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科尔克（Robert Kolker）

　　出品：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中信新思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的《隐谷路》（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极其孤独而脆弱的群体。抑郁焦虑患者在确诊后可能会得到来自亲友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谅，自闭症儿童会被父母当作“折翼的天使”悉心呵护，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则可能大为不同。

　　这种反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的后期尤其明显：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到会变成一堵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尚有自知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些内心世界的信息，但因为疾病的影响往往会被他人所忽视；或者，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常人，因而不敢与其他人 —哪怕是最亲密的人 —分享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是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生活懒散、对他人和未来的关心极少。这往往更突显出他们“异于常人”。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当代社会，一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家也常常表现出退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不怪任何人，只是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还太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容易被人错认为是“疯子”。虽然这体现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和某些偏见，但这种错误认知和偏见也确实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幻听，他们会声称自己总是听到某种声音，会说这些声音给了他们某种指示，让他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不可理喻，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

　　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常见症状是妄想，最常见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比如，患者相信自己正在被人追杀，他们必须要躲起来或者去攻击追杀他的人；或者相信自己正在受到他人的排挤，他人的正常交流会被患者认为是在对他进行诋毁的交头接耳；再如《隐谷路》中描绘的加尔文一家患病的大儿子，他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而非父母亲生。有些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这种自知力。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没有自知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从而越发使人坚信他们是“疯子”，坚信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性。

　　近些年来，我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在逐步提升，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和理解度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认识到抑郁症患者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认识到焦虑、抑郁病人悲观厌世的念头万万不可忽视，也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表现出的反常和偏激不是患者本身的错。总之，单从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疾病来讲，人们的认识不再如以前那般片面和偏激。

　　然而，这种“理解”和“包容”在遇到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时难免又变成了“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很难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群体。虽然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有攻击他人或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或少有这样的攻击性行为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患者表现出的大多数攻击性行为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且在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治疗后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举个例子，当提到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这么做？”，而当被告知一个犯罪者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则是“难怪是他”，这就是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我们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加以提防，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地给精神分裂症患者贴上“暴力危险”的标签。

　　可以想象，精神方面偏执、有重度妄想症的人所提供的个人记述，会被专家细致地剖析、解读，但一般人读来肯定是很费劲的。

　　那么“精神分裂症”是如何被人类一步步认知，逐渐递进摸清本质的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历史案例。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他的父亲莫里茨·施瑞伯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育儿专家，经常拿自己的孩子作为自己的第一批实验对象。孩提时期的保罗和他的哥哥曾经历过冷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使用过“施瑞伯直支架”—一种用木头和绷带做的装置，用来矫正孩子的坐姿。尽管有这样的童年，长大后的施瑞伯仍然很有出息，先是当了律师，然后又做了法官。他顺利地娶妻生子，除了40多岁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抑郁外，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很完美。可就在51 岁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垮了。1894年，施瑞伯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错乱”，接下来的9年都在德累斯顿附近的索嫩斯坦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里是德国第一家为精神病患者建立的公立医院。

　　在 精 神 病 院 度 过 的 那 些 岁 月 构 成 了《我 的 精 神 病 回 忆 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一书的写作背景。这本著作首次写到了当时被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神秘疾病，这种病在几年后被重新命名为“精神分裂症”。《我的精神病回忆录》出版于1903年，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成为有关精神分裂症讨论的重要参考资料。加尔文家的6个男孩生病时，现代精神病学对他们的诊断和治疗都受到了施瑞伯病例相关理论的影响。

　　施瑞伯本人倒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真实经历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他写回忆录主要是为了请求出院，从书中多处可以看出，他似乎是在向同一位读者倾诉，这位读者就是要求他住院的医生保罗·埃米尔·弗莱西格（Paul Emil Flechsig）。书的开头是一封写给弗莱西格医生的公开信，施瑞伯在信中为可能冒犯到弗莱西格表达了歉意。施瑞伯只想搞清楚一件小事：过去的 9年中，弗莱西格是不是一直在往他的脑子里传输秘密信息？

　　施瑞伯用200多页文字描述了他遭遇到的各种古怪经历，其中第一个就是与主治医生之间的宇宙心灵感应 —“即使遥遥相隔，你还是对我的神经系统施加了影响”。这部分可能已经算是逻辑最清晰的部分了。用一种或许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方式，施瑞伯充满激情地写到自己看到天空中有两个太阳，其中一个无论他去哪里都跟着他。他使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文字，花了很多页解释某种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隐秘的“神经语言”。他写到，很多人的灵魂使用这种神经语言向他传递重要的信息：金星上“发洪水”了，太阳系“失联”了，仙后座的星体要“整合成一个独立的恒星”了。

