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当一个顺丰同城骑手撞了一个送美团外卖的顺丰分拣员

他29岁，来自河北顺平。在外打工这些年，他做过电子厂技工、超市理货员、修车厂学徒、加油站员工，顺丰同城骑手。他喜欢大城市，希望在这里谈恋爱，买一辆好车，风光回老家。

他41岁，来自河北井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不抽烟、不喝酒，劳累的时候就喜欢嗦一碗面条。他勤奋努力，相信凭借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每个月休息四天，利用这四天他兼职美团外卖送餐。

2019年秋天一个下午，车祸发生了。

文、图  李颖迪

编辑  谢丁

事情还没发生前，刘红超觉得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2019年11月24日下午一点，晴天，北京首都机场西侧，苏活小区西一门口前的机场东路。刘红超骑着一辆白色的豪爵铃木摩托正在以60码的速度下坡。刘红超是顺丰同城骑手，他有些着急，正打算去机场的2号航站楼接两个单子，软件上的时间限制是20分钟，他不想超时。

60码——没有超速，但也不算慢。这是刘红超刚学会开摩托车、并花费一万元买了一辆崭新摩托的第三个月。之前四年，他都依靠坐地铁在北京送单子。他来自河北保定，29岁，皮肤黝黑，矮个头，身材瘦削，留着很短的平头。他17岁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做过电子厂技工、超市理货员、修车厂学徒、加油站员工，但每一份工作都没有干太久。他说话有些结巴，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2016年，朋友推荐刘红超去做骑手。一开始，他选择了闪送平台。他的业绩很好，闪送官方曾在一篇宣传稿件里称他为“拼命三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时间自由，来钱迅速，也不再有人会因为结巴这件事而嘲笑他。

更重要的是刘红超愿意待在北京。他有许多梦想：谈恋爱，买一辆豪车，回老家时风风光光的。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白色的保时捷车钥匙。刘红超相信，在北京，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无限的可能，就像他喜欢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里所演的那样。

2019年，刘红超靠着做闪送攒来的钱买了这辆摩托车。在摩托车的世界里，豪爵算是个名牌。事业似乎越来越顺利。刘红超接着下载了顺丰同城，打算换一个平台。和闪送相比，顺丰同城是抢单，单子更多，还没有闪送一小时只能送一单的限制。注册的流程很简单，刘红超看也没看，就在一份协议上划了个“勾”，花了120元在软件上买了两件印有顺丰的衣服。他就这样成为了一名顺丰同城的骑手——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临近中午，刘红超到了机场东路。这是一条六车道的宽敞马路，数量众多的卡车、轿车、摩托和电动车拥挤着向前开去。路旁栽种着很高的柳树和杨树。风吹起来，树影轻轻晃动。飞机低矮地驶过空中，留下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很快就要接到那两个单子了。如果顺利，他接下来得赶到三源里和环宇路上，分别给人送去一份文件，一份中餐。送单结束后，他将拿到160元的报酬。

还有一百米就要到达苏活小区门前的丁字路口。靠近树林一侧，一个男人正在等待红灯。男人骑着一辆普通的电瓶车，车上有一个黄色的“美团外卖”箱子。看上去，男人正准备向左拐进小区。

也许是那些高大的树木挡住了刘红超的视线，也许是因为连续几小时的驾驶让人疲惫，也可能刘红超的确开得太快了。总而言之，刘红超刚刚看到一个模糊的黄色影子，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豪爵摩托撞上了男人电动车的前轱辘。刘红超摔了出去，但他很快站起来。他的头盔、有气囊和关节保护的黑色骑行服保护了他——这是他买摩托车时配套购买的保护服装，价格不菲，1500元。他有少许擦伤，但问题不大。

刘红超走过去，那个身材结实、圆头圆脑的中年男人倒在一旁。电动车摔烂了。男人没有戴头盔，脑袋裸露地撞向了水泥地面，他已经昏了过去。地上似乎有几滴血。

他连忙打了急救电话。十几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了。摩托车和电动车留在原地。刘红超坐上救护车，送男人去九公里外的顺义医院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男人会不会死？如果真出事了，我是不是就进去了？

四个小时后，杜红红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声音。“你是王保军的家属吗？”杜红红说是的。“王保军出车祸了，正在顺义医院抢救。”杜红红懵了一会儿，她说，“你们打错了吧？”

