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会合肥近年来被外界解读为“最励志、逆袭最成功的城市”。从经济数据方面来看，合肥从2000年之前的排名全国90位左右，到2020年位居全国第20位，整整前进了70位。
一时间，江湖上到处流传着合肥的各种传说：“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一座‘伪装成城市的投行’” 等一系列解读“合肥模式”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27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走进顶级商学院系列活动”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发表了主题演讲《推动转型与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研究》，从他熟悉的深圳的视角分析了“合肥模式”。
唐杰发现，将美国上市公司和我国上市公司对比，会发现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占比较高，在我国这些领域占比却偏低，而金融、资源类企业占比极高，等于是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获得激励，对于创新的激励是不够的。
唐杰认为，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但如今大量的科学研究却和产业无关。因此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科学体制改革，让大学、企业、政府能够一体化地相互围绕创新。合肥的模式，或许就可以作为案例参考。
2000年，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今的合肥GDP总量已经超过万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合肥为何能够在二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在于其政府将产业与科学的有效结合。
对此，唐杰举了合肥最经典三个案例：与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与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与长鑫存储合作，建设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合肥“突然具备”的，而是合肥长期以来的厚积薄发、以及科学的决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强大的科技实力，来自于合肥扎实的科学产业。
合肥怎样突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唐杰分析：“大家到合肥去，可以看到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它有中科大、有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这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历史阴错阳差把中科大送给了安徽，安徽省会搬迁就到了合肥。他们讲故事，说中科大搬迁的时候，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最后凑凑不够粮票，养不起几千科学家，在郑州停留了两天，郑州没凑齐粮票，到了安庆，安徽领导人说我再穷，我要把粮票凑齐，你就不要走了。然后用了安庆一个师范学院的校址，后来才有了中科大。阴错阳差，50年前一个历史的误会，它从北京出走，落到合肥，合肥因此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
对比深圳与合肥，唐杰提出：“咱们（深圳）现在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先进技术研究院，还没到重大。现在深圳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鹏城实验室，那是深圳自费闹革命闹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说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地方提议、地方掏钱，打了三年游击战，然后就变成国家的了，而且只有一座，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
当然合肥还有一个特点，合肥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唐杰总结：“我们看一下合肥是怎么变化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显然比我们深圳这个位置好，我们这个位置还不比长春好，长春距离中国主要消费中心的位置比深圳还要近，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你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
“合肥是一个什么地方？15年前合肥是没有铁路的，合肥要上铁路，从合肥出去，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而现在合肥拥有了米字型高铁线路，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合肥还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了。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唐杰认为。
而对于合肥科学决策制度的认识，则来自唐杰一段与合肥交流的经历。
唐杰在演讲中介绍：“我去合肥，合肥人跟我说所有重大项目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也不仅仅是市委决策的，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决策的。政府项目引入之后，要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不嫌这样的流程很长吗？他说不长，我可以平行就报了。我说报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人大（常委会）常委则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为什么合肥的项目相对成功呢？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
一时间，江湖上到处流传着合肥的各种传说：“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一座‘伪装成城市的投行’” 等一系列解读“合肥模式”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27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走进顶级商学院系列活动”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发表了主题演讲《推动转型与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研究》，从他熟悉的深圳的视角分析了“合肥模式”。
唐杰发现，将美国上市公司和我国上市公司对比，会发现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占比较高，在我国这些领域占比却偏低，而金融、资源类企业占比极高，等于是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获得激励，对于创新的激励是不够的。
唐杰认为，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但如今大量的科学研究却和产业无关。因此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科学体制改革，让大学、企业、政府能够一体化地相互围绕创新。合肥的模式，或许就可以作为案例参考。
2000年，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今的合肥GDP总量已经超过万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合肥为何能够在二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在于其政府将产业与科学的有效结合。
对此，唐杰举了合肥最经典三个案例：与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与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与长鑫存储合作，建设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合肥“突然具备”的，而是合肥长期以来的厚积薄发、以及科学的决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强大的科技实力，来自于合肥扎实的科学产业。
合肥怎样突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唐杰分析：“大家到合肥去，可以看到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它有中科大、有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这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历史阴错阳差把中科大送给了安徽，安徽省会搬迁就到了合肥。他们讲故事，说中科大搬迁的时候，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最后凑凑不够粮票，养不起几千科学家，在郑州停留了两天，郑州没凑齐粮票，到了安庆，安徽领导人说我再穷，我要把粮票凑齐，你就不要走了。然后用了安庆一个师范学院的校址，后来才有了中科大。阴错阳差，50年前一个历史的误会，它从北京出走，落到合肥，合肥因此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
对比深圳与合肥，唐杰提出：“咱们（深圳）现在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先进技术研究院，还没到重大。现在深圳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鹏城实验室，那是深圳自费闹革命闹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说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地方提议、地方掏钱，打了三年游击战，然后就变成国家的了，而且只有一座，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
当然合肥还有一个特点，合肥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唐杰总结：“我们看一下合肥是怎么变化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显然比我们深圳这个位置好，我们这个位置还不比长春好，长春距离中国主要消费中心的位置比深圳还要近，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你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
“合肥是一个什么地方？15年前合肥是没有铁路的，合肥要上铁路，从合肥出去，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而现在合肥拥有了米字型高铁线路，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合肥还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了。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唐杰认为。
而对于合肥科学决策制度的认识，则来自唐杰一段与合肥交流的经历。
唐杰在演讲中介绍：“我去合肥，合肥人跟我说所有重大项目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也不仅仅是市委决策的，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决策的。政府项目引入之后，要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不嫌这样的流程很长吗？他说不长，我可以平行就报了。我说报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人大（常委会）常委则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为什么合肥的项目相对成功呢？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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