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荷兰商人来到工业园，好奇地问：“我们在寻找合作伙伴，或者投资机会，你们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服务？”
马富涛（注：片中，人们都喊她莫托，因为她的英文名是“Motto”）热情地说：“你们是第一次来我们工业园吧，这里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工业园。工业园的二期工程将在春节后开工，并很快会完工。已经有很多人想租我们二期的厂房。这个工业园就像是一个小城市，里面什么都有。我们能自己发电，我们花了很多钱建变电站。管理人员差不多24小时工作，你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这里也很安全……”
这是纪录片《埃塞俄比亚制造》（Made in Ethiopia）中的一幕。6月中旬，这部呈现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经营的纪录片在第31届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进行了国际首映。
这部时长90分钟的纪录片由同为记者出身的余心妍和马昕默（Max Duncan）合作，历时4年拍摄，以三名女性为主线，讲述“当中国遇到非洲”的真实故事。这也是两位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埃塞俄比亚制造》首映后，两位导演接受我的采访，讲述了拍摄幕后的故事、以及他们为何从视频记者转型，追逐纪录片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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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之前的十多年，埃塞俄比亚的政局相对稳定，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当时，俄塞尔比亚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卖点包括低廉的水、电和工资成本，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以及进入美国和欧盟市场的有利条件等。
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非洲最有望成为下一个以制造业为重心的国家，中国投资者更是将埃塞俄比亚视为海外制造业务的目标国。当然，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埃塞俄比亚在认真学习中国经验，借鉴中国模式。马昕默注意到这一点，并不由地开始思考，他表示：“中国成功地让6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那么类似的工业化模式对于非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2018–2019年时，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相似。他们发展低成本的制造业，并以制造业为基础拉动经济增长。人们都在说埃塞俄比亚将会是非洲的中国。我发现这很有趣。”
在看过美国学者孙辕（Irene Yuan Sun）的著作《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马昕默的思路更清晰了。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由于愿意承担西方企业不会承担的风险，独立的中国投资者正引领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书中的这种乐观态度更令马昕默感到好奇，他决定要亲自去埃塞俄比亚看看。
马昕默“所以就去了一趟，类似去勘景那样。我见到很多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体验了亚吉铁路，从亚的斯亚贝巴乘坐到吉布提，我去了东方工业园区，参观了一些工厂，我甚至认识了在当地收塑料瓶、然后卖给回收塑料瓶的中国工厂的人。来自中国的投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并且，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重要，文化多元、人口众多、食物独特。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拍记录片的地方。”
马昕默把拍纪录片的想法告诉了余心妍，余心妍一直对“当中国遇到非洲”的题材很感兴趣，她的毕业短片拍摄的就是在广州生活的加纳人的故事。两人一拍即合，一起来到了埃塞俄比亚。
余心妍用“很多神奇的现象”表述她第一次到埃塞俄比亚的感受。“我们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处处生生机蓬勃，在那里的中国人踌躇满志。比如，那边有一家卢旺达菜市场，我走过时，当地人就冲我喊，‘姐姐，买扫把吗’，他们居然会讲中文！在那里，你基本看不到西方人，却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那里有做各种各样生意的中国人，包括大理石、摩托车零配件生意……我马上被这个神奇的世界吸引。”
刚到埃塞俄比亚时，两人也不知道要拍什么，故事在哪里，于是，两人花了很多时间和形形色色的人聊天。他们对TECNO这个手机品牌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在中国不常见，却在非洲家喻户晓，并且他们在埃塞尔比亚有好几家组装工厂……“在不知道拍摄方向的时候，就跟很多人去聊天，然后确定谁是你的拍摄对象，这个过程其实叫‘casting’。” 余心妍告诉我。
余心妍最终打动他们的是东方工业园的故事。东方工业园成立于2008年5月，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南部的杜卡姆市，由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投建，目前园区内有100多家民营企业。这个工业园是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建造的第一个工业园。马昕默尼描述：“工业园里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我们都觉得在这里拍出一部纪录片的机会很大。后来，有人推荐我们去找马富涛，她是工业园新上任的副主任，刚在这里工作了三、四个月。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看见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就是我们要找的拍摄对象。她很迷人，很有磁性，充满能量。你在影片中也看到了，她是一个踏实做事情的人，也是一个善于表达、非常幽默的人。再就是，她是东方工业园的管理人员，园区内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她有关。”