王保军41岁，是顺丰北京华北航空枢纽中转场的一名分拣员。每个月，王保军有四天休息时间，他会利用这四天跑美团众包，送外卖，补贴家用。2019年11月24日，正好是王保军本该休息的一天。

杜红红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诈骗，或是某种恶作剧的玩笑话。她立刻让王保军的姐夫开车送她去北京，从廊坊到顺义的京台高速拥堵不堪。当她抵达顺义医院时，夜已很深。她没有见到王保军，他那时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杜红红是王保军的妻子。她36岁，面目清秀，纹过眉。她和王保军相识于北京打工期间。她很早就出来打零工做餐馆服务员，那时王保军在电子厂里做电视屏组装。王保军出身石家庄农村，母亲早逝。最初，杜红红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她很坚持：“家庭不好又怎么样？只要肯努力就行。”

结婚一年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再过六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压力陡然增大。杜红红做了几年全职主妇后，还是决定外出打工。有时王保军还没有从工厂下班回家，杜红红就需要离开家，她只好先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锁在屋里。这样做有风险，她清楚，但没有更好的办法。她需要赶到商场去做小时工。她的工作是在婴幼儿游泳馆里看着三周以下的小孩套上游泳圈游泳。

那时他们住在顺义的东马各庄村，租了一个四十平米的平房，租金每月三百元。房子阴暗潮湿。到了冬天，寒冷难以忍受。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只有一个烧蜂窝煤的煤炉和一床电褥子。杜红红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个好点儿的房子，至少能让他们不在冬天里挨冻。

2012年，杜红红听朋友说，在顺丰上班工资要比别的地方高一些。她让王保军也去试试。此后王保军成了一名顺丰的分拣员。他的工作是持续地扫描、卸货、装货，一个月休息六天，后来改成了四天。他在顺丰工作了七年，每月工资五千元。

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一些。但很快，这个家庭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两个小孩都没有在北京上学的资格。杜红红决定带孩子回河北。也因为一直有对新房的渴望，她和王保军商量后，在廊坊的永清县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花完了他们所有的积蓄，也让他们背上了每月三千元的贷款。

住进新房时，杜红红和王保军都很高兴。这是一个崭新的小区，还有许多健身设施，到了春天，小区里会有粉红色的桃花开放。房子两室一厅，108平米，空旷亮堂。他们没有太多的钱做装修，做了简单的刷墙和铺瓷砖，家里摆放了一套沙发、茶几、方型吊灯、儿童上下床。没有窗帘，也没有电视机。

但是每月三千的房贷是笔不小的负担。好几次，王保军劝杜红红，把房子退了吧，他一个月才挣五千元，房贷就要三千，压力太大了。杜红红没有同意，再试试呢，她说，否则小孩读书该怎么办？她也琢磨做点什么，只是运气不太好——她曾尝试开了一家卖豆制品的店铺，经营不善，反倒多背了十万的贷款。

大约在2017年，王保军开始把他那每月四天的休息日也变成了工作日——他注册了美团众包软件，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他跑得发狠，每天会一直跑到电瓶没电才回家。一个白天下来，他能挣两百多元，一个月就多挣一千多元。

他不抽烟、不喝酒，劳累的时候就喜欢嗦一碗面条。他相信凭借奋斗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在顺义医院，王保军第一晚昏迷不醒。第二天，在手术室门前，医生对杜红红说，王保军需要进行开颅手术，取出碎裂的头盖骨。但手术风险很大，也许王保军再也下不来手术台了。

杜红红决定冒风险试试。

在医院等待王保军抢救时，刘红超失去力气，坐在地上。他随后看见了杜红红，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没能说出什么道歉的话。他说，我闯祸了，是我的责任，该赔多少赔多少。他垫付了一万元的医药费，但身上没有更多的钱了。

没钱，你不能一分钱没有吧。杜红红说。

她对刘红超没什么好脸色。后来去调取事故监控，她又忍不住骂了刘红超几句——“对方‘哗’就给他撞倒了，对方从他后边过来的，你说对方他是不是瞎？他又特别特别快，跟疯了似的那么快。”

