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朱道来：贺子珍坚信他是毛泽东失散的儿子，38岁去世后身世成谜》
一、
1949年11月21日晚9时，在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委会桥头村小组丰塘桥边的高坎下，突然发生一场交通事故。一辆中型吉普车四轮朝天，翻在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在车上，作为贺子珍胞妹、毛泽东弟媳的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贺怡不幸牺牲，年仅38岁。
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牺牲了很多亲人，其中便包括作为他骨肉至亲的儿女们。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毛泽东一共有10个孩子，其中刚生下来就夭折的有个两个，战场上牺牲的又一个，先后丢失的有四个。
而在四个丢失的孩子中，唯一有可能活在人间的，便是丢失在中央苏区的毛岸红。
毛岸红出生于1932年，是在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六个孩子中，唯一在两人身边成长的，因此备受宠爱。出生时，他由后来的开国中将——傅连璋医生所接生。按照江西当地人的习惯，毛泽东与贺子珍给毛岸红取了个“毛毛”的小名。
有一次，毛泽东将毛岸红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毛以后肯定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公务繁忙，一般很晚才回家。但是刚刚学会说话的毛毛却总是倚门而待，等着爸爸回来。有时候，即使他等饿了，但却依然不肯吃饭，他总会学着大人的样子说道：
“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转瞬而逝，由于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中央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随着百万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中央红军需要紧急撤离了。
对于这次长征，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底气。因此，很多革命者忍着骨肉分离之痛，将幼小的孩子留在了根据地，而毛泽东和贺子珍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毛泽东将毛岸红托付给了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胞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为刚刚两岁多的毛岸红留下一个信物。她剪开了自己的灰色军装，找来一些棉花，为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慈母手中线。贺子珍一边穿针引线，而泪水却在另一边如同泉水一般涌出。是啊！这一别，母子俩何时才能见面呢？贺子珍当然想带着孩子一起走，但是长征之路前途未卜，她自己都已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又如何能保护得了儿子呢？
据陶铸回忆：“最后一次看到这孩子（毛岸红），都会向队伍招手了。”
红军走后，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托在一位老乡家里，随后自己便钻进了山林，与强大的敌人周旋。等战事没那么紧急了，毛泽覃夫妇便会下山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然而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发觉了毛岸红的存在。为了孩子的安全，毛泽覃被迫再次带着孩子转移。然而在转移途中，毛泽覃不幸牺牲，而毛岸红也从此失去了踪迹。至于毛岸红被托付到什么地方，被哪一家老百姓收养，作为遗孀的贺怡一概不知道。
解放后，贺怡随着大军南下，强大的解放军很快便击溃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了当年的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在贺怡看来，寻找毛岸红的时机已经来临。在她看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当年嘱托自己的事，她并没有办好。而贺怡自己，也要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贺麓成与贺海峰。因此对于贺怡来说，就更没有理由不去寻找毛岸红了。
因此，贺怡在北平见到毛泽东后，便提出要亲自寻找毛岸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却并不同意贺怡的主张。
二、
毛泽东对贺怡说：
“毛毛生下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那时的环境非常恶劣，我们没有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才把孩子交给老百姓收养。老百姓在国民党反动派那么残酷、惨无人道的统治、压迫下，要把这孩子养活长大也真不容易。人家老百姓为了毛毛还不知吃了多少苦哩。
现在解放了，我们进了城市了，生活条件好了，这时你们要把孩子从人家手里要回来，这样对得住人家养父、养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吗？人家和孩子有深厚的感情，你好好地想一想，你找到孩子，把孩子要回来了，孩子借我的光上了大学，把人家养父、养母丢了，人家心里又是什么滋味，你想过没有？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人家养活，人家就少生一个。孩子不是人家亲生的，可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到十几岁，人家对孩子比我们的恩情要大得多。”
因此毛泽东总结道：“还是不要去找毛毛了吧！”
毛泽东真的不想他的骨肉至亲吗？自然不是。但在思念孩子的同时，毛泽东考虑的，却是毛岸红养父母的辛苦付出。毛泽东曾说，自己最不愿看见的，便是贫苦百姓受苦。如果带走毛岸红，岂不是要再一次制造骨肉分离之痛？而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
与此让贫苦百姓吃苦，还不如让自己受罪。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民领袖。在他眼中，自己的儿子做个农民，并没有生命不好。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贺怡非常不理解。一向泼赖的她，甚至和毛泽东大吵了一架。虽然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倔强的女革命家却毅然决定自己去寻找毛毛，这是她必须完成的责任。