　　在这方面，施瑞伯和加尔文家的长子唐纳德有很多共同之处。多年后，隐谷路家中的唐纳德常常会在7岁的玛丽面前诵读《神父圣职》。施瑞伯和唐纳德一样，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只是身体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施瑞伯、唐纳德，以及加尔文家的其他男孩都没有用好奇而客观的态度隔开一段距离来审视自己的妄想，而是置身其中，时而兴奋，时而震惊，时而恐惧，时而绝望，这些情绪有时也会同期而至。

　　施瑞伯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便竭力拉上别人一起来体验。他可以一会儿狂喜不止，转瞬间又变得极为脆弱。在回忆录中，施瑞伯指责他的医生弗莱西格利用神经语言对自己实施“灵魂谋杀”。（施瑞伯解释说，灵魂非常脆弱，好比“棉絮或蛛网”，是“一个大球或一大包什么东西”。）接着出现了“强奸”事件。“我因为生病，”施瑞伯写道，“而与上帝发生了特殊的关系。”他说这种关系最初有点像圣灵感孕，“我长了女性生殖器，不过没发育好，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人类生命最初的胎动……也就是说，受精成功了”。施瑞伯说，他的性别转变了，他怀孕了。虽然获得了上帝的恩典，但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侵犯。上帝“就算不是教唆者”，也是弗莱西格医生的共犯，他们合谋把他“变成了淫妇”。很多时候，施瑞伯的世界满是紧张和恐怖。

　　施瑞伯有一个宏伟的理想。他回忆说：“我的目标，仅仅是要增进宗教这个重要领域对真理的掌握。”结果并非如此。施瑞伯写的书倒是对争议渐长的新兴的精神病学更有价值。起初，在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之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疾病，病人需要被关押、流放，或者进行驱邪。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灵魂不同于肉体，是人的本质，既可以与上帝对话，也可能着魔。在中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能听到撒旦邪恶的话语，在贞德死后，这种声音又被描述成来自一位先知。可见在那时，对精神失常的定义也是游移不定的。

　　对于细心研究的人来说，不难发现精神失常频发于家族内部。最常见的是王室成员。15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起先表现得非常偏执，后来变得沉默寡言，最后得了妄想症。他的疾病导致了玫瑰战争，成为权力之争的托词。亨利六世的精神病并非毫无渊源，他的外公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查理的母亲波旁的让娜，以及查理的舅舅、外公和曾外公也是同样的情况。直到施瑞伯的年代，科学家和医生才开始从生物学层面考量精神失常。

　　1896 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使用“早发性痴呆”来表明这种疾病发病较早，不同于老年性痴呆。克雷佩林认为早发性痴呆是某种“毒素”引起的，或者与脑部出现的“某种未知损伤相关”。12年后，瑞士精神病学家厄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创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来描述“早发性痴呆”的大部分相同症状。

　　布洛伊勒也怀疑这种疾病具有生理方面的致病因素。布洛伊勒之所以选择这个新词，是因为它的拉丁语词根“schizo”隐含有精神官能急剧分裂的意思。这个名字引发了不少麻烦。从那之后，大量流行文化，从电影《惊魂记》到《心魔劫》，再到《三面夏娃》，都将精神分裂症与人格分裂的概念混为一谈。两者其实相去甚远。布洛伊勒想要描述的是病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世界之间的撕裂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精神分裂症不等于多重人格，而是在自身与意识之间筑起一面高墙，两者开始只是存在些许间隔，之后则完全断离，病人不再能出入一般人理解的现实世界。

　　无论精神病学家如何看待这种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它的确切本质仍然极难把握。起初，似乎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可以遗传，但在一些独立发病的个人病例上 —包括施瑞伯的情况 —这就解释不通了。这一关键问题让好几代理论家、治疗专家、生物学家，以及后来的遗传学家绞尽了脑汁。要是搞不清楚它源自何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呢？

　　施瑞伯的回忆录出版8年后，1911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终于破解了其中的谜团。施瑞伯书中的内容令弗洛伊德兴奋不已。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理论家，被推崇为心智运作机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前他对施瑞伯这样的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兴趣。在作为精神科执业医师时，弗洛伊德曾见过这样的病人，但他从未认为他们值得躺到精神分析专家的沙发上。他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意味着无药可治 —病人太过自恋，无法投入到与精神分析医师的有效互动，或“移情”中。

