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权力之路：36面透视美国政治》为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者储殷对美国政治的基础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作者从美国的国家起源讲起，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视野下，全方位地分析了美国从建国到帝国形成的过程，以及宗教、种族、政党、社会运动等多维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错综复杂的作用。其中，尤以对美国总统大选运作机制的分析为特点，将其作为透视美国政治的棱镜，揭示出美国政治长期以来的制度性问题和局限，并探讨了一系列大众读者关心的问题，诸如身份政治、种族平权、资本介入政治、对选举的影响、媒体的政治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等。本文选自该书第二十一章，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美国的政治辩论由来已久，1858年在伊利诺伊竞选参议员时，亚伯拉罕·林肯和史蒂夫·道格拉斯就在七个国会选区共同举办了七场公开辩论，据说辩论长达三小时，在当时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自1960年以来，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若要进军白宫，必须经过电视辩论这一关。大选辩论的全过程由美国几大电视网向全国实况转播，是整个大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场秀，也有人将这场电视辩论称为“全民面试”。辩论能够让选民更加清晰地了解候选人的政策立场与个人性格，也能够增强社会公众对总统选举的关注与认同，正因为此，目前世界上包括美、英、德这些传统西方民主国家以及韩国等新兴西式民主国家，都在大选中进行了电视辩论。

从美国大选电视辩论的发展来看，它表现出了三个重要的特点：

其一，规则越来越细致复杂。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最初是由美国妇女协会来组织，现在则由专门的辩论委员会来组织。在辩论之前，双方的律师要先就辩论规则进行谈判，围绕各种技术问题达成协议。比如布什与克里的电视辩论关于规则与细节的协议就有32页之多。

其二，火药味越来越浓，斗争性越来越强。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非常注意绅士风度，甚至更像一场联合记者招待会，辩论双方只是围绕具体问题，先后陈述各自政策主张，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的互相攻击。然而随着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党争日甚，这种温情脉脉的局面最终被剑拔弩张的彼此攻击取代。而媒体为了提高热度也有意识地在规则上、议题上去激化双方的对立，比如在现在的大选辩论中，主持人都会刻意留出时间让双方直接对话，以求出现斗牛般的场面。为了能够吸引选民、展现个性、提高收视率，在辩论规则的演变过程中，候选人、协调方与媒体都倾向于将辩论的冲突性一步步地向前推，让辩论中的火药味越来越足，最终导致了2016年特朗普对阵希拉里、2020年特朗普对阵拜登时，特朗普完全无视规则地野蛮打断对手的场面，甚至让主持人都加入争执。

其三，民众的参与越来越强。在早期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中，双方并不直接交锋，而是由多家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对两位候选人进行提问。在90年代之后，辩论场地从电视台演播室换到了美国各高校礼堂，可以由双方候选人共同接受的主持人进行提问，在2012年奥巴马对阵罗姆尼时，大选辩论中民众的参与性越来越强。出现了“市民会议”式的总统辩论，即由80多名尚未决定意向的选民直接向双方候选人提问。

在辩论发展历程中，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之间已经经历了30余场辩论，其优点在于提高了总统选举的公开性、民主性和公平性。辩论不同于竞选中大量的自卖自夸的造势与宣传活动，不同阵营候选人一同出镜，可以给选民提供一个直观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感受机会。其缺点在于辩论越来越流于形式，成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秀。辩论往往涉及国计民生、外交内政等重大政治问题，但是候选人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却往往只有短短的一分半钟来回答。这使得辩论立场先行、口号先行的现象日益明显，也使得辩论往往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候选人的行程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竞选活动通常按主要媒体中心的分布而安排，总统候选人为了确保当地每一家重要媒体都能得到有关他的所有信息和材料，必须到每一地区进行宣传，而不再以州为单位旅行。人们关于竞选过程的消息大部分来自媒体，大众媒体对一个问题作为大事报道得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大众传媒成为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关键纽带，候选人被报道得越广泛，其获得公众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媒体成为国王的制造者，一个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如果能够得到媒体的垂青，很快就能成为总统竞选中最有力的竞争者。

比如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在竞选以前几乎都是没有背景、缺乏履历的无名小卒，但媒体将他们推向了王座。1976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3%的人知道吉米·卡特，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都用头版新闻对他进行专题报道，ABC、NBC、CNS三大广播电视网每晚的头条新闻都有他的消息，到了1976年初选结束时，他已为80%以上的人所了解，并且领先于其他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和福特总统。1992年的克林顿在民主党提名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借助于《时代》《纽约客》《新共和》将他年轻帅气的照片登在了封面上，从而引起了大众关注与喜爱。2008年的奥巴马更是媒体的宠儿，他甚至把个人形象嵌入了流行的网络游戏当中。能否适应媒体的变化，就成了总统竞选成败的关键。

美国的总统大选根据媒体的变化可以分为5个时代。

1.报纸时代。早期的总统竞选，最重要的信息主要由报纸传递，也正因为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得报纸者得天下。

2.广播时代。在大萧条以后随着广播的兴起，竞选的格局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变化的罗斯福用著名的炉边谈话绕开了亲共和党的报纸，直接将罗斯福的声音送达美国家庭的客厅，从而以极大优势战胜了得到大部分报纸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

