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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释放与加拿大大选,浅析加国政治中的的中国因素

今次华裔在大选中确实展现了左右摇摆选区的力量,对任何政党或选区候选人都是巨大的诱惑。当北京吸取经验,食髓知味后,未来的候选人能否抵挡住这样的优惠,便是未知之数了。
撰文 | 张震
10/07/2021
本文共4097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加拿大的大选过后,一切好像都回到原点。

 

上月20日完成的加拿大大选,在该国选举史上极为罕见:不仅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继续以“少数政府”之姿执政;全国5个主要政党席次数目,相比选前也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的“意外”,出现在占加拿大总人口5.1%的华裔社群身上。无论是温哥华列治文,还是多伦多万锦市,主要华裔聚居区的在野保守党议员,都流失了最少一成选票,饮恨败给对中国态度相对温和,但却民不见经传的执政自由党对手。

 

至于中加关系,也在选后走出低谷。9月25日,被中国以“涉嫌间谍行为”拘押超过千日的麦克尔和康民凯获释回国;同日孟晚舟也同美国司法当局达成协议,以承认过失为前提换取不起诉,乘机回到深圳;横亘中加关系间最大的障碍被移除。加国总理杜鲁多也在9月29日宣布,将在两周内宣布是否允许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

 

孟晚舟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协议后离开法庭
孟晚舟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协议后离开法庭(图:Reuters)

 

中国议题:保守党计划中的“救命稻草”

加拿大2019年刚举行全国大选,国会任期本该止于2023年;当时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失去国会过半席次,但仍作为最大党,和反对党在个别议题上联盟,维持少数政府。

 

8月15日,杜鲁多趁国内逐步放宽疫情限制、政府民调高企的时机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旨在夺回“多数政府”地位;但由于加国疫情仍未完全平息,亚伯达等内陆省份甚至出现“医疗承载危机”,杜鲁多的决策也被不少人视作不负责任的政治投机。

 

加国民调研究机构IPSOS选前10天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有高达68%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举行大选,即使是自由党支持者,都有绝对多数的62%受访者不同意提前大选。而自由党的支持率也从宣布大选的一刻一路下滑:8月14-16日,多家民调机构都录得自由党相对保守党有4-6%的优势,几乎笃定可取得过半席次;但由于民间“厌选”情绪发酵,加上杜鲁多在辩论会上表现不佳,保守党从8月底开始,便一路在民调中微幅领先。

 

选举胜利的杜鲁多
选举胜利的杜鲁多(图:AFP)

杜鲁多坚持提前选举,除了想吃尽“解封红利”,也想在对手保守党尚未站稳脚跟前出奇制胜。相比起出身政治世家、善于利用媒体打造自身形象的杜鲁多;奥图尔去年8月才当选保守党党魁,此前最高内阁职务只是不痛不痒的“退伍军人部部长”,民间认知度相当低。与此同时,保守党内的进步与保守两派在堕胎、降低企业赋税、是否开放私人医疗等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也给了杜鲁多火中取栗的机会。

 

但保守党的反应速度大概远在杜鲁多预期外。宣布改选后不到一周,奥图尔便放下了自己竞选党魁时主张的“强硬路线”,决定吸取2019年的教训,全力支持中间选民。保守党不仅废弃了一贯坚持的财政保守主义,同意增加财政开支构建社会安全网,扶持低收入人士;同时在政纲中明言支持LGBTQ群体平权及不限制堕胎。而对他们一贯反对的“碳税”和“杜鲁多禁枪令”,保守党也在今次政纲中模糊立场,不提反对;至于保守派人士反对的“强制疫苗接种”,奥图尔也选择沉默。

 

在野党需要利用趋同政策争取中间选民支持,也要另找和执政党不同的卖点,“中国议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保守党的救命稻草。保守党政纲中合共31次提及中国,包括不再将对华贸易当作优先事项、将中国在新疆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退出北京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加强和台湾的政治合作。

 

