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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展览开幕的那天，很多来现场的朋友们都会和我说‘祝贺’。当时我也在想，该祝贺什么呢？”

在香格纳画廊位于上海西岸的办公空间，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的会客室是一间敞亮的白色屋子。

他坐在一张通体漆黑、长满棱角的沙发上，用平缓的语速回应着各种问题。身后的墙上挂着风格或抽象或具象的巨幅艺术作品，午后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向面前的地板。氛围挺放松，和预想中一位当代艺术画廊主的某个寻常工作日的状态没什么两样。

劳伦斯手里拿着一本香格纳20周年时出版的纪念画册。画册很厚实，达到了1000页，装帧设计和这个房间的风格有点相似，白色、简洁、没有过多的文字，只有一些代表年份的数字被或浅或深地印在封面上。

那些年份串联起来的故事，没法用三言两语说尽，它们记录着眼前的这位瑞士人，自1996年开始，从上海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的二楼起步，开创并耕耘中国最早当代艺术画廊的各种历程。

其中那些用黑色加以突出的年份，自然代表着对于劳伦斯和这家画廊来说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若是粗略地去寻找这些节点的共性，它们都和“迁徙”有关。

劳伦斯用手指挨个点着那些年份：“在这一年我们搬家了，这一年没有搬，然后搬，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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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见到劳伦斯是在对话的几天前，在香格纳画廊为告别上海西岸时代而特别举办的快闪展览—“十年：香格纳在西岸2015-2024”—的开幕现场。

这是一次有点被动的告别。因为租约到期以及土地管理方未来规划的转向，龙腾大道2555号，这个聚集着十数家画廊和艺术空间的艺术区将被拆迁腾退的消息，正在加速变成现实。

这种现实的到来，呈现为一种真切的决绝和速度：几台挖掘机开始不停不休地工作，它们截断道路，翻开土地。树木被一棵接一棵地剖了出来，接着又迅速被扎捆、挪走、消失在视线里。

等到了快闪展览开幕当日，一天前还列在屋前的林荫路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房舍和遍布砂石的土地。在这个刚刚步入夏天的时节，太阳还没那么灼热，只是眼前这个曾经绿荫掩映的艺术聚落，一下子看着有点陌生，像是一小片在秋天被收割后的田野。

香格纳这场以“十年”为主题的展览，地址选在了画廊同样位于西岸的仓库。遴选自过去十年间的60多件形式不同的艺术作品，被按照年份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大大小小的画作像层叠的爬山虎，铺满了四面的墙壁。

和屋外摧枯拉朽的轰鸣作业相比，展览在略显局促的空间中，似乎是在尽力留住时间的浓度和分量。轻声细语的观众需要不断踱步、仰头，才能把所有作品逐一看真切；而那些高悬的作品，也像是在无声地俯视着地面的周遭，对过去十年里那些灵感闪现的时刻，做着紧急的独白和告别。

劳伦斯站在展览的大门口，一边和不断走上前来的观众寒暄，眼睛又不住地看向几步之外、土石堆积的搬迁工地。“你问我现在什么感受？我其实也说不清楚”。

在现场，每个人都会问他画廊下一步会迁往何处，他看着有点疲惫，笑笑走开了。

在黄浦江西岸这方面积不大的区域，香格纳画廊几乎度过了创立后的第三个十年，而劳伦斯也在此间跨过人生的六旬。虽然有不同的艺术空间陆陆续续地来了又走，但这块由小楼和平房组成的艺术聚集地，始终被视为一个更大艺术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如今随着这个小小群落在规划版图中集体退场，在不同城市的发展故事中曾反复出现的宿命故事再次重演：以探寻和塑造潮流为使命的艺术，就像色彩奇异的草木，最初能为城市的某个边缘地区迅速注入灵秀和锐气，而随着那个边缘逐步转为中心，代表幽微之美的草木又往往会退为更大洪流的牺牲品，重新开始蒲公英式的漂泊。

但每一回曲终人散之后，艺术和它曾驻足的城市生态之间，能留下什么联结？是个答案始终模糊不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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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画廊的搬迁就是一个过程，其中也没有什么‘对立’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结果。”

坐回到他的会客室，劳伦斯的眼神里已经看不到倦意或惆怅，转而换成了一副准备向前看的态度。我们所在的这个洁白的房间，不久后也结束它的使命。劳伦斯已经计划在月底临近之前，将画廊从西岸彻底搬离。

