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老王，编辑：阳少，原文标题：《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匿名的共写和被消费的隐私》，头图：北京蓝天救援队奔赴河南支援，来自：视觉中国

支持多人同时编辑的、跨部门、跨组织协作的在线文档，例如腾讯文档、石墨文档、飞书文档等产品，已经是广大键盘工作者们的案头利器。

而在去年的防疫以及今年的河南救灾中，志愿者们收集汇总互助信息的共享文档甚至被称为“救命文档”。

同样的文档也出没于更为琐碎的日常，《Tinder 渣男避雷》《大厂 er 相亲文档》《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 ）》等一个又一个地于朋友圈和微信群传播，你甚至还能像贴吧、论坛和豆瓣小组一样，在这里看到关于职场、情感、消费的八卦讨论。

显而易见的是，在线文档已经由在线的办公平台，转变为一种爆炸式传播的“流量密码”。本文试图梳理它的不同使用场景，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探讨个人的信息（隐私），如何在匿名的共写中，从互通有无的即时信息，变成了被审视与消费的奇观。在线文档又是否能够承载它在灾害中所被期望的那种公共性呢？

当在线文档成为“救命文档”

在线文档以往大多用于组织内部的信息同步，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它的首次“出圈”，则是疫情刚爆发期间涌现的一批“救命文档”。

根据“盒饭财经”的报道，当时《接力编辑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可靠信息与谣言》的石墨文档曾刷屏朋友圈，在慌乱之际为大家甄别删选了信息。随后，《各地发热门诊清单（开放收集）》《境外医疗物资采购/通关工具文档》《各地政府部门与卫健委的消息》《国际范围疫情播报》也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传阅，成为公益帮扶与民间自救的及时工具。

而在今年的河南暴雨中，在线文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 20 日，名为“Manto”的用户创建了一个腾讯文档——《待救援人员信息》。此后，它从一个简单的收集救援需求信息的表格，在经过无数爱心人士的添砖加瓦之后，竟然 24 小时就自发更新了 270 多版，最终成长为一个信息庞大的民间抗洪资源对接平台。

开发它的科技大厂自然不会放过这一PR的良机，在《待救援人员信息》发布不到一天后，腾讯官方公众号发布文章《一个救命文档的 24 小时》，一时赞誉不绝于耳。

但也许让开发者没有想到的是，在线文档于防疫和救灾中扮演的角色，也使得人们意识到它具备着聚沙成塔、连接无数匿名你我他的潜能。人们既能够通过共写互助，也能通过共写反抗“996”。

一个多月以前，一份名为《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的在线协作文档在朋友圈流传。截至 10 月 14 日，该文档已汇集了约 1300 条不同公司的作息时间表，涉及的公司大多集中在互联网科技领域，包括百度、腾讯、阿里等，并且细分到了具体岗位和部门。该表格的创建人之一表示：“我们创建了这个表来分享信息，希望对抵制‘996’，普及‘955’做出一定贡献。”

从灾难互助，再到后面大厂打工人们同心协力制作的《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牵涉到的人群虽然变小了，但在线文档却不期然地成为了一件“弱者的武器”，承载了一定的抗争与维权意识。

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

然而，在线文档的便捷与高效，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泄露的忧虑。据东方网报导，“救命文档”的创建者 Manto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汛情结束之后，文档里的隐私信息能够抹去或进行遮盖”。“救命文档”至今仍能打开，但其中大部分的个人信息都已经删除，保留的部分也大多做了模糊化处理。

为了方便更多人填写，很多文档创建者会把权限设置为“所有人可查看和编辑”，但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信息有了被随意查看甚至篡改的风险。在文档《Tinder 渣男避雷》中还充满了各种无厘头式的对“渣男”的评点和吐槽。那些“骗婚”、“骗钱”与“骗炮”的明显违反主流道德标准的暂且不表，就连“发微信不回”也被纳入了“渣男”范畴。

而文档《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看似也是大厂打工人的一次“避雷”互助，实际上对 boss 们的评价充斥着各人的主观色彩，客观性和可信性都有待商榷。这样的行为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对控诉的对象进行“威慑”，颇有点“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的意思。但这种“拉清单”，并不具备什么“清算”的效力，也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从合作与互助，再到控诉与抗争，最后走向无序的“拉清单”。在线文档的使用风潮中，我们并没像一开始期待的那样，看到更广泛的团结或强有力的抗争，而是私愤、流量至上、消费主义以及圈地自萌。

匿名与共写、隐私与效率之两难

在线文档平台一直对产品的匿名功能大力宣传，强调产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大厂员工们之所以能广泛参与到《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的共写中，也得益于匿名功能，即便发表了对公司不利的信息，也无法被追踪到具体是谁。

然而匿名机制虽然保护了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和隐私，却无法对信息的真实性和被曝光的隐私负责。在《 Tinder 渣男避雷》、《大厂 er 相亲文档》等文档中，先不用说网名、微信号、手机号这些本来就很容易泄露的信息，就连从事的行业、工作单位、甚至生理特征等私密信息都被一丝不挂地“晒”在表格上。

