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编辑：十一笔的GGB，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最近访问到了一个具有十几年从业经验的制衣工人（简称雷哥），他从2008年十几岁开始进入制衣行业，正如行业内流行的一句话“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称王”，雷哥现在已经是一个标准的老手了，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已经在康乐村混得如鱼得水。雷哥一再向我们强调康乐村是打工人的天堂，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堂，让雷哥一再懊悔自己没能早日进入？

一、康乐村：打工人的天堂

首先，康乐村是一个遍地是工作机会的地方。不同性格的人分别有适合自己的工作。耐不住性子的人、手脚麻利的人可以选择做毛货，毛货量大，一单可能就上万件衣服，且没有返工压力，对于想靠速度和数量取胜的人来说是最佳选择。质量货则适合倾向于慢工出细活的人或者是手脚相对不麻利的人，通常数量少、单价高。雷哥以他丰富的从业经验告诉我们“还是毛货赚钱。”另外，会制衣的人能找到工作，不会制衣的人也同样可以赚到钱。“五六十岁手脚不灵活的人，靠帮着老板剪线头都能赚到钱，不会做衣服，你就晚上帮老板打打杂、拉拉货。”

其次，除遍地是机会外，康乐的吸引力与其日结工资制也是分不开的。二者的结合带来了高自由和高激励，原本乏味的工作就成为一种高灵活、高自由的“经营”游戏，吸引着无数像雷哥这样的打工人。

“常换常新”的工作内容带来很强的新鲜感和对生活的主导感。工人往往前一天结了账，第二天重新来到招工市场。常规的劳动力市场仿佛调转了权力结构，一排一排举着衣服的老板尽力地招揽工人，而工人握着“主动权”，挑选着老板和今天的工作内容，这给劳动者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同时，日结的新鲜感与固定工厂日复一日的单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时间投入、工作内容，想多赚一些就做久一些，想休息就休息。

理论上的确不够稳定，但事实上康鹭充足的工作机会为劳动者提供了十足的底气，从而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制衣工人。对比起来，进厂虽然稳定，但重复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甚至是工作薪酬会让人产生极大的倦怠感，并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厂里的话虽然稳定但是很枯燥，实际上老板就是用一万块买断你一个月的时间。”

通常来说，选择接哪份工、跟哪个老板，都是制衣人将工作与自己的经验、个性、目标等因素匹配后做出的综合决定，丰富的从业经验早已内化成一种本能，使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最多的工作中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每天找工的时候，一看到衣服针脚很密或者单价高我就不会去，针脚很密意味着有质量要求，单价太高肯定也不简单，如果开到8块我就不会去干，四五块就大概率是毛货，我一般就找这种。”

然而每次都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和员工几乎不可能，因而康鹭的工人和老板都形成了灵活的就业和招工心态，这便是经营中及时止损的逻辑。工人一大早起来找工作时，会对工作内容、工作薪资等等有一定的心理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会退而求其次，依次让步，最后的心理预期可能就落到可以找到工作为止，不管怎么样，有钱赚总比没有好。

而老板刚开始同样会对招的工人有所要求，这个要求也同样可以一降再降。“老板早上会倾向于招整件工人，但要是上午招不到整件，下午就招工序了，并且他们还会尽量找夫妻工或者是女工，下午找不到人可能就退让了。他们老板也是很灵活的。”此时的老板和工人更像是两方经营者，各自握着筹码，希望在运气的加持下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运气欠佳，为了促成这单“生意”，会灵活地选择降低自己的交易条件，做出让步，大不了还有明天。

松散的工作关系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劳动场所的生产政治。在固定的制衣厂长期工作，工人之间、工人和老板之间会因生产效率的不同产生摩擦，这是计件制的副作用之一。即计件制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带来相互之间的竞争，且竞争的程度是难以控制的，进而会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共事则会进一步锐化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工作效率太高，而老板则希望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棘手的状况“在厂里要是做得多了，别人就会嫉妒你，做得少了老板也会骂你，同事也会笑你。”

日结工资就缓解了这一问题，工人之间还来不及形成竞争关系，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拿着老板结算的工钱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挣快钱”是雷哥对这种工作模式的概括，它无比贴切，人人都想着把今天的“快钱”赚到手，就少有精力放在谁比谁快上了。

最后，有张有弛的工作节奏营造了生活的“奔头”。这里的工作节奏是旺季拼命做，淡季躺平过。服装行业每年年头和年尾是旺季，中间是淡季。在年头年尾这五六个月的黄金时间里，制衣工人就会拼命赚得一件又一件的工钱。