1949年11月，贺怡向组织请了假，乘坐一辆吉普车回到家乡永新，找到了寄养在亲戚家、自己和毛泽覃的儿子——贺麓成。随后她又马不停蹄，带着贺麓成便踏上了寻找毛岸红的征途。但这一次，贺怡并没有成功，经过多番寻找，毛岸红依然杳无音讯、踪迹全无。怀着失望的心情，贺怡踏上了归途。但是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导致车祸发生，贺怡不幸遇难。可怜贺麓成，刚刚与母亲相逢，便要与她永决。之后，他在姨妈贺子珍、舅舅贺敏学的关照下长大，最终成为一名导弹专家，真正成为了一名国之重器。
贺怡牺牲了，但是寻找毛岸红的脚步却并没有因此停止。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叫毛毛男孩，希望他能代为寻找。
收到贺子珍的心，江西省政府非常重视，于是派遣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的专项小组，以红军留下的孩子为线索，进行遍访式查找。经过多方打听，王家珍最终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三、
接到省长邵式平的任务后，王家珍丝毫没有怠慢，很快便奔赴瑞金，开始查找毛岸红的下落。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查和寻找，王家珍在在叶坪乡遇到了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其中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告诉王家珍，在附近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1934年10月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
第二天，王家珍便驱车前往朱坊村，见到了朱盛苔和他的妻子黄月英。此时，这两对夫妇已经50多岁了。当王家珍询问他们，是否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时，夫妇俩立即予以了肯定。
他们说，在1934年农历9月的一天，朱盛苔家来了一个姓朱的苏维埃干部和两位红军。其中一个红军，手中抱着一个用灰色粗布裙包着的孩子。这位抱着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说：
“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此时的朱盛苔一家，已经有了四个儿子，生活也不宽裕。但是善良的黄月英还不等丈夫点头，便从红军手中接过了这个孩子。红军干部见此，万分感激，他说：
“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
三个红军走后，并没有留下这孩子的真实姓名。于是朱盛苔夫妇便给这位两岁多的孩子取名为“朱道来”，意思是半路上捡来的。整整十九年里，善良的朱盛苔夫妇对朱道来视若己出，投注了全部的心血。
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硬是让朱道来读到了中学。这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是多么不容易啊！
当王家珍问起朱道来的去向时，朱盛苔夫妇表示，道来刚被人领到南京去了。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何被人领到南京？
原来早在王家珍到来之前，一位名叫朱月倩的中年女子早就捷足先登了。朱月倩本是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霍步青的儿子。1933年，霍步青不幸病逝。1934年，国民党占领苏区，朱月倩不幸被俘。为了讨生活，朱月倩嫁给了一位国民党飞行员。解放后，朱月倩便联系到瑞金民政部门，找到了朱盛苔一家，并一口认定朱道来便是自己的儿子。于是朱月倩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终于将他带去了南京。
在朱盛苔夫妇看来，南京的条件远比乡下要好，为了孩子的前途，他们只能忍痛割爱。怀着骨肉深情，朱道来和朱盛苔夫妇一步一泪，走向了离别。
得到此消息后，王家珍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邵式平省长得知此事后，又向中组部汇报。中组部即刻回电，同意王家珍和王月英奔赴南京，将朱道来带往上海与贺子珍会面。
1953年6月，朱道来终于到了贺子珍的面前。看着朱道来的眉宇，这分明就是毛泽东和自己的儿子啊！端详了许久，贺子珍热泪纵横，不住地说：
“这是毛毛，这是我的儿子啊！”
为了防止出现差错，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立即派人将朱道来带往医院去验血，发现其血型和贺子珍相同。在当时，DNA检测还未出现。而血型一致，并不能确认朱道来便是毛泽东生物意义上的儿子。但是贺子珍却认为，这个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
此后，黄月英又将当年包裹着朱道来的灰色小棉袍带给贺子珍。贺子珍立即想起当年自己亲手为毛毛缝制小棉袍的情景，不禁泪流满面。
到了后来，又有不少新的证据证明，朱道来便是毛泽东的儿子。除了贺子珍亲手缝制的小棉袄外，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他们均表示，朱道来就是毛泽东的孩子。
不久后，贺子珍又将当年哺育过毛岸红的奶妈接到了上海，让她见了朱道来一面。而这位奶妈也斩钉截铁地说：“孩子是毛主席的啊！”
四、
朱道来
得知毛毛已然找到，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都感到十分振奋。此时，毛岸英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岸红的出现，对于屡失爱子的毛泽东，将是多么的振奋和安慰啊！
不久后，贺子珍和朱道来便接到了中组部的信件，要求朱道来、黄月英和王家珍一同前往北京。一行三人到达北京后，便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就来到了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后便亲热地叫他“哥哥”。此后，李敏每天带着朱道来去参观紫禁城和颐和园的古迹。
除了李敏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对朱道来非常关注，周恩来、朱德、谢觉哉、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都曾看望过朱道来。他们一致认为，朱道来从长相上来说，非常像年轻时的毛泽东。看来，朱道来肯定是当年的毛毛没错了！