余心妍评价《埃塞俄比亚制造》中的马富涛：“她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有野心、有想法的人，她会讲很多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和阿姆哈拉语。她很擅长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她当上东方工业园的副主任之后，她特别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成功之处。她愿意和当地农民、官员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她相信只要彼此开诚布公，就可以加强互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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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制造》纪录片的官网这样介绍这部影片：“当一个庞大的中资工业园落户埃塞俄比亚的农村时，这个尘土飞扬的农业小镇发现自己正处于全球化的新前沿。这个庞大的工业园的中方负责人马富涛非常强势，她现在需要发挥自己的所有能力和魅力，来推动这个承诺要提供3万个新工作岗位的高风险的扩建项目。埃塞俄比亚农民Workinesh和工人Beti都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工业园未来的繁荣上。但是，当最初的希望遭遇痛苦的现实时，他们发现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一样，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随着三位女性故事的展开，《埃塞俄比亚制造》挑战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增长与福利、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
当我问两位导演如何确定影片的三位女性女人公时，两位导演分别向我做了解释。马昕默介绍：“决定跟拍马富涛后，我们开始拍摄她的日常工作，包括她接待来访者，带来访者参观工业园。这很有趣，因为这些场景同时介绍了工业园的运作方式。我们在拍摄中很快认识了其他角色。因为工业园大概80%的工人是女性，我们觉得拍摄女工很重要, 所以我们选择跟拍Beti和她的朋友们。工业园二期项目需要征用更多当地村民的土地，我们想呈现城市化这个概念，就去见了被征地的村民。于是，我们认识了女村民Workinesh。此时，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正向城市工人转变，城市工人努力转变为城市中产，而已经是中产的马富涛正成为国际商业精英。我们想让这三个人物代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并且，让处于不同阶层的女性相互映衬也是非常有趣的。”
余心妍告诉我：“为了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工作，我们不停地和她们聊天，问她们来自哪里，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住哪儿，赚多少钱，钱够不够花等问题……然后Beti和她的朋友们渐渐浮出水面。Beti很特别，她比一般女工受教育程度高一些，她懂阿姆哈拉语，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她很有想法，有自己的人生规划。Workinesh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心的村民。她很关注女性权益，意识到工业化可以帮助女性摆脱男性的支配地位，而她的老公不愿意离开农村，觉得没有土地种，就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这一家人很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确定了这三条拍摄线：工业园管理者马富涛、一个有着并非难以实现的梦想的女工Beti和她的朋友，Workinesh和她的丈夫、女儿。”
片中所呈现的三位女性的处境和憧憬截然不同。马富涛雷厉风行，竭尽全力推进工业园二期的进程，Beti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女工生活，希望能有所提升，Workinesh则期盼着政府许诺补偿给他们的土地。一些细腻的瞬间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工作了14年的马富涛说自己经常想到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父母和女儿来埃塞俄比亚住，她特别想念在中国的女儿；Beti自言爸爸早就去世了，说如果爸爸活着，可能会让自己上更多的学，她就不用在工厂里工作了。为了让三位女性敞开心扉，余心妍下了不少功夫，她告诉我，她经常会和对方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用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沟通，去代替提问。“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她们会放松很多。我们也不再是有目的性的去获得某种信息，而是真的想去理解她们各自的处镜和困境。”
这部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三位女性的处境和憧憬截然不同。马富涛雷厉风行，竭力推进工业园二期的进程；Beti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女工生活，希望能有所提升；Workinesh则期盼着政府许诺补偿给他们的土地。3
两位导演希望用《埃塞俄比亚制造》这部纪录片“揭开中国对非洲产生的历史性但却经常被误解的影响的序幕，并探索处于深刻危机时刻的埃塞俄比亚未来的命运。”
马昕默厌倦了那些非黑即白的报道。他表示：“某些西方人和媒体对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人总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不融入当地社会，不学习当地语言，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片中，马富涛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她有埃塞俄比亚朋友，并很真诚地关心埃塞俄比亚人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马富涛是一个融入进当地生活的人。再就是，有一些说法毫无根据：有人说在非洲的中国人不雇用当地人。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看到，中方企业雇用了数以万计的当地人。还有一种说法更荒唐，认为中国人把囚犯带到非洲当劳工，这完全是空穴来风。没有人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报道呈现两极分化，我们希望可以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和灰色地带，这也是我们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意义。看完《埃塞俄比亚制造》，观众自己会意识到，‘当中国遇到非洲’后，一些明显的积极的事情正在发生。与中国企业为当地人创造的就业机会相比，欧洲人或美国人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吧……这部电影既阐述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展示了其它影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合作发展的复杂因素。”
