变迁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云南社科院罗丹副研究员指出在哈尼梯田历时演进与共时存续的“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里，与稻作生计密切关联的多个农耕民族维持着以组织、制度、技术为合力以突破自然限制的精细灌溉垦殖机制，进而确保了梯田稻作复合生态系统的韧性与持续性。在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导向中，哈尼梯田的贡献不仅在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符号指述意义，更是“共生”这一人类愿景活态实践与检验的生动视窗。云南大学李艳波副研究员从外部冲击的视角研究了哈尼梯田，资本下乡、基础设施、经济收益都加速了香蕉种植的扩张，但加剧了梯田地块的滑坡坍塌和灌溉沟渠的荒废，加剧了地方性知识的消失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断层。贵州民族大学赵元梁副教授以清水江流域为例，研究了区域社会中的汉侗苗等不同族群围绕木材种植、采购贸易等建立起互嵌、共生的生态利益共同体，并总结传统生态文化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大理大学李娜老师针对目前非遗保护面临的提高保护资源效益、实现整体活态保护等诸多问题，在文化生态学视阈下，分别从非遗生境和非遗从业者角度独立评价，并结合已有的“非遗四级名录体系”中级别加本体系的受胁等级作为最终评定等级，建立了非遗项目受胁评价体系。贵州商学院周雪帆老师以梵净山区域内的乡村为案例，展示了“生态-政府-文化-市场”四维治理框架，分析生态、政府、文化、市场四方面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范明明助理研究员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案例，总结了牧区人地关系的特征，即随着牧区人口的外流，生态压力呈现向牧区累积性内聚的反向流动趋势，并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成本、制度、自然和消费机制。
在“民族地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中，共有9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新疆师范大学罗意教授通过探险家关于生态环境、人群、生计方式与经济体系的记录和描述，试图建构绿洲生态环境与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关系，并分析其如何形塑了开放与封闭的绿洲社会，探讨生态人类学在绿洲社会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云南大学张海超副教授讲述了河口县瑶山乡的种植结构变迁，呈现了从旱稻种植的式微，到香蕉种植热潮的出现，再到旱稻的回归与逆袭的整个过程，认为旱稻的回归更多还是一种适应了当下国家在场、市场经济和生态保护潮流现状的新生。厦门大学卢成仁教授以一个有机农场的人与微生物关系为例，尝试呈现中国人类学跨物种民族志研究可以共享、对话的本土分析概念与分析框架，即将心态秩序转变为包含人与非人生物关系的双向度概念，并将“生态－人文生态－心态”的“三态论”作为共同分析框架，为反思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新的路径。大理大学房以好助理研究员通过滇西北地区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民族语言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有助于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至关重要。内蒙古社科院乌尼尔副研究员提出，生态文明是创建当中的文明形态，并没有具体的社会现实可供作为田野，可以尝试以“脑机接口”的形式，以“共同体思维”作为其实践路径，探讨生态文明“落地”的可能。大理大学李陶红特岗研究员聚焦于云南盐井的柴薪议题，从文献、口述史、田野调查呈现了盐井与柴薪问题相关的天灾人祸，认为盐井地在天灾人祸面前建立起来的生态维护体现出更多社会能动性与社会韧性的要素。内蒙古大学陈红讲师通过对内蒙古巴音淖尔市乌后旗骆驼产业调查及对当地牧民家庭的访谈，还原了骆驼产业发展推力中的多行动主体的动机、目的与共识，并探讨了区域现代化特征的形成过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互构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李晨升助理研究员探讨了大卫·哈维的剥夺式积累理论及其对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影响，分析其对中国环境生态政策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并探究其推动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翟淑平助理研究员通过对清末发生于巴塘地区的“寻找白马岗”事件的梳理，分析了藏族文化中的圣地观念、堪舆术、地理认知系统等，在此基础上呈现藏族对于生态、生命等基础问题的观念。
在圆桌讨论环节，参会学者们从生态人类学的区域差异性、生态人类学的应用性、多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知识生产和学术话语的自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角度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主任舒瑜副研究员进行了会议总结，对参会专家和学者表示感谢，并期待大家在未来继续围绕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进行持续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