于是，周恩来亲自将朱道来的照片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看了看，却并没有肯定此人便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传下话说：
“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就这样，朱道来、黄月英和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而黄月英却认为，自己是时候回到瑞金了。因为她心中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他也明白这个孩子的最终归宿到底在哪？
临行前，邓颖超、康克清等女革命家纷纷前来请黄月英吃饭，并以她为典型向老区人民表达谢意。而中组部有关领导还给她送来500元、三匹布和一些农村少有的日用品。对于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
到了火车站，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哽咽着说：
“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弟弟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然而纵有千般不舍，但是黄月英还是上了火车，泪眼婆娑地看着朱道来不断远去。
就当所有事情即将尘埃落定之时，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致使朱道来的身份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而这个“程咬金”，便是前文提到的朱月倩。
五、
听闻北京方面的消息后，朱月倩便坐不住了。她立即乘坐火车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谁也夺不走。如果不将儿子还给自己，她便要自寻短见。
朱道来在被王家珍寻找到之前，曾在朱月倩家住过几天。从朱道来自己的态度来看，他在朱月倩家过得并不是很开心。他曾给养母黄月英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恨不得马上回到瑞金家中。信中写道：
“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
按说，与自小就离散的骨肉团聚，作为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应该不会这样。而且朱道来相貌不俗，文化程度不低，怎么能这样对待朱道来？
但是从朱月倩的哭闹来看，她确实将朱道来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烈士的遗孀，中组部的干部们也不敢怠慢，并将此事告知于周恩来。其后周恩来怀着小心向毛泽东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在毛泽东心中，他早就明了朱道来到底是谁的孩子。对于自己的儿子，毛泽东又如何会不想？毛泽东外孙孔冬梅曾在自己的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中写道：
一位曾给毛泽东站过岗的红小鬼回忆起毛泽东与毛岸红分离的那天：“那夜， 房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这里的“英、青、龙、红”指的是毛泽东的四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和毛岸红，然而此时此刻，他们却都不在自己身边。如今，他又要与毛岸红分离，当夜又如何不让毛泽东挥起英雄泪呢？
然而毛泽东也顾及到，朱月倩和他一样，也是一个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家长。更何况，朱月倩也是革命的功臣，怎能忍心横刀夺爱？宽宏博大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想伤害到朱月倩的感情，于是以决断的语气说道：
“不要再说此事了！管他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就此，朱道来的身份之争从此戛然而止。朱道来并没有回到贺子珍或是朱月倩的家中，而是送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家中。
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帅孟奇也收养了许多烈士遗孤。让帅孟奇抚养朱道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六、
从此以后，朱道来便有了三个妈妈。黄月英、贺子珍、朱月倩三人虽然没有和朱道来生活在一起，但她们经常为他嘘寒问暖，送钱送物。
据贺敏学回忆，1970年代初，朱道来的婚事是与贺学敏的女儿一起办的。很显然，贺子珍是将朱道来看作是自己孩子的。
而在北京，朱道来也获得了最好的教育。王家珍回到江西后，依然和朱道来保持着书信联系。事实上，当时的王家珍非常年轻，甚至还比朱道来小一岁多，因此叫他“道来哥”。
在书信中，王家珍得知，朱道来于1953年9月插班到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朱道来分外珍惜，每项科目均名列前茅。1957年，天赋异禀的朱道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修习理科。毕业后，朱道来便到一家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到了后来，两人的联系变少了，从此中断了音讯。
原本，王家珍试图重新联系朱道来，却一直以来音讯全无。后来他还曾询问过中组部，却依然没有结果。
带着疑问，王家珍于1974年专程拜见了黄月英。而黄月英则痛心地告诉他，道来已经死了。黄月英凄凉地表示：
“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种田，或许也能留下一条命吧！”
听了黄月英的话，王家珍脑子里一片茫然。虽然他很想安慰黄月英，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朱道来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他死于武斗，但更多人相信，朱道来是在1971年死于肝癌。朱道来死时，才刚刚过了38岁，真是英年早逝。
毛泽东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的离别，毛岸红的失踪与或许的早逝。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牺牲了自己的弟弟、妻子、儿子、女儿还有侄子。他老人家曾这样说过：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他对家人的小爱，早已化为对家国和人民的大爱。毛泽东广博的心胸，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