但是刘红超和杜红红都清楚，眼下更实际的是要解决钱的问题，赔偿的问题。

第二天夜里，刘红超从顺义医院回到燕郊的家。他刚刚搬到这里，燕郊一个平房，每月租金三百元。房间布置很简单，20平米，一张床，地面上只有光溜溜的瓷砖。

他打开顺丰同城软件，却不知道该找谁。

作为一名顺丰同城的众包骑手，刘红超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者。他的手机里有一个顺丰同城骑手们的微信群，群里有两百多个人。他们叫群主“领导”。刘红超只知道“领导”是一个顺丰同城软件的运营人员。平常单子要是掉了，或是软件出问题了，骑手们都找他。

刘红超找到了“领导”，说他撞了人，应该怎么办？

“领导”告诉他，这事公司不管，只能找保险。

刘红超想起来，每天接下第一个单子时，平台会自动扣除3元钱给他买一份保险。他在软件上找到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电话。大约一周后，保险公司的代表从深圳飞到北京，和刘红超一起去了医院，去看了救护车的登记单，还去了交警队。

刘红超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麻烦：出车祸之后，顺丰同城软件上，事发时那两个订单信息都消失了。也许是订单超时被顾客取消，也许是后台自动取消的。但如果没有订单的信息，谁也无法证明刘红超是在给顺丰送货时出的事故。

刘红超再次联系上“领导”。“领导”让刘红超去顺丰的公司找他，看看后台里还有没有送货的轨迹信息。这是刘红超第一次来到位于顺义后沙峪区域的顺丰速运。公司不大，四层楼，但他知道这是坐办公室的人才能进去的地方，一般骑手不让进。

“领导”下楼接他，给他刷卡，上到三楼，打开电脑。所幸轨迹还在。刘红超用手机拍了下来：

第一单，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送至三源里街2号，文件证照，距离21.555公里，应收配送费55元；

第二单，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送至环宇路2号，中餐，距离48.017公里，实收配送费105元。骑士刘红超抢得订单，加价3元。

保险公司取完证后，代表对刘红超说，这能证明是在运货途中出的事故，保险能够生效——他购买的保险显示，在那份3元钱购买的“雇主责任险”里，有一条栏目是“第三者责任险”，赔偿上限20万。保险生效需要时间。但剩下的赔偿，保险公司也管不着了。

此时杜红红找到了刘红超。第一次开颅手术总共花费十五万，刘红超拿不出来。他辞去了顺丰同城的工作——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经过辞职这项手续。关掉软件，他回到位于河北顺平的老家，来到一个工地，应聘电工，打水泥，串电缆，一天挣150元。

他那时想，如果之后要走官司，顺丰是老板，一定会担起责任来。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肯定只需要赔一小部分，也许是几万元，咬牙还是能攒出来。毕竟——他在网上搜新闻，看到有骑手出事撞了人，平台全都赔了。

一年后，当他再次想要联系“领导”时，“领导”已经从顺丰离职，联系不上了。

王保军在顺义医院住了二十来天。对一个刚做了开颅手术的病人来说，这样的住院时间很短。原因也很现实，医生嘱咐王保军得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但重症监护室一天要五千元。住了一周，杜红红拿不出钱了。医生说，那就转到普通病房吧。杜红红问，如果王保军出意外怎么办？医生说，那也没办法，你就请护工，你24小时守着他。

可护工也不便宜。一整天的护工要520元。杜红红只请得起白班护工，260元。白天，她去交警队，去找刘红超，找保险。晚上，她独自照顾王保军，扛起一百六十斤的丈夫，给他翻身、拍背，给他排痰。每次拍二十来分钟，一天好几次。有时，护工看到她实在没力气抬起王保军，晚上过来帮忙，把王保军往上抬抬。

但她见到的却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老实、好脾气的丈夫了。王保军的脑袋上缠着纱布，渗透着血。开颅过后，人躁动不安，丈夫的手脚持续重重地敲击床面。护士用绷带捆绑住了王保军的手脚。王保军总是胡乱骂人。他使劲想从绷带里挣扎出来，睡不着，也不想让妻子睡着。每当杜红红合眼，他马上就会闹腾。

