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境摸清：为啥蒙古国的雪豹调查做得比中国好？

今天是世界雪豹日。

中国是雪豹大国，全世界60%以上的雪豹分布在中国。

雪豹作为旗舰物种、明星物种获得了更多关注，加上远离人类的栖居环境，它看起来算是当前境遇相对较好的大猫。

然而事实上，我们的雪豹调查，在相同的时间里，相比蒙古国全境摸清的成果，差之千里。

为什么人家能做得这么好呢？我们能学到啥？

大牛硬核梳理，值得一读。

蒙古国的雪豹  图片来源：WWF

2021年3月17日，蒙古国发布新闻：“完成首次全国雪豹种群调查，确认蒙古国境内成年雪豹数量在806只至1127只之间，数量仅次于中国，位列全球第二。”

新闻继续介绍道：“此次调查工作由蒙古国自然环境和旅游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组织，蒙古国科学院、国立大学等多个机构参与，自2017年开始历时4年完成。调查涵盖了近41万平方公里的雪豹栖息地，约500名工作人员在29座山上安装了1475台相机，给15只雪豹佩戴了项圈，田野调查工作长达270天。”

而我看到这个新闻，已经是一个月后。今年4月中旬，我正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中段的祁连县协助安装雪豹调查的红外相机。

早在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也启动了雪豹种群调查，希望掌握祁连山南坡一万多平方公里山地中的雪豹分布和数量状况。

当时我还在中国林科院工作，加入雪豹调查小组，在祁连山南麓安装了许多红外相机。

到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启动第二轮雪豹种群调查，分别委托北林、西高所和山水分别在门源县、祁连县和天峻县开展调查。

第二轮调查延续到今年，尚未能给出严谨可靠的雪豹种群数量估计。

另外，从2017到2018年，我参与了中国雪豹网络牵头的全国雪豹调查报告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编写的，多数是保护组织（包括猫盟）和科研机构的年轻人。

报告雄心勃勃地建议，分省区开展雪豹种群调查，制定保护管理计划。然而，这样的建议廉价而无用，无人在乎。

因此，可以想见蒙古国的新闻对我的冲击：同样是希望了解雪豹的分布和数量状况，同样启动于2017年，蒙古国是如何做到的？对我们有何借鉴？

蒙古高原总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比青藏高原还要辽阔（250万平方公里）。

蒙古高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园。在漫长的年代里，雪豹见证了多个游牧帝国的兴衰。

蒙古高原的地理范围  图源：网络

进入动荡的二十世纪，蒙古高原一分为三：漠南成为内蒙古，漠北成为蒙古国，而蒙古国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由俄罗斯管辖。

雪豹在蒙古高原的三个区域，境遇各不相同。

在蒙古国以南的内蒙古，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于1996年开展过一次大范围调查，足迹覆盖中蒙铁路以西的所有主要山脉，包括大青山、乌拉山、狼山、卓子山、贺兰山、雅布赖、东大山、龙首山、马鬃山等。

调查发现：在幅员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即便有雪豹，也数量非常稀少了。近十年来，除了被牧民发现并救助的零星个体，内蒙古尚未发现繁衍生息的雪豹种群。

乔治･夏勒1996年在内蒙西部的调查路线和调查的山脉  来源：内蒙古西部大型兽类现状，1996.

蒙古国以北的唐努乌梁海，山地面积大约1.2万平方公里。

俄国人和WWF在2015年即完成了第一轮大规模的雪豹种群调查，此后又开展了几轮全面调查。

2018年给出的数字是61只雪豹，2021年则是65只，“种群保持稳定”。

于是，在蒙古高原，只有蒙古国依然是雪豹分布的重镇。

蒙古国幅员156万平方公里，根据不同的估计，雪豹栖息地面积在10万平方公里上下，雪豹种群数量在1000只左右。

而且，蒙古国是全球第三个完成全国雪豹调查的国家。

第一个完成全国雪豹调查的是不丹。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地小国，雪豹栖息地面积不过9000平方公里。

2016年10月23日，国际雪豹日，不丹宣布调查结果：96只。

俄罗斯则是全球第二个完成全国雪豹调查的国家，需要调查的区域不过是唐努乌梁海。

在1989年之前，关于蒙古国的雪豹，只有粗略的信息。

1954年，班尼科夫（A. G. Bannikov，1915-1985）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兽类》一书中，第一次总结蒙古雪豹的现状和分布。