就在这间屋子的隔壁，香格纳还在同期举办另一场展览：艺术家苏畅的雕塑个展“让时间穿过”。

密实巨大的灰色砖石，和苍白粗糙的石膏雕塑，或疏远、或纠缠地出现在上下两层的展厅中。那些沉默的装置，就像被落在河道里的遗迹，本身并不喧哗，但在它们之间疏阔的空间里，却似乎能感觉到正有能量巨大的洪流，层叠潮涌、呼啸而过。

劳伦斯很喜欢这个展览：“石膏是不那么坚固的东西，它比较柔和、易碎。其实这种材料和西岸这个位于河边的位置、和当下这个时代的意境也挺契合的：河水不停在流动，会一直改变着在它周围的风光和景物。”

房间一角的空调突然开始滴水，他不得不起身去调整设置：“这么多年了，它工作的时间也够久了。”那本十年前出版的厚厚画册，白色的封面上也已显现出淡淡的斑驳。时间似乎在提醒，它总会以自己的方式，留下经过的印记。

如今，劳伦斯还总是会回想起画廊生涯的起步阶段，那段需要花费周折给藏家邮寄幻灯片推介艺术作品的岁月。仿佛走过从无到有的经历，对于继续迁徙的前景，也不至于太过悲观。

“如果当初把画廊开在美国或者苏黎世，其实不一定那么有意思。在中国，你总是会感觉在经历一个特别的时代和特别的地方。”

我问劳伦斯，三十年的工作历程中，有什么变与不变？经历了很长的沉思之后，他回答，他在今天会感慨和很多艺术家的合作仍然比较稳定，即便经历多次搬迁，画廊的不少员工也依然没有离开。

“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现在我们都老了，大家还是在一起工作。这可能也是我喜欢在中国生活的原因之一，它会不停地变，但也有不变的东西。”

“漂与留”似乎一直是与艺术相伴的宿命。但在不断为栖身之地寻找土壤的迁徙中，艺术的价值不再仅仅来自于变成巍然不移的东西，而同样来自于它作为一种“无用之用”，和一路同行的人们合而为一。

劳伦斯说，做画廊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上班下班的工作：

“它像是一个‘办法’，让你可以自己靠着自己，在一条小路上过日子。和艺术打交道对于我来说，就是找到理解、体会这个时代的感觉。”

对话劳伦斯•何浦林

“当下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方向”

FT中文网（以下称FTC）：香格纳在西岸这边工作了十年，现在要离开了，心里会有遗憾吗？

劳伦斯•何浦林（以下称LH）：会感到很可惜，毕竟西岸这里已经培养起来了很好的艺术氛围。

其实从最开始来到这里，（我们和土地管理方）说好的使用年限就只是五年。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么好的位置，周围有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和博览会，当然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做好的展览。

当然，我们也一直会梦想能有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拥有一个可以长期落脚的空间、一个可以长期保留的仓库，对于画廊来说肯定会更好，那样画廊的存在和发展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FTC：怎么看待画廊这种总要不断面对“漂流”的状态？

LH：我肯定不会喜欢这种状态。但艺术的生态就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变化太快太急，会没有安全感；但有的时候环境过于舒适稳定，可能也会导致停滞和固化。

FTC：在这时间里，您的工作日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LH：为画廊寻找新地址、做展览、和艺术家交流，都在一起了。

FTC：在目前需要处理的事情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

LH：（沉思）就是寻找方向。

可能性很多，但也代表着选择会更复杂。比如，选址的时候看到很大、很漂亮的空间，我们就会思考，未来画廊的规模是不是还要做的很大？还是要把画廊的规模缩小些？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稳定，很多事情也不那么清楚，这就是这个时代真实的状态。不光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方向，都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FTC：在这中间有没有想放弃的念头？

LH：现在肯定是比较累的阶段，但也是很有意思的阶段，可以真切地去感受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但不管多忙多累，目的肯定还是希望画廊继续做下去，艺术家、藏家和工作人员可以继续一起走下去。

做画廊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上班下班的工作，但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像是一个“办法”，让你可以自己靠着自己，在一条小路上过日子。和艺术打交道对于我来说，还是找到理解、体会这个时代的感觉。

“没有商业，艺术肯定会很难，但市场不是最后的目的。”

FTC：您觉得自己的性格和画廊主的这个角色是很契合的吗？

LH：不一定（笑）。

至于性格里的优势和劣势，我觉得更应该让别人来评价。或许我不会用那么短期的视角考虑问题；我也会不停地怀疑自己、反思看到的东西。这可能也对画廊这个工作有点好处，可以更认真去思考一个作品是不是真的好。

