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性别议题已然成为划分政治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点在年轻群体中尤为突出。」

赵书贤

今年4月，韩国首尔芦原区一家便利店的兼职聘用公告引起了争议。店主在告示上毫不避讳地将“非女权主义者”列为录用的条件。这则告示先是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后来更直接登上晚间档新闻。几天后，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店主删掉了告示。

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国家，“女权主义者”会成为一个如此敏感且充满争议的存在。但在韩国，这似乎司空见惯。几年前，女子偶像团体Red Velvet的成员Irene因为读了《1982年生金智英》一书，在网上遭到男粉丝围攻。另一个偶像团体Apink的成员娜恩在Instagram上传了一张印有“女孩可以做任何事”（ Girls Can Do Anything）的手机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很多人给她贴上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最终她删除了这张照片。因参与过女权运动团体，在求职过程中被淘汰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近几年，韩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一路高歌猛进，但一个普通人想要在公共领域轻松地讨论女权主义，并不容易。人们在社交网络添加 #女权主义 这样的标签时，仍需要小心翼翼。与此同时，女权主义在韩国，也在逼仄的环境中，走出了一条“激进”的道路。

韩国昌原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尹金智英（音译）曾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韩国的女权主义看起来有所不同，因为它是由激进的女权主义主导的。”在这个性别状况相当糟糕的国度，女权运动是在“厌女”情绪下壮大起来的，再加上政治力量的推动，创造了激进行动既必要又可行的局面。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在韩国，“女权主义者”这个头衔带有某种刻板印象和污名。

韩国女权运动的激进化更迭

转变发生在90年代。她们强烈批判社会运动中的“男性中心性”和韩国社会的“父权制度”，并以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庆典、文化节等活动作为“斗争”的场所。

韩国的女权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中期。朝鲜半岛出现第一个女性团体——槿友会，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展开的保守女性教育启蒙运动。不过在短短四年后，在日本的镇压下，槿友会宣布解散。之后的几十年里，韩国的女性运动相对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对抗权威体制的社会氛围下，先驱女性运动团体相继成立。

然而，虽然这些团体将性暴力、家庭暴力、性交易等“反省暴力运动”推上了水面，但在民主化运动盛行的当时，民间女性运动通常被更大的社会运动所淹没。不仅如此，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女性更被看作是男性社会运动家的辅助、后勤人员。也有一些女性运动家提出其中的性别问题，但纵观那个时期的女性运动，并未形成强烈的“女性”身份认同。

转变发生在90年代。韩国社会开始出现被称之为“Young Femi”的女权主义群体。这些人主要在大学城活动，表现出不同于旧时代女性运动的价值观和态度，在整个社会运动中大力宣传自己的形象。她们强烈批判社会运动中的“男性中心性”和韩国社会的“父权制度”，并以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庆典、文化节等活动作为“斗争”的场所。这一时期的女权运动开始转向更多与生活、日常相关的议题，实践“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价值观，逐渐展现出激进女权主义的倾向。这一部分群体已步入中年，也有一些人目前还活跃在韩国女性团体联合等现有女性人权团体。

到了2010年代，女权运动群体再一次更迭。这一时期，韩国社会一系列线上、线下对女性的歧视、贬低、蔑视等发言和行为开始以“女性厌恶/憎恶”的概念来定义。随着这一概念的扩散，女权主义群体依托网络野蛮生长，成为打破这种意识的轴心。以网络为主要阵地发表女权宣言的年轻女性被称作“Net-Femi”，这一群体的出现也正式宣布了韩国社会女权主义的新浪潮。

2015年以前，韩国女权主义运动大多相对平和，并在许多议题上与政界携手开展活动。而在2015年之后，随着女性运动在网络上的兴起，话语权被交给了更多年轻女性。她们在网上挖掘女性议题，共享并延续到线下活动。女权运动与年轻女性群众在网络上结合后，显示出强烈的凝聚力和爆发力。也正是以此为节点，韩国主流女权主义运动正式步入激进形态。

网络激进女权的兴起

女权主义者开始在网上反击，以“Mirroring”（镜像，这里指对男性以牙还牙的方式）的手法把这种厌恶情绪直接反射给男性，“韩男虫”等称呼应运而生。

2015 年，女权主义网络社区“Megalia”正式成立。而后女性主义的崛起经历了2016年江南站杀人案，2018年的#Metoo运动，激进女权成为韩国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韩国庆熙大学研究教授孙熙正（音译）将2015年在网络空间引发的女权主义大众化潮流首次命名为“女权主义复兴”（Feminism Reboot）。在互联网上，20多岁女性和男性（此后扩散到10∼30多岁）之间开始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Megalia”是韩国女权主义中无法绕开的话题，虽然该网站已被关停，但从它分裂出的“女性时代”、“Womad”等网站依旧活跃。“Megalia”这个名字取自韩国网站DC Inside里的“MERS Gallery”论坛，以及格尔德·布兰滕贝格（Gerd Brantenberg）的女权主义小说《伊加利亚的女儿》（Egalia's Daughters）。2015年春天， DC Inside开设了“MERS Gallery”，作为一个分享中东呼吸综合征信息的论坛。当时有谣言称，两名感染疾病的韩国女性前往香港购物时拒绝隔离，“MERS Gallery”里的一些网民发起猛烈抨击，并用“泡菜女”等称呼来嘲讽韩国女性。随着这种情况的持续，女性用户开始涌入论坛，并以“泡菜男”来反击，最终推出了自己的网站Megalia。