以上政策若全数落实,将会令加拿大成为最强硬对待北京的主要西方国家。在选前辩论中,奥图尔也多次批评杜鲁多在拯救两名被扣押的加国公民时软弱无能,过度注重台面下的谈判;又批评美国、澳洲、英国等盟友都在借此事检讨对华关系,反而是加拿大本国“事主变公亲”,态度消极。

 

2021年9月20号选举夜,保守党的奥伊图尔
2021年9月20号选举夜,保守党的奥伊图尔(图:AFP)

 

华裔选民“集体背叛”

加拿大当地调研机构Abacus Data选前调查显示:物价、医疗、气候变化、疫情后复兴及加国经济计划,分列选民最关注议题前五,而“外交”议题则未入前十。但与此同时,也有64%的选民希望下一届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展现“强硬”的态度。因此,奥图尔将中国议题作为竞选主轴,难以起到太显着效果,但也符合主流民意,不大可能令其失分。

 

但在实施小选区议会制的加拿大,不同选区居民的关注重点可能天壤之别。打开加拿大选举地图,位于中部地区的“草原三省”长期都是保守党的铁票区;尤其在极为依赖石油产业的阿尔伯塔,减碳环保便是这里的票房毒药。而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三大英语都会区的百余个议席,则和美国民主党长期在城市中占优一样,长期被两大左派政党:新民主党和自由党瓜分。

 

但都会区也有“万红从中的一点蓝”。2019年大选中左派在都会区大胜;但温哥华都会区的列治文中心、列治文东选区,以及高贵林选区,又或多伦多都会区北部的列治文山、万锦市,都被保守党拿下。以上选区几乎全部都有大量华人居住。例如大温列治文,华裔人口比例便占52.5%,多伦多万锦选区华裔占64.5%。由于华人在LGBT问题、毒品管控、私营教育等议题上立场相对保守,来自港台的移民一代又对加国高税较为抵触,过去大多会支持保守党。

前保守党的年事务部长黄陈小萍(下)和议员赵锦荣(上)
前保守党的年事务部长黄陈小萍(下)和议员赵锦荣(上)(图:CPAC, Youtube)

 

但今次大选中,保守党在以上选区全部落败。在全国支持率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华人选区大概有20%的选票转向自由党。在列治文中心选区,鲜少对中国问题发言的四朝元老议员,前保守党政府老年事务部长黄陈小萍(Alice Wong)以800票之差,输给了今年初次参选的“炮灰候选人”缪宗晏(Wilson Miao);而在邻近选区,多次就香港和新疆问题发声,而被中国外交部列入制裁名单的港裔议员赵锦荣(Kenny Chiu)则以9%的票数差距,输给了初次参选的Parm Bains,连任失败。

 

这样的投票结果是当地华裔自由意志的表达,却也惹来北京“操作”之嫌。温哥华当地华人会馆主席郭英华,接受国务院侨办“领导”,又兼任加拿大政府资助的中华文化中心主席。他被团体指控在多个微信群中招揽选民前往酒楼午膳,兼去“认识”温哥华东区自由党候选人,对此,郭回应称事实遭到“扭曲”。郭英华及中华会馆去年同今年曾在当地主要中文媒体刊登广告,支持《港区国安法》立法,及指控加拿大国会对新疆“种族灭绝”指控分化加拿大华人社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赵锦荣则遭到针对狙击。在诸多华文微信公众号上,赵锦荣在议会休会前提出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成为众矢之的。上万阅读的文章《赵锦荣提“外国势力注册”法案打压华人社区》批评,法案“是一个针对加拿大国内大陆华人团队和个人的法案,目的在遏制加拿大国内任何亲中言论,控制和监视各大陆团体和个人”。又威胁一旦相关法案通过,将来出席中国领事馆和相关侨团活动的华裔,都有可能堕法网。尽管赵锦荣频繁澄清相关法案绝不是公众号文章中所说的那么“麦卡锡主义”,但由于赵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和支持加国对华强硬的态度鲜明,这样的澄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加拿大人民在渥太华为被中国以“涉嫌间谍行为”拘押超过千日的麦克尔和康民凯上街抗议
加拿大人民在渥太华为被中国以“涉嫌间谍行为”拘押超过千日的麦克尔和康民凯上街抗议(图:Reuters)