FTC：上个月您在北京重启了香格纳空间，也参加了在艺博会和画廊周北京的活动，这次北京之行有什么新鲜的体验和发现？

LH：艺术生态肯定是在发生变化的。尽管近期我们画廊面临了一些挑战，但这些问题更多是孤立的，可以说，我们自身的调整和变化比外部世界更为显著。

这次北京画廊周上的气氛很不错，我觉得衡量一个艺术生态的好坏，有商业的维度，也有艺术创造力的维度，好的情况是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好的艺术作品终究应该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FTC：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继续保留北京的空间？未来打算怎么分配在北京和上海的时间？

LH：毕竟在北京做了这么多年，那个空间也也很漂亮，就不那么容易放弃了。

我原来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北京，因为上海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未来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在北京。北京的艺术生态有它富有魅力的地方，在北京可以做很有意思的艺术空间，好艺术家也很多，气氛也很对。对于香格纳在北京的空间，我期待它可以做好。

FTC：艺术生态的培育是一项漫长的工作，而现在也越来越能体会到，来自市场的挑战往往是很现实、很剧烈的。对于画廊来说，怎么做好这两者的平衡？

LH：这个很难。需要耐心，需要注意花钱。（笑）

对于艺术我可能会比较感性，而画廊的属性是商业的，没有商业，艺术肯定会很难。市场很重要，但不是最后的目的。

艺术家的创作需要时间，观众同样也需要时间。画廊的工作有时候并不是直接告诉观众应该买这件或者那件作品，而是把作品好好地安放在那里，给观众时间去思考，它是不是真的有意思。

“在今天的艺术环境中工作，不会再做‘大而简单的梦’了”

FTC：和三十年前“从0到1”去创办一家画廊的阶段相比，在今天维持运营一个成规模画廊的生存发展，两种挑战有什么区别？

LH：我会觉得原来做画廊更简单。

当然在当时是感觉不到这种“简单”的。三十年前的情况是，中国没有画廊、没有美术馆、没有双年展，在那时我听到更多的声音是“中国不可能会有画廊、不可能有艺术”。而我则会在心里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

那时我会更相信：“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会没有画廊呢？这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机会”。只要从零到一地慢慢做起来，中国的艺术就会发展，目标很简单、很明确。

而到了今天，艺术的基础设施在中国都有了。在今天的环境中工作，不再会做那么“大而简单的梦”了。艺术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有或者没有”、“东方或者西方”，而是要看具体内容的优劣。

FTC：中国与世界的彼此“观看”，曾经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当世界整体进入“逆全球化”的阶段，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影响？

LH：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大家都会各自关注各自的问题。

对于创作来说，封闭在一个岛上，不会做出好东西。西方的艺术有时候遇到麻烦，也正是因为它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不够多，只会关注自己的世界。但我仍然能看到，今天的中国艺术家们还是会关注这个世界的。

FTC：对于您来说，在今天判断一个“有意思”的作品，标准会发生变化吗？

LH：当然会不停地改变。

有些作品放在那里到第二天再看，就会觉得“看完了”。而有的作品会则会因为有“秘密”的东西藏在里面，可以反复地观看，不会觉得无聊。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就是在回应他所在的时代，表达出他自己的态度，艺术的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态度组成的。

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很多都有在国内和国外学习的经历。他们决定站在什么角度、怎么看这个世界，最终需要通过作品给出自己的回答。有的时候找到这个答案也不简单，需要花上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找得到。

FTC：您从三十多岁时来到中国创办画廊，一路走到现在的六十多岁，您看待画廊的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又是不曾变过的？

LH：（沉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和很多艺术家的合作仍然比较稳定，即便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是大家还是在一起工作。

画廊的员工，连负责厨房的阿姨也几乎都是一样的，即便经历了搬家，也没有改变很多。这可能也是我喜欢在中国生活的原因之一，它会不停地变，但也有不变的东西。我自己其实更喜欢稳定，比如我会一直穿一样的衣服，不怎么改变（笑）。

至于变化，或许原来我的胆子更大，但年龄的增长会不断影响我的判断和思考。所以我现在也希望把一些工作交给别人去做，而不是希望自己一个人从三十岁做到九十岁。画廊最终可以延续下去的，不是靠一个人不停地工作，而是靠一种精神。

FTC：未来的工作会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LH：原来我们画廊的规模小，也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所以要用“榔头”才能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力。现在不用再靠过去的方法争取关注，但是考虑的东西会更加复杂。

过去三十年里的很多工作，其实还是有不少是停留在表面的，比如把一个好作品挖掘出来，然后卖出去。但是艺术家究竟要表达什么？这个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它代表什么特色？它所反映的中国创作与世界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标注，均由香格纳画廊提供。本文作者及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