1976年，保尔德博士（A. Bold）发表蒙古南部的雪豹分布状况，并估计有700只雪豹。

在1980年代，蒙古科学院生物学家阿玛尔萨纳（Gol. Amarsanaa）对雪豹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开展研究——至于研究了啥，我也没查到。

1984年，马龙（David Mallon）分析全球的雪豹栖息地，估计蒙古国的雪豹栖息地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

1989年12月，乔治･夏勒开始调查蒙古国的雪豹。

在1970年代，夏勒的足迹遍及巴基斯坦和尼泊尔；1980年代，他在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开展了大范围的雪豹调查。

其时，他供职于“名将如云”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因此，当他的目光转向蒙古国，可以预料会带来改变。

从1989年12月到1992年11月，夏勒博士开展了三次调查。

在第一次调查（1989年12月-1990年1月）中，他有两位蒙古伙伴：阿玛尔萨纳，蒙古科学院生物学家，时年三十多岁；泽仁德勒格（Jachliin Tserendeleg），蒙古环境和自然协会执行主任，时年四十多岁。

这次调查检查了蒙古国南部和西部的山脉，发现托斯特山（Tost Uul）的一条山谷适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1990年冬天，夏勒重返托斯特山，带着一个拍摄团队，以及雪豹捕捉和颈圈工具。他在11月13日给一只雄性雪豹戴上了无线电颈圈。

乔治･夏勒和蒙古牧民阿玛尔抱住一只麻醉的雪豹，准备佩戴颈圈。来源：乔治･夏勒

这是蒙古国第一只开展颈圈研究的雪豹，此前只有杰克逊（Rondey Jackson）在尼泊尔跟踪观察过5只雪豹。同时他也沮丧地发现，蒙古生物学家阿玛尔萨纳对研究雪豹并无兴趣。

两年后，1992年10月，夏勒再次回到托斯特山，带着一位对雪豹研究充满兴趣的美国人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10月底，他和麦卡锡给第二只雪豹戴上了无线电颈圈。

1994年，经过几年的调查，夏勒发表论文《对蒙古雪豹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snow leopards in Mongolia》。

文章估计蒙古有1500-1700只雪豹，分布区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

实际上，这篇论文的内容是1992年7月他在西宁雪豹峰会上的报告。等到西宁召开下一次国际雪豹会议，已经是二十年后的2012年了。

位于蒙古阿尔泰山的雪豹研究营地  来源：乔治･夏勒

1992年，苏联解体，蒙古国独立。

“随着俄罗斯人的离开，新的外国入侵者涌入该国，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德国、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的援助项目，以及许多来自欧洲和北美的非政府组织。”

正是在这一年，继WCS之后，WWF在蒙古建立办公室。

在1990年代，“新的外国入侵者”在蒙古国投入大量资金，其中一小部分通过UNDP/GEF投向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1993-1994年，夏勒充当了无奈而不自在的协调者，争取到资金，支持泽仁德勒格的雪豹企业和麦卡锡的雪豹研究。

泽仁德勒格是充满热情的保护者。1994年，泽仁德勒格领导蒙古环境和自然协会启动蒙古国第一个雪豹保护项目，开始时聚焦戈壁-阿尔泰省，运作基于社区的保护项目：雪豹企业。

这个项目延续至今，乃是雪豹保护领域的成功故事。

蒙古动物保护者泽仁德勒格检查一头雪豹袭击的牦牛。来源：乔治･夏勒

从1993年到1998年，四十出头的麦卡锡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托斯特山继续雪豹研究。

他捕获了4只雪豹，带上无线电颈圈，发现雪豹的家域面积很小，从14到142平方公里不等。

当时协助他完成博士研究，还有一位蒙古小伙穆克托格（B.Munkhtsog）。

麦卡锡和当地牧民在阿尔泰山检查雪豹脚印。来源：乔治･夏勒

WWF也获得资助，支持蒙古西部的三个保护地启动雪豹的关键种群监测。

2000年，麦卡锡博士毕业，加入国际雪豹基金会（SLT）。当年SLT进入蒙古开展工作，把泽仁德勒格的雪豹企业复制到蒙古国的所有雪豹分布区。

2001年，时年39岁的穆克托格（B.Munkhtsog）已成为蒙古科学院的生物学者。他成立自己的NGO，蒙古雪豹中心。

依托蒙古雪豹中心，穆克托格在蒙古西南开展了多项调查研究。当马鸣研究员于2002年开始调查新疆的雪豹时，穆克托格也多有助力。蒙古国的雪豹现状评估和保护行动规划，他均多有参与。