杜红红去问医生，王保军没法儿入睡，对恢复有没有影响。医生说，那给他吃安眠药吧。

拿来安眠药，王保军说，你想害死我呀，你给我吃安眠药。等姐姐来看望他，他又说了一次，说她想害死我。杜红红没有怪王保军。她知道丈夫糊糊涂涂的，还没有清醒过来。

手术费、住院费、护工费。杜红红每一天都在头疼钱的问题。她以前想着家庭条件不好没事，只要两个人肯干活就行，但没想到真不行，不行。刘红超没有钱，他们也没有钱。杜红红四处借钱，又在水滴筹上筹了两万。

杜红红说，顺丰华北分拣区的一个领导来看望王保军，只说这不是在工作期间出的事情，不属于工伤，公司也没有办法。美团众包的客服起初说，由于王保军是被撞，那么赔偿应该由第一侵权人（也就是刘红超）来负责，因此美团众包那份3元钱的骑手关爱险无法生效。在当时的王保军这里，没有任何一层安全网能够保护他。

直到有一天，杜红红正坐在床边发愁，一个背着书包，个头矮小的中年男人走进了病房里。

男人向她打听，你丈夫怎么了？杜红红说被撞了。被谁撞的？一个顺丰的骑手。

男人介绍，自己是北京元甲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业务员，而元甲律师事务所是北京一家主营交通事故案子的律所，可以代理王保军的案子。男人还说，出不起律师费也没关系，律所可以走“风险代理”，等拿了赔偿款，再按照比例收取律师费。

男人加上了杜红红微信，说她有时间可以来律所里咨询。对王保军和杜红红来说，这看上去是最后一丝希望。

2020年春天，杜红红来到北京国贸的建外soho，走进一家明亮的律所。律师们很忙碌，桌上堆满了骨科CT片和案卷资料。在一个狭小的会议室里，一位律师接待了杜红红。

听完杜红红说的情况后，元甲律所并不打算接下这个案子。

在此前的官司中，元甲的律师们已经接触了不少和外卖、快递、闪送相关的交通事故，他们很清楚，这类当事人想要和平台认定劳动关系，让平台来承担赔偿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位叫李广荣的律师手里结案过约五六十件和零工经济相关的案子。2017年，她刚来到元甲，接到外卖员出车祸的案子，那时外卖平台刚从直接招聘专送骑手转向外包配送商模式。许多站点的站长觉得，外卖员被撞了，或是撞人了，找撞你的人就行了，怎么还让站点来赔呢？“他们会说，我们又没上社保，没劳动关系。”李广荣说。

她印象深刻的是，有的站长情绪激动：他都告我了！怎么还要我赔？都告我了！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好了一些，有些站长在法庭上会直接承认和骑手有劳动关系。如果不承认，律师出示证据，例如微信群里上下班打卡、派单的截图、外卖软件上的数据，法院也有一定概率判定。但李广荣说，骑手和外包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平台是否有劳动关系，如何认定工伤，如何认定第三者侵权案中的雇主责任，现有法律并未出台详细规定。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李广荣曾替一位代驾司机打官司，代驾是被告，在代驾途中撞了人，希望能由平台承担雇主责任，履行赔偿。但是，司机提供的合同上写着，平台和代驾员是合作关系。最终法院判决，伤者的三十多万医疗费全部由代驾司机承担。案子采取的是事前收费，原本15000元的律师费，先交了7500元。代驾司机知道输了官司，就再也没了消息，剩下的7500元律师费拖欠至今。

换句话说，如果没法证明刘红超和顺丰的劳动关系，即使元甲替杜红红告赢了刘红超，他很可能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律所也很有可能白打了一场官司。

这时，那个在顺义医院遇见杜红红的男人向律所提交了一次申请，走了特批。随后，一个名叫赵金保的律师接下了这个案子。

赵金保今年29岁，是元甲跟案部的一名律师，负责案子的证据、资料收集：王保军和顺丰的合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住院材料、每一次从廊坊来到顺义开车的发票。材料繁多且细碎，笼统算下来，赔偿要一百多万。

案子的关键是，刘红超和顺丰同城的劳动关系能否认定？或者，能否证明顺丰同城在这个案子中需要承担刘红超的雇主责任？

赵金保有过类似经验。他曾给另一个顺丰同城骑手打过官司。骑手叫艾麟，2018年6月开始用周末时间跑顺丰同城急送。一天，艾麟正准备去一家蛋糕店，他开着电动车的最低档，正低头抢单，再抬头，一个女孩出现在路中间。艾麟把女孩撞成了胸腔粉碎性骨折。