 

加国华裔走到“十字路口”

加拿大保守派败选后指责自由党的胜利与北京有关,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杜鲁多和自由党阵营在选前有主动同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联系助选。今次选举仍为选民提醒两点:其一,北京或有能力通过在加国绵密的侨社组织影响选情;其二,大部分华裔选民还没有做好中加关系将结构性转差的心理准备,仍寄希望于双边关系可回到孟晚舟事件之前,而自己可保持对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双重效忠”。

 

澳洲的参议员邓森因被发现收受华裔富商周泽荣的资助公开道歉
澳洲的参议员邓森因被发现收受华裔富商周泽荣的资助公开道歉(图:AFP)

加拿大和澳洲,可说是东南亚地区以外,华裔移民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也是中国侨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澳洲自2010年代中期,发生多起华裔商界和学界人士向当地政治人物输送利益、诱使后者转向对华“友好”立场的事件;最严重的莫过于参议员邓森(Sam Destyari)收受华裔富商周泽荣的资助,在党内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辩护,并游说党内高层不要接触中国异议人士。

 

为因应类似渗透,澳洲在2018年订立《反外国干预法案》,效仿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受外国政府雇用或影响的个体在从事游说工作前,需登记并表明身分。包括华人富商黄向墨等具间谍嫌疑的商人、侨领,以及中国学生会干事,都不获批续签,或被遣返回国。

 

相比澳洲的强势扫荡,加拿大展现的是另一种光景,除了上文提及的亲中侨社动员选举“靠边站”,一个名叫“加拿大华人同乡会总会”的组织还在两个多月前登报谴责国会议员提出对“新疆种族灭绝”的谴责案,其网页相关内容的“新疆真相”栏目,直接连接到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开设的页面上。同一组织也在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时,将示威者形容为暴徒,谴责相关抗议活动。

 

亲华派不仅停留在体制外,甚至深入加国建制。曾在加拿大准官方机构“亚太基金会”担任总裁,后被杜鲁多任命为参议员的胡豹早前在参议院新疆案中投反对票。他又高调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加拿大曾经有人权问题(指教会学校强制收容同化原住民儿童),不应指责新疆问题”,又称“中国对民主和自由有自己的理解,我们无权干预”。

 

纵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追踪调查,两名加国公民麦克尔和康明凯被捕后,加拿大国民对中国的反感度由2018年的40%,一路飙升至最近一次调查的73%,但当联邦政府只试图在外交层面制衡中国,而不检讨国内华裔社群的奉献,加国华裔对北京的反感度并没有随主流民意同步提升。

 

而在去年疫情爆发后,欧美国家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直线上升。各地亲北京侨社也试图将本国政府的“反华”外交政策,同民间的“反华”仇恨混淆,将各国在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同种族主义分子无理由将疫情蔓延归咎华人混淆。长期影响下,不少华人自然有了“赶走反华政客便能过好日子”的离奇想法,并将其诉诸于投票。

 

但这样的投票取向,只会加重加拿大社会对华人天然亲共的刻板印象,对华裔立足更为不利。

 

两名加拿大公民和孟晚舟分别回国后,中加两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又爆发激烈冲突。加拿大外长加尔诺谴责中国未像加拿大对待孟晚舟一样,对两人“给予适当法律支持和照顾”;又不点名批评北京在孟晚舟回国后便放人的行为,佐证早前逮捕麦克尔和康明凯是搞“任意拘押”。加尔诺同场又表示“对中加关系正常化”不抱幻想。若杜鲁多两周内宣布跟随其盟友,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便意味着加拿大至少在“对华外交层面”没有转弯的意思。

 

只不过今次华裔在大选中确实展现了左右摇摆选区的力量,对任何政党或选区候选人都是巨大的诱惑。当北京吸取经验,食髓知味后,未来的候选人能否抵挡住这样的优惠,便是未知之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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