在新世纪的头几年，WWF持续在蒙古西部的三个保护地开展雪豹监测方法培训。

经过十余年的工作，WWF与蒙古国的主管部门建立了良好的联系。WWF蒙古办公室开发的软件Biosan被蒙古环境和绿色发展部采用，用于汇总保护地职工采集的数据。WWF还协助制定了蒙古数个保护地的管理计划。

2007年，美国Panthera基金会横空出世。

脱胎于WCS大猫团队的Panthera在富豪卡普兰（Thomas Kaplan）的支持下，雄心勃勃，目标是成为全球猫科动物保护的领导者——后来把领导者（leader）改成了伙伴（partner）。

麦卡锡在这一年离开SLT，担任Panthera雪豹项目的负责人。

2008年3月，Panthera召集全球雪豹分布国的人士，齐聚北京召开雪豹峰会。

这次大会是中国雪豹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主要的雪豹研究团队北京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乃受这次会议所激发开启雪豹工作。

会议也在蒙古催生了一项长期生态学研究。

2008年，跳槽到Panthera的麦卡锡与SLT携手，在当年夏勒捕获第一只雪豹的托斯特山建立研究基地，重启雪豹颈圈研究。研究基地正是以泽仁德勒格命名。

同年，瑞典人约翰森（Orjan Johansson）来到托斯特山，开始博士研究。

约翰森（右）是雪豹捕捉、麻醉和佩戴颈圈的全球权威。来源：Snow Leopard Trust

2017年，约翰森在瑞典农业科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在蒙古戈壁渡过超过1000个夜晚，给23只雪豹佩戴了卫星跟踪颈圈——这个数字是当时其它所有研究项目捕捉雪豹的总和。

GPS collars allow researchers to track snow leopard movements. Photo: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 Snow Leopard Trust

约翰森成为雪豹捕捉和麻醉的全球权威，并在雪豹空间利用、捕食格局和繁殖等方面做出新发现。

他发现雪豹家域要比麦卡锡当年的测量结果大得多，达327–615平方公里；揭示雪豹繁殖和幼崽独立的时间。

托斯特山的雪豹研究持续至今，累计给超过30只雪豹佩戴了卫星跟踪颈圈，将对雪豹的认识提高了一个档次。

托斯特山的生态研究，还促使蒙古国政府将研究区域划定为保护地，以阻挡矿产开发的侵蚀。

被戴上项圈的雪豹“阿努”的故事

A map of Tost Nature Reserve in Mongolia. Photo: Snow Leopard Trust

除了Panthera和SLT，WWF也启动了颈圈研究。

2013年5月，WWF在蒙古西部给第一只雪豹戴上颈圈。到2016年11月，WWF蒙古项目给第8只雪豹戴上了颈圈。

到这一阶段，蒙古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已经频繁参与研究项目。

2016年，麦卡锡和马龙领衔评估了全球雪豹的保护现状。

根据这两位的评估结果，IUCN将雪豹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调整为“易危”。

对于蒙古国，麦卡锡和马龙估计雪豹栖息地有22.5万平方公里，生活有557-1127只雪豹。

IUCN的决定引起SLT的强烈反弹。SLT认为，由于此前的调查多集中于优质栖息地，评估结果高估了雪豹种群数量。

彼时，SLT已经主持雪豹分布国政府间项目全球雪豹及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3年。

于是在第二年，GSLEP通过《2017年比什凯克宣言》，“敦促科学界制定并实施一个可复制且可靠的规程，以估计雪豹在景观、国家、地区和整个分布范围内的数量”。

紧接着，GSLEP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倡议，全球雪豹种群评估（PAWS），旨在对雪豹种群进行科学评估。