打官司时，赵金保发现，艾麟每天买的那份3元保险起不到任何的帮助——电子版的《保险常见问题》上写着：“骑士每天第一次抢单或接单成功后，平台将为你代买保险，保险费3元/人/天”。还显示有不同项目的保险额度，比如“意外身故伤残”是60万，“意外医疗”是5万，“猝死”是20万。

问题出在括号里的一句话：“骑士当日首单取货成功时起至当日24时止，且仅保障配送期间（配送期间指取货成功时起至妥投时止，包括取货途中时段）”。

艾麟撞到人的时候正埋头抢单，还没有抢上。手里没单，正好在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之外。

艾麟还说，他刚做兼职骑手（众包骑手）时，和全职骑手一样，都是系统派单，上班要打卡，工作必须满八个小时，期间不能离岗，派的单子必须执行。过了一段时间，众包骑手变成了抢单，想送就抢，不想送就不抢，工作时间也自由决定。

打完官司之后，艾麟对此有了新的看法：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上下班打卡，没有公司指派的任务，就无法从行为上判定骑手和公司构成劳动关系。赵金保告诉他，如果不是抢单而是派单，他的案子会是另一种结果。

艾麟最终败诉，法官没有认定他和顺丰同城的劳动关系，保险也无法生效，女孩的三十一万医疗费全部由艾麟承担。输了官司之后，艾麟没再跑顺丰同城了，就在厂里上班。他害怕继续在路上送货会胡思乱想。他后来把微信头像换成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因为里面有句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

后来，一家名叫“致诚劳动者”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他们分析了1900份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效判决。众多骑手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张在平台、众包服务公司、配送商的法律关系网。在致诚的报告中，他们提到，以外卖平台为例，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和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 100%降至15%以内。

“和专送骑手相比，众包骑手在一开始就更难与平台、众包服务公司认定劳动关系。”致诚的一名研究员说。“众包”这一模式的出台，起初是鼓励人们利用闲散时间灵活用工。但研究员说，眼下中国的众包骑手呈现出了全职、长时间、高粘性的特点。他们干着和专送骑手同样时间的工作，只是表面上接受着更少的管理。

和艾麟一样，刘红超也是顺丰同城的众包骑士：自己抢单，无人管理。有艾麟的案子在前，赵金保对这场官司没有太多的把握。

2020年疫情期间，工地解散了几个月，刘红超失业了一阵子。这年冬天，他接到了来自顺义法院的通知。他和王保军的案子即将开庭了。

从河北顺平老家到北京顺义法院，刘红超需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半起来，坐上母亲的三轮车一路颠簸地开到顺平汽车站，再坐上七点出发、一天只有两班直达北京的大巴。路上他睡不着，会戴上耳机听一些网络热曲。十一点经过北京与河北的交界收费站。十一点半从西局地铁站出发，分别转乘10号线、8号线、16号线，一小时四十分钟的地铁后，抵达顺义地铁站。出门向东1000米，来到一座没有任何植物遮挡的光秃秃的建筑物，顺义法院。

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法院。开庭的房间大约三十平米，没有旁听的人。王保军的律师、顺丰的律师站在刘红超面前，背着书包，两男一女。他觉得这些律师看起来很普通，和电视上演的高级大律师一点儿也不一样。

刘红超没有律师。他出不起律师费，在网上找法律援助，对方接了电话说，你要是被撞了我们能援助，如果是你撞了人，那谁也帮不了你。

杜红红只在第一次开庭来到了现场。此后她全权委托给了律师。她需要在家里照顾躺在床上的王保军，无法离开。

刘红超有些稀里糊涂。法官和律师们的话他并不太明白，给他发言的时间也不多，让他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后来说，谁都不在意我，你爱说说啥。

到了法庭刘红超才知道，和他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很多公司，分别是：北京顺丰同城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众普拉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宁波市仕优企业服务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深圳市顺丰同城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刘红超从没听说过这些公司。他也是在庭上才知道，众普拉斯是顺丰同城软件的实际运营商（众普拉斯和顺丰同城的股东有关联），人寿是他购买保险的公司，宁波仕优是给他代发工资的公司。

