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生活在美国的任何人预言该国政府如今加于自身的财政困境，那么没有人会买账。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战时，每年的联邦支出和收入基本保持平衡。相比之下，2023财年的联邦赤字高达1.7万亿美元，超过了墨西哥的经济总量（世界第12大经济体）。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6月18日发布的最新预测，在本财年的前八个月，联邦赤字再次超过1万亿美元，到2024财年结束时，这一数字将接近2万亿美元。

这使得联邦债务大幅增加，目前总额已达34万亿美元，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即美国3.3亿居民一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高出约6万亿美元。如果算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债务，债务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倍。

其后果令人警醒。政客们喜欢用委婉的说法来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根据现在的说法，政府支出被称为“投资”。然而，政府支出挤走了投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4.8%的私人投资比2000年低30%。

与此同时，反映联邦政府财政状况和美联储印钞规模的美元购买力也在下降：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50%以上。

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美国政府今年仅国债利息支出就将接近9000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该预测假定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田园诗般的情景下），到2054年，债务偿还额将稳步增至约5.3万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的储蓄率为24%时，要维持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106%的水平已经很困难了，因此，要在今天3%的储蓄率下维持更高的负债水平，简直难以想象。

这场灾难由来已久。例如，1993年，年度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8%，债务“仅”为4.4万亿美元（那时看来似乎是天文数字），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儿戏。

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美国政府在近代的发展正是二战后美国的故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似乎是二战后最后一任明白以下原则的总统：福利国家、战争国家，以及采取减税措施却不以严厉削减开支为后盾，与财政上负责任的政府，或至少与合理规模的政府是不相容的。他的前任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曾为朝鲜战争提供资金，留给艾森豪威尔的联邦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短暂的例外，两党成倍地推高国防和国内预算。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将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高到19.6%；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21.5%；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21.8%；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21.9%；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24.9%（之后又回落到21.9%）；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31.3%（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乔·拜登（Joe Biden）总统将这一比重推高到31.7%，不过现在已经回落到22%。

1950年至1970年间，债务总额（包括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左右。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债务开始急剧上升。自那以来，债务总额增长了近5600%，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

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在冷战中期，尽管肩负着国际责任，再加上“新政”和“伟大社会”遗留下来的繁重问题无人敢于扭转，但政府领导人还是明白遵守财政纪律和控制政府增长的必要性。

从1947年到1966年，有12年实现了预算平衡，而其余时间的平均赤字率为0.07%，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执政的12年间（主要是敌对或部分敌对的国会），平均赤字率为4%，原因是国防开支增加，放弃国内约束（这是约翰逊“维持生计”时期的遗留问题，尼克松·福特总统改变了他们之前支持的大部分经济原则）以及受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观点（减税不会导致政府税收收益减少）影响的无资金支持的减税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先削减开支再减税的纪律一去不复返了。

新千年的到来进一步扭曲了情况，从2002年到2023年的20年间，年赤字率平均为5%，比名义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2%）高出20%。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赤字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最初预测的两倍，他掀起了支出狂潮，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则将其推向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