不过，其实早在“MERS Gallary”之前，韩国网站就有不少充斥着“厌女情绪”的网站，其中最知名的便是ilbe。这个曾经以收藏当日最佳帖子为目的论坛，后来逐渐转变为极右、反社会、歧视女性、性少数者的网站。2015年之前，“地狱朝鲜”是韩国年轻人的关键词，用来指称他们面临的低收入、低就业率的社会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社会开始出现对“抢饭碗的逃票者”的厌恶情绪，这其中便包括了女性。“不纳税的外国劳动者离开吧”、“女性也应该服兵役”这类论调层出不穷。同时，政府针对性别平等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被不少韩国男性解读为逆向歧视。

而在“Megalia”出现后，女权主义者开始在网上反击，以“Mirroring”（镜像，这里指对男性以牙还牙的方式）的手法把这种厌恶情绪直接反射给男性，“韩男虫”等称呼应运而生。也有不少人批评说，“Megalia”以女权运动为名，做出近乎性骚扰和犯罪的行为，以憎恶对待憎恶的方式值得商榷。因多次出现争议内容、被举报，“Megalia”最终在2017年正式关停。

如果说“Megalia”以“男女平等”的名义进行活动，那么“Womad”则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倾向是极端憎恶男性、绝对的女性至上。

不过，从“Megalia”分裂出的“Womad”（Women+Nomad的合成词）依旧活跃。相较于“Megalia”，“Womad”更加极端和激进，这一点从它“自立门户”的原因中便能瞥见一二。2016年，“Megalia”上开始出现对“形婚男”（与女性结婚的男同性恋）的指责，后上升到对整个LGBT群体的抨击和敌意。对此，“Megalia”管理员颁布禁令，禁止在论坛内对同性恋者使用歧视言论，并认为同性恋群体是妇女运动的重要盟友。不过，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其他性少数者实际上是在剥夺女性权利，并一再强调“女性权益才是最优先的”，于是这一部分会员离开“Megalia”，成立了新的论坛及网站——“Womad”。

如果说“Megalia”以“男女平等”的名义进行活动，那么“Womad”则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倾向是极端憎恶男性、绝对的女性至上。2018年5月，一名女性在弘益大学绘画课上偷偷拍下了男性模特的裸体照片，并上传到“Womad”网站，得到大规模传播。几天后，首尔麻浦警察署以《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特例法》，正式逮捕了这名女性。但偷拍风波并没有就此终结。在那之后，“Womad”上又接连出现了汉阳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西江大学、庆熙大学等地的偷拍事件。同时，在资深会员才能看到的非公开公告栏上，也出现了男性洗手间偷拍等事件。

不仅如此，“Womad”会员还开设了一个叫做“泡菜食谱”（Kimchi Recipe）的网站，随意公开男性的个人资料。只要是让“Womad”会员不爽的男性，他们的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照片等个人信息就都会被挂到网上。网站经营者主张：“被公开身份的男性有厌女倾向，因此应该将这些人的信息继续留在网上，对他们进行批判。”除了对普通男性的攻击之外，“Womad”上还出现过贬低朝鲜战争参战士兵的文章，更有会员将矛头对准朝鲜独立斗士安重根、尹奉吉，称他们为“韩男虫”。

同时，“Womad”要求必须是“生物学上的女性”才能加入该网站，对性少数群体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了敌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淑明女大跨性别者入学事件。2020年，韩国淑明女子大学首次录取了一名跨性别者。这名学生在泰国接受性别手术，通过法院变更了性别信息。但在法律和大学都认可的背景下，她最终仍迫于舆论压力，放弃入学。其中，以“Womad”为主的激进女权群体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她们认为这是在“侵害女性空间”。

从网络到生活，6B4T的出现

不少女性表示，不想结婚生子源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韩国社会本身对性别缺少正确的认知。在韩国，女性被视为“生育机器”，生下孩子后，还会被嘲讽为“Mom虫”，被视为对社会没有任何实际贡献的存在。

除了在网络上的高调外，在线下，不少女性也选择了以稍显“激进”的生活方式来实践女权主义。首先是前两年的4B倡议——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性交。调研机构“大学明天 20代研究所”2019年发表的《关于恋爱和结婚的实际情况及认知调查》中，千禧一代及Z世代女性中，每10人中有4人认为“没有必要为恋爱而努力”。人口保健福利协会在同年发表的调查中，认为“一定要结婚”的20多岁女性仅占十分之一。