　　但弗洛伊德的门生、瑞士治疗专家卡尔·荣格寄给他这本书，并恳求他阅读。这本回忆录最终改变了弗洛伊德的观念。通过阅读，弗洛伊德不必离开自己的扶手椅，就能近距离了解到一个精神病患者脑中的所有想法。这本书证实了弗洛伊德之前对潜意识机制的理解。弗洛伊德写信对荣格表达感谢，称这本回忆录是“某种天启”。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施瑞伯本人“具有当精神病学教授和精神病院院长的潜质”。

　　191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关于一例妄想症（妄想痴呆）患者自述的精神分析笔记》一书。（同年，施瑞伯在他母亲去世后再次入住精神病院，之后也不幸离世。）基于施瑞伯的回忆录，弗洛伊德这时确信精神妄想近乎白日梦。病因同常见的神经官能症一样，也可以用分析神经衰弱的方法来解释。弗洛伊德写道，他发现的那些出现在梦中的象征意象和隐喻（这些发现让他名声大噪），全都清楚明白地出现在了施瑞伯的回忆录中。弗洛伊德认为，施瑞伯的性别转变和圣灵感孕是出于对阉割的恐惧。他总结说，施瑞伯对治疗自己的精神病医生弗莱西格的依恋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别忘了，施瑞伯的父亲就是一位医生，” 弗洛伊德写道，文字中满含着胜利的骄傲感，“他（施瑞伯）身上出现的荒唐行为就像是对他父亲医术的一种讽刺。”

　　荣格却对弗洛伊德的话感到非常困惑。1911年3月，荣格在瑞士伯戈尔茨利的家中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手稿，并立刻给他的导师写信，说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书“十分有趣”“写得很好”，但自己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观点分歧的核心是妄想型精神病的本质：精神分裂症是与生俱来的脑部疾病，还是在生活中遭受的损伤？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学家不同，他确信这种疾病完全是“心因性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产物，并认为这很可能与患者在童年成长期的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性方面的经历）有关。荣格坚持的观点则更为保守，他认为精神分裂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器质性、生理性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师生两人就这个问题断断续续争论了很多年。对于荣格来说，这件事是最后一根稻草。他告诉弗洛伊德，不是所有问题都与性有关 —人患精神病有时也会因为其他原因，可能是生来就有的毛病。“我认为，力比多a这个概念……需要增加遗传因素方面的解释。”荣格写道。

　　荣格在几封信中一再表达相同的论点。弗洛伊德对此却无动于衷，这让荣格非常愤怒。1912年，荣格怒不可遏，对弗洛伊德展开了人身攻击。“你把学生当病人般对待的方式愚蠢至极，”荣格写道，“你调教出来的要么是唯命是从的儿子，要么是目中无人的狗崽……而你则扮演着高高在上的父亲。”

　　同年晚些时候，在纽约市福特汉姆大学的一群观众面前，荣格公开表示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并特别针对施瑞伯的病例，猛烈抨击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荣格表示，精神分裂症“不能仅仅用缺乏性欲来解释”。荣格知道弗洛伊德会把他的话当作异端邪说。“他错得很离谱，”荣格后来反思说，“因为他根本没有摸清精神分裂症的实质。”

　　弗洛伊德和荣格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对精神失常本质的认识不同。两位早期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伟大友谊结束了，而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起因和实质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一个世纪后，据估计，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全世界约1%的人口—全世界8200万人，包括300多万美国人。按某一种标准算，美国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占据了全美所有精神病医院床位的三分之一。按另一种标准算，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中，每年约有40% 的人完全没有得到治疗。每20例病患中就有1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今学术界有数百篇关于施瑞伯病例的论文，其观点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都大相径庭，每一篇都围绕着施瑞伯和这种痛苦的疾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之父”雅克·拉康认为，施瑞伯的问题来源于他无法成为自己母亲渴望的阴茎而引发的沮丧心理。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和反文化偶像米歇尔·福柯将施瑞伯看作殉道者，认为他是社会力量企图摧毁个人精神的牺牲品。直到今天，施瑞伯的回忆录仍然是绝佳的解读对象，施瑞伯本人也因为无法自我辩解成了理想的精神病人。同时，施瑞伯病例引出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问题 —先天还是后天？—也成为理解这种疾病的必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