雷哥给我们说了他的“封神战绩”：在前一天下午六七点找到这份工，从晚上7点开始做到12点一共5个小时，赚了453块，第二天早上6点开始一直做到第二天深夜12点，在18个小时里赚了2033元，第三天做了5个小时，赚了540块，28个小时平均下来一小时100出头。这个战绩被雷哥发到某社交平台，还得到了不小的关注，让他的人气一下子旺了起来。吸引力超强的即时奖励激励着制衣工人不分昼夜地赶工，做完一件衣服就意味着相应的工资到账，多赚一分就仿佛离自己的打工梦近了一步，对未来的憧憬全部幻化成手下的动作，不再需要额外的激励“平均每天七八百，能赚得到钱我根本睡不着，想要爬起来做。”

如此高强度的赶工月，工人不舍昼夜，老板更是利润翻倍，一两天几万块的收益早已见怪不怪。而像五六月这样的淡季，工人和老板的节奏都会不约而同地慢下来，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就上街闲逛，一个月赚个五六千块已经足够维持生活开支了，孩子在老家的夫妻工还能在七八月份回家陪孩子。老板同样如此，淡季开工也比较随缘，能赚就赚，不能赚钱亏点也无所谓。特别是疫情之前，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如果夫妻俩一起勤奋劳动，一年甚至能够赚到一笔首付的钱，老板的利润则更多，假设工人在旺季能赚十多万，老板最起码就能赚个三四十万。

另外，蓬勃的制衣行业也带动了这个地方的房租经济，大量的本地人依靠出租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康鹭片区对我来说是天堂，因为这个地方能体现我们打工人的价值。老板、打工人、当地人都能赚到钱。”

二、打工天堂背后的“快生态”

归根结底，康鹭片区生机勃勃的背后是一个“快”字，工人的工作节奏快、日结工资也代表了一种快速的工资结算方式、招工和找工作的灵活性背后也是快速匹配和快速交易。康乐的老板能做到日结工资，正是因为康鹭片区的“快生态”。

完整的产业链为“快”生产提供了基础，想要什么样的原辅料都能够在附近迅速找到，想要复制一个康乐村，其实并不容易，正如雷哥所说“只要中大布料市场、沙河、十三行在这里，制衣厂永远在这里。”

中低档的产品定位为生产排除了相当一部分提速阻碍。康鹭主要面向沙河和十三行生产，生产的产品许多就是雷哥口中的“毛货”。生产这类货物，工厂面临较少质量压力，工人也没有返工的压力，从而尽可能地把速度提到最优。

工厂出货速度快，客户资金回笼的速度也快，自然而然就可以快速地给工厂结款，工厂结款后也就可以立即把工资发给工人，因而整个市场是一环扣一环的状态，形成了短货期的生态。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阻碍，处于这一环节的人就会尽可能地排除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招人不顺利时，工厂老板会降低自己的要求，或者是通过提高单价的方式求得尽快招到工人，而当出现一个爆款，工厂因为人数不够导致出货速度追不上售卖速度时，客户为了顺利卖出尽可能多的货物，甚至会加钱给工厂聘请更多的员工。另外，加钱聘人还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小单”，小单提单价，老板还能承受得住，但要都是大单，就会超出老板的承受范围。

三、打工天堂的落寞

然而，雷哥告诉我们，现在康鹭片区渐渐也染上了颓势。一方面，康鹭片区开始旧改，空间的正规化反而挤压了原先由非正规空间带来的便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康乐街的改造，过去的“招工一条街”已经改为康鹭步行街，每天固定时段禁止车辆通行，鹭江球场被改造成了新的招工广场。然而，其中的问题是鹭江球场的规模毕竟有限，难以容纳原先的“招工一条街”的体量，另外，招工场地的形状也对招工效果有所影响。“招工的地方从街道变成球场，地方小了很多，现在晚上都没有招工了。原来在街道上，我们找工作就沿着一条街走下去，瞄一眼就对两旁老板手上的衣服清清楚楚，而变成球场后，人又多又密，人挤人很容易错过适合自己的衣服。”

另一方面，产业转移也是重要的原因。广州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之痛，服装产业如何转型、如何取舍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但康鹭终归只是广州其中一个服装生产片区，康鹭的落寞并不等同于广州整个服装产业的衰落，雷哥告诉我们，当前康乐村的工厂正在往土华转移，土华就是“下一个康鹭”。

并且，如何看待产业的转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粗放式生产、廉价的定位和低技术含量是否一定意味着需要进行整改和升级？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务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岗位，粗放式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也为低消费人群提供了低成本的所需，而只要需求在哪，市场就会在哪。“中国还是穷人多，毛货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划算的，毛货的市场是还没有饱和的。”关键是如何定义一个需要转型的产业？或者说，如何定义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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