第一次开庭，顺丰同城未到庭。众普拉斯首先表明，追加它为被告是“不正确的”：

众普拉斯：刘红超与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用工关系，我公司不是刘红超的用人单位。他只是在同城运力平台注册的兼职骑手，平台只是居间方，包括刘红超在内的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注册成为用户，自主选择是否抢单、接单。

刘红超这才注意到，在他下载顺丰同城骑士APP，匆匆瞥过并同意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里，最初就表明，平台只是“居间方”，使用平台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各主体自行承担。

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是在顺丰同城骑士上注册的骑手，在上面抢的单子、买的保险。取件的时候，平台会要求他们说是顺丰快递员，工资也是顺丰恒通支付发的。出事的时候，他还穿着顺丰的工服。

法官：事发时，刘红超穿的什么衣服，以什么快递的名义取件收件？

刘红超：顺丰的衣服，是我注册顺丰骑士APP时，平台要求我自己出钱购买的，平时送完单子要穿着顺丰的服装拍照，如果没穿的话，平台还要扣我的钱。我是以顺丰快递的名义取件配送。

众普拉斯、顺丰速运：我们认为，刘红超穿顺丰的衣服不能代表他与顺丰公司之间就有什么关系。

保险公司提出，顺丰给刘红超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

人寿保险：证明顺丰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

众普拉斯：对于保险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险种名称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否存在劳动和劳务关系没有关联。

宁波仕优公司是顺丰同城的一家众包服务公司。

顺丰同城：提交《同城配送合作合同》，顺丰同城骑士全职的配送员工资由宁波公司发放，对于刘红超这样的众包骑手，他领取的是服务费用，也是由宁波公司代为发放，顺丰同城和宁波公司对骑手在配送过程中造成损害已经约定了由宁波公司承担责任。

刘红超：我不知情。

法官：刘红超，你是否与宁波公司签订任何合同？

刘红超：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

宁波仕优：我方与刘红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关系，也未与刘红超签订劳务劳动合同，其社保和三险也并非由我公司交纳。我方只是代替深圳市顺丰同城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发报酬、个税申报等。

（庭后，宁波仕优提交证据，深圳顺丰同城为了“完善众包管理机制，优化供应商管理”，在2020年7月已经和他们终止了合作关系。）

案子持续了一年，开了六次庭。2021年6月，刘红超接到法官打来的电话。法官劝他调解。刘红超说，法官的意思是，如果他同意调解，那么众普拉斯可以出一半的赔偿款。但如果刘红超坚持继续判决，按照现有证据材料，顺丰同城和众普拉斯也许一分钱都不会出。

刘红超说，一半我也赔不起啊，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但北京的亲戚劝他，差不多得了。他也害怕，如果顺丰最后一分钱都不出怎么办？他最终同意了调解。

调解的结果是，刘红超支付40万，人寿保险支付29万，众普拉斯支付38万。在最后的调解现场，众普拉斯说：“我方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付原告补偿款。”

第三次开庭结束，刘红超走出来，恍恍惚惚的。他把“大绿本”（机动车驾驶证）、诉状都落在了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路人捡到后，打电话给赵金保。赵金保又联系上刘红超。刘红超说，他真的害怕了，以后再也不敢开车。

第六次开庭前，法官给他打电话劝他调解时，他正在保定的一家塑料厂工作。那是一个专门回收废塑料的厂子，车间里都是塑料融化后的工业粉末颗粒。气味很呛，噪声也很大，听不见人说话。到处都脏乎乎的，没有人清理。刘红超负责给机器放料。他离开车间，和法官争辩了几句。接完电话后，他继续干活，但很气恼：“这个事情不像电视上演得那么好，也没什么正义。”

案子调解结束。过了两个月，刘红超把他所有的摩托车都卖掉了。一辆是他跑顺丰用的，还有一辆是他用来玩儿的，车轮是荧光绿色的，很新，也很酷炫。他统统半价卖了出去。再也不开车了。他又说了一遍。

请了律师后，杜红红一度以为事情会出现转机。从顺义医院出院后，她先将王保军送去廊坊爱得堡医院的康复中心做康复。康复期间，王保军的左侧身子恢复了一些知觉，能依靠拐杖走一小段路。二十来天后，王保军回到了廊坊的家里。