PAWS由一个11人的科学咨询小组指导。该小组包括全球公认的种群生态学家和雪豹生态学家。咨询小组提出了实现该任务的一般准则和实施细节。

PAWS科学咨询小组  来源：PAWS Guideline

PAWS的技术方案，脱胎于SLT在印度和蒙古的多次调查和试验。

PAWS流程建议采用两步法。第一步，在大面积区域中进行占域率调查，以获得可靠的雪豹分布，并根据雪豹的使用概率将分布区分层。

第二步是分别在低、中、高密度区进行标准化取样，在每个集中调查的地点使用空间标志重捕方法估算雪豹数量。

PAWS建议的调查流程  来源：PAWS Guidline，翻译制图：于洋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位女士，朱珠（Justine Shanti Alexander）。

这位法国女子2011年英国帝国理工硕士毕业后来到中国，进入北京林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对象便是祁连山的雪豹。

2015年博士毕业，到北京大学做博后。2017年加入SLT，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协助蒙古的全国雪豹调查。

Justine Shanti Alexander  来源：https://justineshantialexander.weebly.com

如此，有了开展调查的理由，有了完成调查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支持，2017年，WWF蒙古办公室牵头发起全国雪豹调查。

2018年5月，在乌兰巴托举办了为期四天的PAWS规划研讨会。WWF、蒙古国环境和旅游部、SLCF、GSLEP、SLT、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等机构与会，讨论规划实施全国雪豹数量评估。

2018年8月，启动大尺度的占域调查；2019年3月，完成大尺度的占域调查。

调查将整个蒙古国分为4163个20x20公里（400平方公里）的网格。基于15只佩戴颈圈的雪豹个体的26000个定位点，使用MaxEnt模拟雪豹的栖息地偏好，确保没有遗漏任何雪豹的潜在栖息地。

网格面积设定，也是依据颈圈数据的雪豹家域数据。排除掉明显不适合雪豹的网格（主要是平地或森林）后，还有1200个网格符合标准。

1200个占域调查网格和22个红外相机调查点  来源：蒙古雪豹调查报告，WWF，2021

共有12个小组（包括60名技术人员、126名巡护员和31名司机）接受培训。每个调查小组由7-8名成员组成，至少有2人有探测和识别雪豹痕迹的经验。

调查人员在调查网格内沿山脊和山谷行进，记录每一个刨坑、划痕、喷尿、脚印、粪便或直接目击雪豹的位置。

在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12个小组共调查了1017网格，其余183个无法进入。

调查采用步行、骑马或乘车的方式，样线平均长19公里，总长19924公里（车辆13129公里，步行6794公里）。

共记录到1508个雪豹痕迹，在238个网格中记录到1236个刨坑、92个爪印、74个抓痕、19个喷洒物和87个粪便。

由于物种识别的不确定性，粪便没有被用于任何分析。来自235个采样单元的其余1421个雪豹痕迹用于占域分析，即朴素占域率为0.22。

占域调查覆盖1017个网格，红外相机调查在22个地点进行。来源：蒙古雪豹调查报告，WWF，2021

2019年5月，召集所有调查小组负责人以及国内外雪豹专家，讨论占域分析，计划小尺度调查选点。

目标是在不同的分层（高、中、低雪豹密度）放置红外相机，保持不确定性程度低于30%。首先评估正在开展红外相机调查的地点。

根据全国占域评估结果，已有红外相机调查大多位于雪豹栖息地利用率高的区域。因此，计划在雪豹栖息地利用率低的地区开展新的调查。

对于每个小尺度调查点，设定了可操作的规则：

1.调查区域至少大于400平方公里，至少覆盖数个雪豹家域；

2.红外相机的间距为2-5公里（1-2σ），以使特定个体能够在一个以上的位点上被红外相机记录到；

3.红外相机放置在刨坑、标记点、鞍部、山脊小路、山谷小路等附近，以最大限度地捕捉雪豹；

4.红外相机的运行时间最长为90天，以满足雪豹种群封闭的假设。

小尺度的雪豹种群调查红外相机位点分布示例。来源：蒙古雪豹调查报告，WWF，2021

2020年10月，红外相机调查截止。

从2017年5月到2020年10月，共有1445台红外相机覆盖了85,081平方公里的区域，22个调查点的面积从848-12,232平方公里不等。

在98,421个相机工作日，红外相机采集超过200万份照片和视频。其中有1401份拍摄到雪豹。

每台相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68.1±1.46天。

每只雪豹个体的平均探测次数为（5.85±0.54）次，每只个体的平均红外相机位点为（3.12±0.21）个。

在22个调查点共发现240只成年雪豹和89只幼崽（2岁以下与母亲一起的个体），雪豹幼崽占发现个体的27%。

2021年3月，获得初步结果。

根据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将雪豹分布区分为4个等级：

1.高概率地区：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在0.75-1之间，面积7.8万平方公里（占蒙古国土面积的5%）；