3.电视时代。在1960年以后的电视时代，电视成了最有力量的政治媒体。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不仅是美国竞选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肯尼迪扭转劣势、反败为胜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因为在民意调查中，有400万选民是在看了电视辩论后才决定投票的，其中300万人倒向了肯尼迪。

4.互联网时代。在19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让竞选出现了新的变化。相比于从报纸到广播、从广播到电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在用户与传播途径上的，而且是在议题设置与传播权力上的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在小布什竞选的时候，候选人还只是把互联网当作一个主要面对年轻人的宣传平台，在奥巴马竞选时，整个竞选活动已经根据互联网的交互性、自主性的特点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奥巴马在竞选中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结构，大幅放弃对图文、信息和竞选活动的控制，赋权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自主展开宣传与动员互动。奥巴马团队为支持者提供了各种软件工具和应用程序，供他们自行组织活动，例如在社交平台创建筹款页面、开设竞选博客，或向选民发送准备好的信息。这些软件工具和应用程序因而将成千上万的线上支持者从简单的线上支持者变成了竞选的志愿者、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从而将竞选变成了影响力巨大的社会运动。

5.新媒体时代。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竞选时代的来临，如果说奥巴马的竞选胜利是一场互联网时代的竞选胜利，那么特朗普的胜利则是一场典型的“后真相”的新媒体时代的胜利。它表现出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其一，新媒体受众表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反传统的民粹主义品味。视频用户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喜欢那些别出心裁、富有创意的内容。竞选者要放下精英口吻的、道貌岸然的宣讲和说教，学会直接面对选民谈话，以他们的方式说话，以他们的方式思考，以他们的方式影响他们。特朗普粗野、直接的话语风格，虽然为大多数主流媒体所不齿，但却赢得了网络上大多数人的喜爱。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短视频），大众的素质经历了从文字阅读—语言理解—形象认知—碎片化接受—情绪感知的快速下降。在今天的舆论场中，用户的智识与理性都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步。新媒体时代意味着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情绪胜于理智、难以进行深度思考的人成了主流，而且在多数人的旗帜之下，这个网络中的主流正以前所未有的粗鲁且傲慢、无知且自信的姿态，去面对他们其实难以理解的社会议题。当希拉里发表辞藻华丽的竞选演说时，我的黑人邻居，一位资深的民主党地区活动家，一个劲地摇头叹气，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只有上过高中的人才可能明白希拉里讲的东西，但美国太多人的高中基本上都是混过去的。希拉里太“over-educated”了。这个词我琢磨了很久，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不接地气”。希拉里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大城市居民，但正因为她不够接地气，很难真正像特朗普一样“low”下来，去赢得竞选。在2016年大选期间，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有243家日报、148家周刊、15家杂志公开支持希拉里，而仅有20家日报、3家周刊选择支持特朗普。在后12周的竞选中，CNN、NBC和ABC三大电视网对特朗普的报道中有91%的负面内容，而有关希拉里的报道则79%都是正面消息。甚至许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传统媒体如《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亚利桑那共和报》《今日美国》和《达斯拉晨报》也因为无法忍受特朗普的粗鄙而支持希拉里。但那又如何呢？在Twitter平台上得到更多支持的特朗普最终击败了希拉里。这并不说明大众媒体死亡了，但这的确说明，大众媒体其实一直是小众，只是在新媒体以前，真正的大众往往被各种门槛挡在了政治之外。

其二，新媒体表现出强烈的后真相特征。随着个人对真相生产机构的信任恶化，以及社会日益严重的撕裂，情感价值高于事实真相成为新媒体的主要传播特点。在后真相的语境下，不同立场的群体对事实和数据的分析与解释分歧巨大，真理与普遍价值观被视为偏见中的一种，个人的经历、意见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胜过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真实，对之前备受尊重的权威不再信任。网络社交媒体通过煽动恐惧与仇恨言论，影响与重塑了公民的政治立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选民的投票行为。特朗普的选民并不认为有关希拉里的假新闻是真的，但他们仍然热衷于传播这些假新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假新闻是与他们的立场相一致的。后真相带来了在政治过程中的真相衰退与真理退场，这让竞选成了比烂的游戏。

其三，新媒体时代加剧了“信息茧房”，导致了政治的极化。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通过大数据记录与分析用户喜好，针对用户偏好进行视频与内容推送，以增强用户黏性。这让大众更容易接触与自己观念相似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不同的信息，最终导致了大众的“偏见强化”与“信息窄化”。因为算法技术而产生了网络上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在身份认同与群体压力的共同规训下，这又让群体内部成员逐渐使自我观点和行为向群体靠拢，丧失了自我意识和判断，从而最终造就了算法时代的乌合之众。2020年大选争议引发的国会山骚乱，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极端选民在特朗普或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推特评论下发现彼此、取得联系，最终发酵成为有组织的极端行动。

其四，在竞选的过程中，算法技术力量日益成为胜负关键。它意味着竞选人团队要有对算法的理解与掌控，要有对流量的引导与控制，更要有对话题的设计与传播，其中也包括如何运用假新闻、假账号、假流量作弊的技术。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机器人社交账号是支持亲希拉里的4倍，许多关于候选人的假新闻都是在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进行生产和扩散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不利的传闻。这让民主党大为恼火，甚至怀疑特朗普阵营得到了俄罗斯技术力量的支持。

《权力之路：36面透视美国政治》，储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