2020年5月，等年初的疫情过后，王保军才来得及去做颅骨修补手术。他的后脑勺盖上了一个不锈钢的假颅骨。糟糕的是，王保军患上了继发性癫痫——开颅手术可能的后遗症。起初是小发作，左侧身体抖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做完修补手术就变成了大发作。每次像有预感似的，王保军说，我要癫痫了。他就开始癫痫。严重到吐白沫，嘴眼歪斜，左边身子彻底不能动弹。杜红红又送他去医院，住院，靠吊针吃药控制。

杜红红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北京参加开庭。元甲的律师会在微信群里和她更新进度。有时她会发一段王保军的视频给赵金保。和律师通话，她会哭起来。丈夫也总是在家里掉眼泪。杜红红给他喂饭，丈夫哭，说你嫌弃我。孩子在一旁玩手机，声音大了些，丈夫又哭了。

没有癫痫前，王保军还算清醒。那时他和杜红红说，哎哟，以后我也不能上班了，等这事完了后，和我离了吧。杜红红说，你每天瞎想什么呢，我要跟你离婚，我当时还能救你？

这个家庭依靠杜红红勉励维持着。杜红红如今在一家酒厂上班，做旅游讲解员。每天六点半起床，蒸包子和肉馅烙饼，给丈夫喂饭，出门送两个孩子上学，去酒厂上班。中午接孩子回来，给丈夫喂饭，翻身，接尿，下午继续上班。晚上回到家，再重复一遍，做饭，喂饭，给丈夫捶腿，擦身。有时她太疲惫，丈夫在房间里，她会在客厅的沙发上找一块地方静静坐着。

2021年3月，廊坊依然很冷。王保军躺在房间里，裹在一床棉被中。他的左边身子彻底瘫了。他身上穿着一件顺丰的灰色棉袄。床旁的地上还放着两件顺丰棉袄。杜红红说，去年底，王保军已经被顺丰辞退了。他的合同还没有到期，但并没有离职补偿金。

王保军的手机里还存着辞退短信。上面写道：因你自2020年12月8日开始至今未到岗上班，已旷工36天，您的旷工行为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公司将依法处理您的劳动关系。

在顺丰工作时，上班有点儿，下班没点儿。碰上双十一，站点会来好几百辆车子。至于送美团外卖，他会一直跑到电瓶没电再回家。但对现在的王保军来说，说话、回忆都是太过辛苦的事情。他的声音像是泄了气，温吞不清。他目光呆滞，合不上眼睛。发际线那块的头发被剃掉了，露出白色的头皮。

“你现在能睡着吗？”

“睡不着，疼。”他再一次闭上眼睛，眼泪流下来。

两个孩子都已经放学回家。大儿子十三岁，小儿子九岁，他们在沙发上嬉笑着。后来两个孩子进了屋，和王保军待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小儿子出来，熟练地从厕所中找出一个尿壶，拿进卧室。接着，卧室里传来一阵尿声。

“什么时候是个头？”杜红红说，她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

她转身，在客厅角落里搜寻着什么，随后拿出一团白纸，一层层剥开，里面是做第一场开颅手术时取出的王保军的头盖骨，有三块骨头。骨头呈灰褐色，最大的那块是椭圆形，直径有十厘米，像是一块发烂的椰子壳，有轻微的腐烂味。她没敢扔。

在元甲那位业务员的帮助下，杜红红找到了美团众包上的保险公司。2021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了王保军八万元。6月底，杜红红得知案子调解成功。这些都算是好消息，但也补偿不了太多。他们已经收到保险公司和众普拉斯的赔偿款。但还掉了一些债和贷款后，也没有剩下多少了。

杜红红不知道刘红超是否还得起剩下的那四十万。她给刘红超打过几次电话，刘红超没有接。她说刘红超没有来看过他们。她早就把刘红超的微信删了。

接下来就看律师沟通吧。杜红红说。视频通话中，她很疲惫。而王保军——还是一成不变的样子，脸垮斜着，双眼紧闭。

“王保军，醒醒！”杜红红说，“醒醒！”

王保军睁开眼睛，望向天花板。他没说话。

“你说王保军现在怎么样了？”刘红超露出一种混杂着愧疚、不知所措的神情，“他这个胳膊、腿确实是耽误了。”

