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流动人口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流入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上海、江苏与浙江的省外流入人口均超过了一千万，这相当于欧洲的芬兰和挪威两国人口之和。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凸显，这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以及相应的家庭化趋势密切关联。随迁子女入学及升学的门槛和选择性困境依然没有消解，反而面临新挑战。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有赖于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的最优破解。
新时期随迁子女教育困境从何而来
随迁子女教育是一个老话题，本世纪前二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政策变迁。
本世纪初，国家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14年，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此即“两纳入”政策。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加快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三次政策变迁，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充分和凸显，数以千万计的随迁子女及其家庭受益，并且是受益终身。
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更是明确，儿童要享有更加均等和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更加普惠和优越的福利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这份文件还强调，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但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包括长三角地区在内，全国范围内，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一些特大城市纷纷加强落户限制，提高同城化待遇实现的门槛。多地出台的居住证和积分管理政策，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条件、学历、专业技能等诸多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导致他们达不到相应的居住证办理或积分要求，进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义务教育后异地参加中考、异地高考的种种限制，让诸多流动家庭望而却步。
随迁子女及其家庭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仅是在城市有学上，还在于要获得更持续的教育，以为在城市更好生活积累人力资本。笔者在多地的实地访谈中了解到，许多随迁子女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是“城里人”，期望留在“熟悉”的流入城市，而不是回到“陌生”的家乡。他们期待自己在未来的中考、高考中，能与身边的本地户籍同龄人获得一样的待遇，但现实中，因无法在流入地同等参加中考和高考，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提前返回原籍，由“流动”转 为“留守”状态，或放弃普通高中，转而接受中职、高职教育。还有很多家庭，在居住证办理、积分上显得焦虑。
二元户籍制度下，随迁子女的双重身份，既是一种羁绊，也是激发其能动性的重要资源。在此背景下，城市包容性不足，外来人口市民化滞后，优质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就成为新时期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的突出矛盾。
长三角地区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突破迫切性何在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地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85.2%，与2015年相比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9年印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的“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目标依然存在一定距离。
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2月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协同扩大长三角地区优质教育供给，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研究发布统一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协同开展监测评估，引导各级各类学校高质量发展。”随迁子女学习保障情况及满意度等是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困境突破是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迫切要求。
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的《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进程报告（2010-2020年）》显示，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健康指数和收入指数分别为0.935和0.812，常住人口教育指数则仅为0.712，比拟合出来的人类发展指数0.814（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低了约0.1。这一数据显示，教育指数成为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主要短板，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有待进一步提高。
相较健康与收入水平，常住人口教育水平是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最主要短板，是该地区进一步提升人类发展水平的关键。这样，切实保障作为常住人口的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加快破除其教育困境，也是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
长三角地区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破解之路
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随迁子女的规模与结构、教育需求不尽相同，困境破解路径与制度创新着力点也必将有所差异。分析一市三省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可以看出路径选择的共同点与差异。
“十四五”时期，上海将进一步完善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更好发挥居住证主渠道作用，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江苏则明确，要切实保障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并在落户政策上放开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推进南京、苏州等特大城市放宽放开落户限制，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内户籍通迁，以及健全完善外来人口居住证管理制度，探索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并轨路径。浙江提出，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健全随迁子女入学入园政策。此外，浙江还明确了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
安徽流动人口总体状况与长三角地区其它省市明显不同，一千三百多万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相对容易实现。因此其“十四五”规划明确，重点是加大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力度，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入园政策。
综上分析，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尽管都对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关照，但可以预期，只要落户限制没有完全放开，教育与户籍捆绑的体制没有彻底打破，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升学的门槛将依然存在。为能读普通高中，能考大学以实现阶层的跃升，流动转留守、大城市转小城市，将继续成为相当一部分随迁子女的选择，但转学带来的亲子分离、学业成绩下降乃至学业中断，将是这部分儿童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从发展的眼光看，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突破，是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脱离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空谈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取的。无论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超大城市，既需要创新型高精尖人才，也需要大量服务人员，全体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理应得到保障。
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发挥社会事业发展较快、一体化联动发展的优势，努力增加城市发展的包容性，早日破解随迁子女受教育机会与户籍的捆绑，缩小城市间、城区间优质公共教育服务的供给差距，打破区域教育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努力增加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便捷性和义务教育后升学的选择性，寻求区域范围内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突破的最优解。
[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新时代超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困境与行动策略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DHA200331）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