2018 年，百度 CEO 李彦宏曾说过一句引发舆论争议的话：“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但在“隐私”和“效率”之间，我们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也许在技术层面，这两者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毕竟互联网产品依赖大量的个人数据。但制造了这一对立关系的却不是只有技术本身，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也难辞其咎。何况互联网公司在引发这一争议后，又声称可以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

2018 年，腾讯将“科技向善”写入公司的使命愿景，并在近两年于各个场合反复提及。“救命文档”看上去是一个“科技向善”的完美落地，但需要注意的是，填写信息的、参与行动的仍然是一个个充满热心、具体的人。

产品在官方的推动下，又迎来了新形式的“出圈”。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中，顶流带货主播李佳琦、薇娅和雪梨都用了腾讯文档来做推广。文档对于商品的分类十分细致，还标注了品牌、价格、赠品及优惠券等信息。虽然信息整合得很全面，也有一定的便捷性，在线文档却就此被简化为一个“能够在线查看的文档”，全然失去了“多人在线协作”的产品特性。

而在互联网“产品思维”的驱使下，它还能衍生出越来越离谱的逻辑。公众号“运营研究社”的《频上热搜的在线文档，为什么成了新「流量密码」？》一文甚至把《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视为正面的商业营销与运营范例进行分析，提出要满足用户“避雷”、“围观”与“宣泄”的“情感需求”，来实现“引流”和“转化”。

在线文档一开始的“出圈”，虽然是拓展了它的应用场景，但疫情灾情的信息共享，仍然是基于产品“在线多人协作”的特性。但如今的“出圈”像是为了“出圈”而“出圈”。官方还亲自下场把它用作营销工具，因此泛滥的景观化与群体狂欢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学学者丁晓东在论及公民的数据权利时曾言：

“近几十年来，一些较为前沿的隐私理论已经指出，隐私恰巧必须放在社群的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因为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个人人格都是由社会构成的，只有在社群共同体中，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人格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对于个人数据来说，如果一个社群具有较为合理的信息与数据流通机制，那么侵犯隐私的情形就会大大降低。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信息的流通机制将会大致符合人们的日常预期。” 

我们的隐私权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往往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并非在社群共同体内部流通。在流量至上的社交网络平台，隐私一旦被不怀好意的人们利用，后果就可能是被景观化，甚至“网暴”。而那些没有被堂而皇之公开的个人数据，也早已是互联网平台得以攫取暴利的资源。

从援助的声浪到被转化的流量，人们的信息在共写文档中被反复腾挪。“枪本无罪”的说辞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平台不能总是在它发挥“好”的价值时宣为己有，在侵害他人隐私时却说“工具被坏人利用了”。技术的使用习惯早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难以切割出去，有时它并没有拓展我们的边界，反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当个体习惯了用“拉清单”这种方式回应所谓的“渣男”与“黑心老板”，那么线下沟通能力的丧失与调节机制缺位的现实问题，则会消弭于泛滥的情绪与粗暴的指控。

不要把对公共性的追求依附于产品

互联网产品在发挥正面的社会效用时，互联网企业不见得就是“种桃子”的，也可能是“摘桃子”的。在防疫救灾中，不可否认在线文档起到的作用很大，但也绝非是提供关键信息的“头号功臣”。其他产品也贡献了各自的一份力。

比如高德发布了“河南暴雨积水地图”，对于灾情的实时监测、车辆物资的调度都起到很大作用。还有志愿者善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信息，比如用爬虫从微博实时爬取救援信息。并非特定的科技产品才使得救援行动成为现实，我们在信息技术主义的声浪中忽略了，真正关键的是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与全社会众志成城的信念。民间的力量一直都在，互联网需要做的往往只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彼此。

公益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基础是广泛的公共参与。而大部分互联网产品看似对所有人开放，却不是天然就具备这种公共性。将《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和《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对比来看，后者的背后是分裂的评价标准和虚假的共识，所以很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情绪发泄。而前者则基于打工人们共同的困境与维护劳动权益的诉求，因而在信息收集方面也更加客观可信。

互联网产品作为一种“工具”，只能提供一种公共性的可能，而非社会行动和公共参与的充分必要条件。“技术赋权”的提法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很多“匿名”、“去中心化”的科技产品，在一开始都号称能让大多数人离自由和平等更近一步，实际上却往往导致相反的后果。比如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现在已经成为了少数人洗钱、虚假交易、操纵市场与“割韭菜”的“工具。

不过同样基于应用分布式网络和加密货币技术的内容创作平台“Matters”，却为很多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其上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的犀利文字，体现出了很强的公共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因为虚拟货币虽然建立在“链”上，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却大多只能在“黑暗森林”中玩资本游戏。

匿名与去中心化的结构，并没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技术向我们敞开了一扇大门，但门的背后是什么，之后的路又该怎么走？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如何联结，又如何行动。

参考文章

一个救命文档的24小时，腾讯网，2021

“救命文档”创建者Manto上线了！看留言不禁落泪，很关心信息安全，东方网，2021

频上热搜的在线文档，为什么成了新「流量密码」？，运营研究社，2021

邵亦波：科技向善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腾讯网，2019

大厂HR的新对手是Excel，盒饭财经，2021

丁晓东. 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J]. 2021(2018-4):39-5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老王，编辑：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