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年轻一代反思婚姻制度

5月31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当女性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要性行为……》的文章，探讨美国女性对于婚恋态度的转变。纪思道表示，他曾于今年3月发表题为《说“我愿意”的理由》的专栏文章，痛惜婚姻率下降，并指出有一半美国成年人现在处于未婚状态。出乎他意料的是，大量的女性读者认为异性婚姻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它纵容男性，把女性变成无偿劳动的仆人。

《婚姻故事》剧照

在《说“我愿意”的理由》一文中，纪思道表示，作为一位“结婚多年的浪漫主义者”，他为目前美国结婚率的大幅降低感到悲哀。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婚姻项目主任、社会学家布拉德·威尔科克斯（Brad Wilcox）在其新书《结婚》中写道：“我们的文明正处在变迁中，这是一个远离婚姻的时代。许多美国人保持单身，或选择同居但不结婚。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更多人选择保持单身而非同居。”威尔科克斯认为，今天约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可能永远不会结婚。对此，纪思道列举了婚姻制度的种种好处：调查数据显示，相较于单亲或同居家庭，已婚夫妇更加幸福，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寿命更长，养育的孩子更为成功，尽管也有很多例外。

威尔科克斯和纪思道相信婚姻将对个人以及社区（尤其是贫困和工薪阶层社区）带来益处，但他们也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更愿意远离家庭责任，享受自由，努力玩耍。这并非臆想，有着大量粉丝、发表过众多厌女言论的网红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曾表示：在西方世界，对男人来说，婚姻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对于美国的年轻女性，远离婚姻同样是一种解脱。她们不需要被做饭、洗衣等家务束缚；也不再需要为家庭牺牲职业发展。当女性的经济地位逐步上升，她们也不必被迫嫁给与自己在价值观上有着巨大分歧的男性。在文章结尾，纪思道写道，自己认为许多美国人依旧渴望结婚，但觉得自己在经济上不够稳定，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人。

但纪思道随即收到了大量的读者反馈，女性读者表达了她们对于婚姻制度的质疑。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性读者的评论获得了大量推荐，她写道：“通常来说，婚姻对于男性真是棒极了，但对于女性并非如此。妻子们无法从照料他人的职责中抽身，得到照料的一方会比没得到照料的一方更幸福。”推荐第二多的评论也来自一名女性，她说，当她和女性朋友聚会时，“我们都说，‘再也不会结婚了’。男人需要很多照料。他们有时简直就是巨婴。”

纪思道承认，男性和女性对于婚姻制度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但他们的价值差异却不仅限于婚姻。调查表明，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男性与女性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鸿沟越来越大。《经济学人》分析了对发达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后发现，年轻女性明显更青睐自由主义，而年轻男性则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保守。据研究团体Glocalities针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在2014年，55至65岁的男性是最保守的群体；而现在，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保守，这揭露出年轻男性的保守化倾向。数据显示，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有可能表示：“推动女性权利的做法过头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不同意这个说法。纪思道补充到，作为背景，男性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远低于女性，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在就业市场上苦苦挣扎，并且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

Glocalities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极右势力正在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那里找到沃土，这已经在影响选举”。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提出，共和党不必担心激怒女性选民，因为能用男性选民来取代她们。虽然性别分歧在政治领域最容易衡量，但布鲁金斯学会上周警告，这种分歧“也出现在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衡量中，指出了年轻人中一些更深层次，甚至可能更令人担忧的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大脑、教育和情商，年轻男性也需要获得引导，以适应这一转变。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表示，许多年轻男性仍然在寻找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里夫斯强调，女性运动有着明确的目标：在经济上独立，确保自己能自强自立，不再需要依靠男性。但男性目前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方向，这造成了一个危险的文化真空；缺乏一个明确的性别剧本（script），会带来迷失方向和随波逐流等危险，而诸如安德鲁·泰特、唐纳德·特朗普等保守威权民粹主义者，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们所展现出的男性气概并不是积极的，更像是在表演陈旧的、固有的男性气概剧本。在一个追求性别平等的世界，这样的男性气质展示显然是不合理的。里夫斯及其他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想法，包括招募更多的男教师，增加更多的课间休息，让男孩比女孩晚上学等。

在这些讨论以外，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许多年轻人开始转向虚拟世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虚拟男友/女友应用程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及各类选择。“别害羞，他肯定会喜欢你的，”应用建议道，“他知道如何让你振作起来，所以你不会感到悲伤或孤独。”但在这种及时性的、单向的情感满足背后，或许蕴藏着更大的孤独。需要承认的是，在分歧加剧的社会，过去的亲密关系和制度比以往更加需要直面长期存在的问题。

AI如何塑造威慑的未来

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机构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会如何影响危机决策？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在机器速度下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智库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6月10日发布报告《算法稳定：AI如何塑造威慑的未来》（Algorithmic Stability: How AI Could Shape the Future of Deterrence）。该报告用一系列危机模拟（战争游戏）作为实验方法，通过分析拥有10年以上国家安全经验的参与者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对手大国AI/ML（Machine Learning）整合水平情况下的危机决策行为，来研究AI/ML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威慑和战略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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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作者有三位：Benjamin Jensen是CSIS未来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海军陆战队大学（the Marine Corps University）高级作战学院的战略研究教授，Yasir Atalan是CSIS未来实验室的副数据研究员，也是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博士生。Jose M. Macias III 是 CSIS 未来实验室的研究助理，也是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的皮尔逊研究员（Pearson fellow）。该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