他穿一件黑色Polo衫，黑色短裤和一双拖鞋——后来在朋友的提醒下换成了更为正式一点的牛仔裤和皮鞋。他不年轻了，额头上落下两道浅浅的皱纹。说起塑料厂，他连连摇头。这份工作一个月挣四千元，而他现在需要偿还四十万。这是个他无法想象的数字。

他家在农村，还没有结婚。父亲没有工作，平日里种地，放羊。母亲在一家化工厂工作了27年。刘红超的家是一栋北方常见的灰色平房。院子里铺满了刚摘下来的花生，羊圈里有两只瘦弱的绵羊，屋里空荡荡的。

晚餐时，刘红超喝了点酒，脸颊红扑扑的，他有些激动地向母亲和朋友解释案子的结果——

“顺丰就是不承认！”

大家点点头，表示理解，但谁也提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母亲说，她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如果还不上赔偿，他们就把这座农房卖了。刘红超的父亲沉默不语，留下一道影子，很快消失了。

第二天，刘红超决定去北京。他打算到顺义法院调取案件材料。他还是希望做一些什么，比如尝试申请和顺丰同城的劳动仲裁（他在打官司之前没有做这件事情），推翻调解。为了查询档案资料，他给顺义法院打了十来个电话。在和法官、法院档案员、法官助理交流时，他说话磕磕盼盼的，还没说上几句话，他觉得对方好像在敷衍他，忍不住骂咧几句，又挂断电话。

他心里清楚，推翻调解的可能性不大了。

几年前朋友曾让他一起合伙在县城里开汽修店，他没有答应。那时他不想草草应付未来的生活。如果回到县城，像他的朋友们一样，开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汽修店，守着公路旁一辆又一辆的轿车开进店里，和钳子、五金件、机油生活在一起，晚上再换上西服，在路边接代驾，补贴家用。像长辈们说的，这样的生活更为实际。但刘红超只想走出去，即使外面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

他觉得自己在北京见了不少的世面。比如他经常去SKP商场里接单子，门童会向他鞠躬。他给顺义别墅区的女人们运送化妆品、Dior和Gucci的包。他觉得SKP给了他一种激励人心的感觉。“可不要觉得一万块是很多钱，这里会告诉你一万块根本不是钱。”

再比如银泰的空中餐厅。他第一次从67楼俯瞰的角度看到了北京，高楼林立，一个明亮宏伟的北京。还有芳草地购物中心。“特别有艺术范儿，比一般商场都好，网红都喜欢去。”

他给北京的顾客们送过合生汇的小吃、京深海鲜市场的海鲜、杰克的虾、野兽派鲜花、护照、身份证、水果、薄薄的文件。四年来，他估计接了有一千来个单子。

与北京相比，河北顺平的生活单调且无聊。顺平被称为中国桃乡，街边的路灯悬挂着硕大的假桃灯。年轻人在夏天里唯一能玩乐的地方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没有冰的溜冰场，休息椅上淌满了灰尘和落叶。许多年轻人在磨损过度的吊椅、秋千和木马上喧闹。

这儿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刘红超说。

他喜欢在大城市里晃荡——那给他一种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希望”。他说，发财的机会也多一些，成功的机会也多一些。如果留在县城的工厂里上班，“上班下班，一个月拿三千块，什么都不要想了”。

如果2019年11月24日那天他没有在机场东路撞上王保军，刘红超觉得，他仍然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在北京时，他看过一部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当他离开顺义法院，坐在地铁上，他想起了这个电视剧，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张译饰演的石小猛。剧情简介说，石小猛来自云南小镇，家人都是农民，在北京，石小猛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能靠自己打拼，闯出一片天地。

刘红超觉得他很像石小猛，“一是张译比较真实，第二是，我知道了这社会比较残酷，现实一点，不是现实有多好，而是现实有多坏。”

在北京送单子的四年时间，刘红超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因为骑摩托车而导致他的小腿上都是块状、条状似的疤，是送闪送和顺丰时擦的。

最新的那道伤疤在脚踝上。一块粉红色的、膨胀起来的皮肤。那是2020年疫情之后留下的，那时他还没卖掉摩托车，他回到北京又跑了一段时间顺丰同城，有一天他持续开了四小时摩托，一犯困就蹭伤了。

还好只是蹭伤。

现在，当刘红超打开软件，想看一看曾经的跑单记录，界面是空白的。他的时间，送过的单子，就好像从来没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