余心妍指出：“我们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探讨什么是繁荣，怎样让一个国家脱贫，以及这个国家在脱贫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等。我们在拍摄中了解到，跟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不一样的是，埃塞俄比亚其实是很主动地请中国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埃塞俄比亚已故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曾有这样一个愿景：借鉴中国模式发展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没有多少能源矿产资源，有的只是人力，很多年轻的人力，并且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如何在短短短的几十年内让这个国家脱贫？我理解的是，梅莱斯•泽纳维决定向中国学习，才有了后来的工业化的过程。”
马富涛（中）带领访客参观东方工业园片中，马富涛富有感染力的一言一行，也让观众感受到：她满怀信心，认为中国模式会给埃塞俄比亚带来希望。马富涛希望中国企业、埃塞尔比亚政府，和当地村民，都可以从东方工业园的扩张中获益，她在片中特别强调要实现“win-win-win”。余心妍解释：“马富涛说，她小时候很想穿公主裙，可那个时候买不到，但她现在随便上网一点就可以买到，她儿时的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在拉近，她就想，既然我们中国人做到了，你们非洲人也能做到。她对此充满期待。她很希望东方工业园发展好，为当地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谈到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支付给当地工人的薪资水平，马昕默特意对此做了一番调查。他表示：“我们2019开始拍摄时，当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大概每月是50美元。这样的收入比从事别的工作的收入高。比如一个年轻女性，她在当地餐馆、咖啡馆做服务员的收入可能只有工厂收入的一半。当然，相比之下，工厂的工作更辛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研究发现，如果算上中国企业给予工人的福利、奖励等，中国企业所提供的薪酬与其他外国公司差不多。”
但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内战、当地政府管理人员的频繁更换等，截止到纪录片拍摄尾声，东方工业园的二期依然没有大范围动静，更糟糕的是，因为通货膨胀，而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太多，工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蔓延，又令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在埃塞俄比亚，“当中国遇到非洲”的故事并没有那么乐观。余心妍讲述：“马富涛在片中说：经济发展是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的唯一方式，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呈现：尽管埃塞俄比亚借鉴了中国模式，但这个模式有很多水土不服的地方，比如内战。工业园建起来了，人们有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但内战让一切变的前途未卜。在我们拍摄的这5年时间里，当地货币比尔大幅贬值，假如你这个月挣了50美元，下个月这50美元可能只值40美元。没有稳定的环境，大家也没有心思在工厂里好好工作。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也不会变得更近。”马昕默分析中国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稳定和一些必要的制度，让人们觉得有保障，他们愿意先苦后甜，今天做些牺牲，是为了明天可以受益。”
“大概在2020年之前，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这也是中国企业喜欢到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原因之一。埃塞俄比亚的前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有点像邓小平，他有一个伟大的经济头脑，发展了该发展的领域，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并努力复制中国模式，在全国各地建起数家工业园。但过去4年，埃塞俄比亚的各种冲突不断，局势不明朗。投资者持观望态度的越来越多。”马昕默继续补充道。余心妍也再次强调：“很多非洲领导人有自己的智慧和远见，就像梅莱斯•泽纳维一样，他了解自己国家的优势和优势，所以他才会邀请中国帮他们进行工业化。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模式在埃塞俄比亚遭遇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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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拍《埃塞俄比亚制造》之前，马昕默和余心妍都曾是视频记者，都曾在北京工作。目前，马昕默在马德里生活，余心妍常驻华盛顿。马昕默告诉我，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注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看到在中国发生的很多积极的、非凡的变化，但同时也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马昕默是英国人，大学学美术，毕业后就前往中国工作。他在中国边教英文，边学汉语，后来成为路透社驻中国的记者。马昕默这个名字是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他说：“我很喜欢中国，在中国的那些年，我看到的一切都令人惊叹。我在中国生活了10年，然后我想重新认识欧洲，就来到了西班牙。我以西班牙为基地，到处旅行，拍新闻短视频等。离开中国后，我产生了拍长片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短视频的形式很有限，无法深入报道。如果你的目标是向国际受众展示某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复杂性，你就必须拍长片。”
马昕默和余心妍在拍摄工作现场在拍摄中，余心妍也深深体会到短视频和长片拍摄的差异，她表示：“拍短视频有这样的黄金法则，比如要拍一个广景，一个中景，一个近景……通常很有效率的去拍，然后将其剪辑成一个‘Sequence’。在拍长片中，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把镜头放长比较好，比如片中Workinesh的女儿让驴子背水的镜头大概得有一分钟。观众边看这个镜头边体会到她的痛苦，而新闻短视频里不太可能有这么多空间让观众能够对人物的体验感同身受。”余心妍自言她从拍长片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怎样筹集拍摄资金，怎样和国际团队合作。《埃塞俄比亚制造》是在丹麦剪辑的，在西班牙做的后期……因为有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人员参与，我们希望不了解中国企业、没去过埃塞俄比亚制造的观众看了这部纪录片也能懂其中的故事。”
如今，余心妍的报道范畴已不再局限于中国题材，而“报道中国”的经历让她成长很多。她感慨：“中国故事给我很多灵感，但我也希望拓展讲故事的领域。无论做什样的报道，都要保证报道的公平性、复杂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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