2.中等概率区：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在0.5-0.75之间，面积13.52万平方公里（占蒙古国土面积的8%）。

3.中低概率区：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在0.25-0.5之间，面积23.04万平方公里（占蒙古国土面积的14%）。

4.最不可能被雪豹使用的地区：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在0-0.25之间，占蒙古领土的其余部分。

根据雪豹栖息地利用率，将雪豹分布区分为4个等级。来源：蒙古雪豹调查报告，WWF，2021

雪豹栖息地利用率经雪豹痕迹验证，并分为高、中、低三层，每一层使用SCR分析估算平均密度。

1.高密度区：估计平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0.61只。该地区是我们预期的雪豹高密度种群分布区。

2.中密度区：估计平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0.35只。有雪豹的痕迹，主要是高密度区的周边地区。雪豹种群可能居住在这类栖息地中。

3.低密度区：估计其平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0.09只。可能会容纳雪豹，而且可能对雪豹的扩散很重要。

根据上述分层方法，估计雪豹分布区总面积为326,617平方公里，其中高密度区48,290平方公里，中等密度区153,840平方公里，低密度区124,487平方公里。

高、中、低密度的雪豹分布区占蒙古国领土的21%，乃是此前分析的雪豹栖息地的3倍。

根据雪豹密度，将雪豹分布区分为低、中、高3层。来源：蒙古雪豹调查报告，WWF，2021

根据初步分析结果，在蒙古326,617平方公里的雪豹分布区内，雪豹种群数量估计为953只成年雪豹。

95%的置信区间表明，种群数量可能在806至1127只成年个体之间。其中，88%的雪豹种群分布于中、高密度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布的还是初步分析结果。

回到最初的问题：蒙古国是如何做到的？对我们有何借鉴？

首先，蒙古国有了充分的知识和技术积累。

2008年以来的雪豹颈圈研究，详细揭示雪豹的生态和行为特征，直接帮助了栖息地模拟、占域调查设计。

PAWS科学咨询小组汇集了目前最好的调查取样方法和统计分析手段，应用于蒙古全国调查的设计。

对于这份知识、技术和经验，我们是可以直接借鉴甚至借用的。

其次，蒙古国让国际机构唱了主角。

我没有查到这次调查花了多少钱的信息。不过可以想见，至少是数百万美元的量级，而且推测大部分是国际机构承担的。

在这次调查中，蒙古国虽然也派出了主管机构和科研机构参与，不过唱主角的是国际机构，后者以蒙古国为舞台，淋漓尽致地尝试了精巧的调查设计。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国大熊猫调查中，国际机构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时过境迁，此消彼长，类似的调查工作，势必要求国内的各部门和机构能够有效合作。

再次，外业和内业都下了“笨功夫”。

217名外业人员，1017个网格，19924公里样线，22个调查点，1445台红外相机，200万份照片和视频，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体识别、数据分析。

当然，要下笨功夫，也是需要资金支持的。

可资类比的全国大熊猫调查，在外业上不遑多让，不过在内业方面则无从评论。

在雪豹调查中，国内累计投入的人力、物力其实也不小，不过还没有看到哪一项调查能拿出扎实数据。想来不是外业投入不足，便是内业投入不够。

最后，还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劲的”调查？

我等调查苦力见猎心喜，恨不得调查越大越好、越细越好。因此之故，往往对人家的调查心生羡慕。

可凡事讲究性价比。

站在管理者和出资人的角度，必然会问：调查那么清楚，有什么用？

这就看你怎么算账了。调查投入是可以计算的，调查的直接产出是可以预测的，至于间接产出和保护影响，那只能大致猜测了。

比如，在蒙古全国雪豹调查报告的最后，执笔者如此笼而统之地介绍调查的“信息价值（informational value）”：评估结果将通过以下方面促进雪豹保护的明智决策：

1.详细介绍蒙古国目前的雪豹种群数量和分布；

2.建立未来雪豹种群动态和随时间变化的基线；

3.为保护领域的决策者提供信息，以便对雪豹进行有效的保护管理；

4.为全球雪豹种群评估提供宝贵数据。

且请该回答这个问题的同行去纠结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