除了当前的政策辩论、国会证词、新战略以及确定、测试和评估标准的动力之外，还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即计算机算法将如何影响核大国之间的危机互动。此外，在既涉及恐惧和情感又涉及理性决策的危机中，经过改进的AI模型会将人们从边缘拉回来，还是将他们推向边缘？在核大国之间的危机中，人类和机器将如何互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CSIS 未来实验室在2023年初举行了一系列危机模拟（战争游戏），分析AI/ML将如何塑造威慑的未来。这些模拟以随机对照试验的形式设计，探讨了人类对对手大国AI/ML 集成水平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一因素如何影响危机期间的战略稳定性。

危机模拟的是两个竞争对手之间涉及第三方国家的危机，这两个竞争对手都拥有核武器和二次打击能力。演习中的敌对国家被抽象化，以消除对当前国际体系中敌对关系的偏见，从而减少（但不消除）混淆因素对游戏的影响。因此，危机模拟的参与者要选择如何应对危机，以及针对对手国家的作战网络（Coalition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即CJADC2）中的哪些要素。参与模拟的有29个人，每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国家安全经验。模拟场景涉及领土争端、持久竞争和联盟网络，其中包含了与危机升级相关的动态因素，重点关注低概率、高后果的外交政策事件。

研究得出了两大发现。首先，在所有模拟中，不同水平的AI/ML 能力对战略没有明显影响，而且在应对危机时，人们普遍倾向于尝试结合多种实力工具。虽然数据科学和使用AI/ML来增强国家力量几乎肯定会成为不久将来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但似乎有一些战略常量会在这种新技术出现后继续存在。即使机器收集和处理更多信息并帮助制定国家安全决策，外交、经济胁迫和影响力活动也将继续存在。AI/ML将增强战略，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也就是说，迫切需要开始培训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让他们了解什么是AI/ML，什么不是AI/ML，以及AI/ML 如何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为人类决策提供支持。

其次，随着各国有选择地瞄准对手的作战网络，各国在核武器阴影下的作战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尽管对升级风险的感知不太可能受到AI/ML 能力平衡的影响，但用于选择灵活应对方案的标准将发生变化。各国将需要在反制对手算法与确保不会蒙蔽对手和引发“死手”（dead-hand）风险升级之间取得平衡——“dead-hand”是苏联为发射核武器而开发的快速自动化系统。这种在军事目标选择中取得适当平衡的需求将为情报收集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因为情报收集工作可以了解对手国家如何在战术、作战和战略层面运用AI/ML的水平。这也会改变各国的军备控制方式，新的重点是了解AI/ML 能力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增强危机决策。

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

——拥抱实验和敏捷思维。美国国家安全界需要停止对“天网”以及其他与技术相关的威胁的担忧，开始构建应用程序，帮助人们在危机期间浏览已让工作人员和决策者不堪重负的海量信息。有必要在全球信息主导演习（GIDE）等既定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更多旨在校准如何最好地将AI/ML融入国家安全决策的实验。这些演习将各作战司令部连接起来，测试它们在危机和向冲突过渡期间通过AI/ML（即“人在回路中”）调节的无缝战斗网络开展工作的能力。每项全球战略发展目标都有助于整个国防部思考如何支持与新兴理论（包括联合作战概念和联合竞争概念）相一致的现代作战。

美国需要扩大 GIDE 系列，从机构间和联盟的角度审视危机应对。这些实验应描绘从国务院到财政部等不同行政机构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便通过汇总和分析数据做出更好的决策。从简单开始，清楚地了解每个机构如何处理灵活的威慑选项，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何评估这些选项，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在何处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加强战略制定和危机应对。

——参与战役分析。战争中永恒不变的是对信息的争夺，以及指挥官如何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利用侦察和安全行动来了解态势、预测变化并寻求优势。这种信息争夺战将在AI/ML 应用程序管理的复杂作战网络中进行，因此需要新的机动、安全和出其不意的概念。一个国家如何在削弱对手的同时保护自己的作战网络，很可能成为未来战役的真正决定性行动，也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先发制人”（schwerpunkt）。

国防部需要扩大现代战役分析的范围，探索如何与网络作战。这些研究应将历史战役见解与战争游戏、建模和战略分析相结合，着眼于平衡军事优势与升级动态。这些研究应评估现有流程，如联合规划和联合目标定位方法，看它们在以相互竞争的战斗网络为特征的战役中是否仍然可行。研究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既能加快节奏又能谨慎关注升级风险的新流程和新方法。 

——从开放天空到开放算法，就二十一世纪军备控制展开更广泛的对话。最后，有必要开始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军备控制是什么样的。对于未来的威慑而言，管理武器库存可能不如建立规范、制度和条约来管理针对敌对核国家现代作战网络决策和处理层的军事行动。

在危机中，各层级的软件都在寻求提高效率以加快决策速度，高级领导人有可能发现自己陷入了升级陷阱。对与预警和情报有关的关键系统的攻击可能会加速这种升级。各国越早携手绘制风险地图并建立共同理解的防护网，核对手之间无意或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些努力应包括第2轨和第3轨桌面演习和对话，为对手国如何处理危机提供信息。

这份报告在末尾也承认其研究的局限性。首先，危机模拟的观察结果仍然有限，可能会受到年龄、性别和每个参与者的国家安全经验类型的影响。其次，需要对结果进行更多的观察，不仅要分析已知与未知AI/ML 能力的平衡，还要分析风险认知和升级是否会在更多针对不同AI/ML 水平的处理（如“无AI/ML 能力”、“更多AI/ML 能力”等）基线上发生变化。未来的研究应该向更广泛的参与者开放实验，并比较普通大众与专家的看法有何不同。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模拟还应有更多的非美国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