不少女性表示，不想结婚生子源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韩国社会本身对性别缺少正确的认知。在韩国，女性被视为“生育机器”，生下孩子后，还会被嘲讽为“Mom虫”，被视为对社会没有任何实际贡献的存在。这种性别认知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家父长制”，而决心要实践4B主张的女性认为，性爱、恋爱、结婚、生育行为会巩固现有的父权制，因此她们希望以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同时，许多女性也认为与异性恋爱存在众多安全隐患，如“Stealthing”（男性在伴侣不知情的情况下摘下安全套的行为）、约会暴力、非法拍摄等都成为了女性必须承受的危险。

首尔女子大学基础教育院教授闵佳英分析说：“年轻女性看到在亲密关系中也发生非法摄影、暴力等问题后，不再觉得亲密关系是安全的。同时也认识到此前女性身上的社会性作用会成为阻碍个人成长的绊脚石。”而这两年，4B倡议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成为6B，增加了不购买厌女企业的产品和单身女性互助。同时也出现了4T倡议——即，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其中，脱束身衣（corset - free movement）这一词最初出现于2016年的“Womad”论坛，寓意为脱掉社会强加于女性的种种束缚。在网络上，这一话题不断发酵，不少女性在社交网络上传了毁损化妆品、高跟鞋的照片和视频。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开始背离“男性主导的韩国社会”的传统期望，更主张女性从男性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影响中脱离自立。

韩国女权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在反女权、非女权阵营中，女权主义受到很多批评，但却得到了政治圈和媒体的强烈拥护。

近两年也可以看到，不少年轻的女权运动家参与政界选举。首先是在2020年，韩国首个女性政党“女性议党”正式成立，不到一个月已有8200人加入，引发社会关注。“女性议党”建党准备委员会委员长金恩珠（音译）表示，女性议题被大部分政党边缘化，希望将其置于前沿。而在今年4月的首尔市场补缺选举中，12名候选人中有5人全面提出性别平等公约，而这5人中，有4人是公开的女权主义活动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杀身亡的首尔前市长朴元淳死前曾被指控性骚扰他的秘书。

虽然在反女权、非女权阵营中，女权主义受到很多批评，但却得到了政治圈和媒体的强烈拥护。韩国女性作家李英姬（音译）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在韩国，这种激进女权运动与进步左派理念相结合，再加上初代女性运动家在政界或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也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土壤。

时任总统文在寅在选举时，曾许诺要成为一名女权总统。2017年大选时，文在寅招入多名女性运动家出身的政治家及学者，当时这些决策也招致了一些网民撤回支持等争议。

事实证明，韩国的年轻女性群体的确是执政党最稳定的票仓。但反之，共同民主党也正因其在性别平权上的态度，失去了部分年轻男性的支持。2017年大选时，20-29岁男女对文在寅的支持率都达到了80%以上，然而在四年后的今天，18-29岁的男性选民却成为了民主党的“重磅炸弹”。在首尔市长补缺选举中，该年龄段72.5%的人投给了保守在野党候选人吴世勋（音译），成为吴世勋最强有力的支持阵营。

自文在寅执政以来，这一群体一直是民主党最薄弱的环节。分析认为，青年男女的这种“温差”是从2018年的#Metoo运动起逐渐显现的，此后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及政策得到年轻女性的肯定，但也激起了年轻男性的不满。

文在寅上任后，将内阁中女性比重提高到33%。其中的人事任命也遭受不少争议，前国土交通部长官金贤美在控制房地产价格方面失败后，仍创下了国土交通部长官最长记录；前外交部长官康京和的工作能力也屡受质疑。同时，在韩国2010年首次引入性别认知预算制度以来，文在寅政府在这一领域的预算分配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性别认知预算制度是根据《两性平等基本法》以及《国家财政法》，通过分析政府预算对两性的影响，改变预算分配结构和规则，以更加性别平等的方式使用的财源分配过程。今年国际妇女节，他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韩国性别问题令他羞愧，并表示将打造一个女性可获得平等待遇和积极发挥领导力的世界。

而在2018年底，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的民调显示，20-29岁男性成为对文在寅政府负面评价最高的人群。以男性为主的一些网络社区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权总统”、“女权政府”来讽刺文在寅及共同民主党，以及一些嘲笑女性安心住宅或地铁孕妇照顾席的文章。许多年轻男性认为，#Metoo运动的罪魁祸首是老一辈男性，年轻人却成为“背锅侠”，认为讨论性别问题对他们不公平。

不难看出，在韩国，性别议题已然成为划分政治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点在年轻群体中尤为突出。不夸张地说，年轻男女在社会议题上的对立、诉求上的鸿沟，也许会成为韩国政坛动荡的最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