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2021年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将最佳纪录片奖颁给了香港导演周冠威的《时代革命》。在提前录制的获奖感言短片中，周冠威悲情且哽咽，表示希望这作品属于“每一个有良知、有公义、为香港流过眼泪的香港人”，并坦言在制作本片过程中哭过很多次，好几次是靠这部电影自我安慰、宣泄愤怒和仇恨、面对恐惧与创伤，“无论是仍留在香港的人、很多流亡海外的人或现于监狱里的朋友，希望这部电影的存在可给予一份安慰、一份拥抱。”

《时代革命》围绕2019年香港爆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展开，导演通过对前线抗争者、“守护孩子”成员、大学生、义务急救高中生、网媒记者等不同视角，记录了占领立法会、7·21元朗袭击及理工大学冲突等关键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周冠威也是201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奖电影《十年》其中一单元的导演。鉴于周冠威本人的政治立场，《时代革命》的倾向性可想而知。

对于香港来说，不管是个体层面还是政府层面，修例风波再怎么反思和总结也不过分。因为作为香港继六七暴动后半个多世纪里爆发的最大政治危机，修例风波不仅将香港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也倒逼着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香港国安法”并修改选举制度，香港由此进入“一国两制”的新周期，以往“河水不犯井水”不再，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以更加直接且强势的姿态展示在港人面前，爱国教育、传媒整顿、陆港融合接踵而至。不管港人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就是修例风波之后香港的现实。周冠威作为香港本土导演，以纪录片《时代革命》的方式记录这场修例风波，一点也不意外。观众愿意从中看到香港抗争者的无奈，还是透过这部片子更直接感受到被美化的暴力，并不取决于片子本身，结论早已存在于每个人根深蒂固的既定认知和偏见之中。所以当该片获奖的消息传来，虽然多数人并没有真的看过原片，褒扬者、批评者都理直气壮，根据既定的认知重复着各自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和叙事。对香港整体而言，针对这场改变香港命运的修例风波的反思，绝不该止于《时代革命》式的悲情，香港也不该因此沦为一座“悲情城市”。因为修例风波短期来看，对香港而言确实是一桩坏事，街头不断上演的暴力揽炒一夕之间将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文明、法治的面纱撕开，呈现出极其真实且惨烈的一面，但长期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面对这座被暴力裹挟的城市，任谁也无法再对困扰港人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回看香港回归至今24年的经验和教训，北京和香港都应该意识到，今天困扰香港的问题与矛盾不是回归之后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回归前就已经埋下，而且长期被表面的发展与繁荣所掩盖，并在内外变局的双重影响下愈发积重难返。换言之，主权回归从一开始就不意味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正如台湾左翼学者陈映真所言，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统一”、“回归”并不只是一个主权问题，也事关改变冷战形成的殖民结构的问题。主权的回归最为关键，但“人心”的回归则是一项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而今，经由对修例风波的反思与总结，再加上习近平2012年上台伊始就对“河水不犯井水”的拨乱反正，北京已经彻底转变了治港思路，从以往的“不作为”、“有所为”转而开始更加“积极有为”。但仅仅有北京的转变远远不够，香港最终能否真正由乱转治、由治及兴取决于香港自身。在转型的关键时期，香港不该继续沉浸在《时代革命》式的悲情中，而应该将香港问题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里来思考，既读懂回归前的香港，也读懂回归24年里的问题与矛盾，如此才可能真正找准该努力的方向，带领香港再出发。

《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曾撰文坦言，“一国两制”实践已进入了“五十年不变”的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渐显现，尤其在修例风波中，发生大量严重碰触“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而在邓小平当年所承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香港对于自身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什么？这是摆在香港面前的问题，也比简单的悲情更紧迫、更必要。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推出了中共百年周期里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对香港而言，也需要一份自己的“历史决议”，既对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官商共治、地产霸权、未完成的去殖民地化进行反思，也对现实问题，比如落实行政主导、培养治港人才、提升公务员的综合能力进行探索，就像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继总结过去也面向未来一样，香港当前也面临着如何理清过去、面向未来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港人对过去尚且无法理清，又如何能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