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阻隔移民的秘密监狱

图为被拘禁在阿尔马巴尼拘留中心的移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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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阻隔移民的秘密监狱

作者：伊恩·乌尔维纳（Ian Urbina）

译者：孙晋

欧盟早已厌倦来自非洲的移民，并悄悄建立影子移民系统：在非洲移民到达海岸前将其抓获，送往由民兵组织管理的戒备森严的利比亚拘留点（Libyan detention centers）。

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古特沙尔的高速公路沿线上有一座临时仓库，曾一度关停，2020年1月重新开放。仓库的外墙加高加厚，顶部覆盖有铁丝网，门口有身穿黑蓝色迷彩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男警卫站岗，大门上有块牌子写着“打击非法移民局”（Directorate for Combatting Illegal Migration）。这是一座关押移民的秘密监狱，在阿拉伯语中，这个监狱叫阿尔马巴尼（Al Mabani）。

2021年2月5日凌晨3点，阿利乌·坎德（Aliou Candé），一个强壮、腼腆的几内亚比绍28岁的少年被抓进监狱。因为家里的农场实在经营不下去了，阿利乌·坎德早在一年半前就离开了家乡，准备前往欧洲投奔他的两个兄弟。但是，当他和一百多名移民乘坐橡皮艇穿越地中海时，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拦截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阿尔马巴尼。他们被推进4号牢房，那里关押着大约200人。

牢房里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地上的血与肉搅合在一起。牢房里挤满了人，拥挤的人群中几乎没有地方可坐，那些在地板上的人为了避免被踩踏而蜷成一团。头顶上是彻夜亮着的荧光灯，门上一个大约一英尺宽的小格栅是整个仓库唯一的自然光源。鸟儿在椽子里筑巢，它们的羽毛和粪便从房顶落下。在墙上，移民们潦草地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我们从不后退，闭着眼睛，继续前进。”坎德挤进一个很远的角落，来到这里后他惊慌失措。“我们该怎么办？”他问一个狱友。

在“监狱”之外，没有人知道坎德被抓了。他没有被指控犯罪，也不可能求助律师，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将被拘留多久。从进入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基本都是一人呆着，听从监狱“看守”的严酷规则，监狱由一个自称“公共安全局”的民兵组织控制，有枪手在走廊巡逻。这里大约有1500名移民，按性别进行隔离，被关押在8个牢房里。每100个人中，只有一个厕所，坎德经常不得不在水瓶里小便或在淋浴时排便。这些被拘留的移民只能睡在薄薄的地板垫上，垫子也不够用，所以人们轮流睡觉——有人白天睡，就有人晚上睡。淋浴间有更好的通风口，每天被拘留者会为谁在淋浴时睡觉而争吵。一天有两次机会，他们会被带到院子里，但警卫禁止他们抬头看天空或说话。警卫像动物园管理员一样，把装满食物的桶放在地上，移民们围成一圈聚在一起吃。

看守们会拿起手边的任何东西，如铲子、水管、电缆、树枝，殴打违抗命令的囚犯。“他们会无缘无故地打人，”睡在坎德旁边垫子上的喀麦隆老人托卡姆·马丁·路德告诉我。

被拘留者们推测，当有人死亡时，尸体被扔到大院的外墙后面，旁边是一堆砖头和石膏瓦砾。警卫也会和被拘留者做交易，以2500利比亚第纳尔的费用——大约500美元——给予移民自由。

吃饭时，警卫拿着手机四处走动，允许被拘留者打电话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交钱赎人。但是坎德的家人负担不起高昂的赎金。路德告诉我，“如果你没有可以交赎金的人，那就坐下来，不要说话。”

在过去的六年里，欧盟不想承担接收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的财政和政治负担，于是乎建立了一个影子移民系统，在移民到达欧洲之前阻止其入境。它装备并训练了利比亚海岸警卫队，这是一个与该国民兵组织有联系的准军事组织，在地中海巡逻，破坏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并抓捕移民。然后，这些移民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由民兵管理的有利可图的监狱中。今年9月，大约有6000名移民被拘留，其中许多人在阿尔马巴尼这座监狱。国际援助机构记录了这里的暴行：被拘留者遭受电击折磨，妇女儿童被警卫强奸，男人和女人被卖去强迫劳动，被敲诈勒索。2012年至2014年担任利比亚司法部长的萨拉赫·马尔哈尼(Salah Marghani)告诉我：“欧盟为此事筹划多年。在利比亚制造一个地狱，目的是阻止南非人前往欧洲。”

坎德到达阿尔马巴尼三周后，一群被拘留者设计了一个越狱计划。来自科特迪瓦（Ivory Coast）的移民穆萨·卡鲁马（Moussa Karouma）和其他几个人将粪便倒入垃圾箱，放在牢房里两天直到臭气熏天。“这是我第一次进监狱，我吓坏了”卡鲁马告诉我。当警卫打开牢房门时，19名移民从他们身边冲了过去。他们爬上浴室的屋顶，翻出足有15英尺高的外墙，消失在监狱附近的小巷里。而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后果是血腥的屠杀。警卫叫来援军，援军向牢房里发射实枪核弹，然后殴打囚犯。“我的牢房里有一个家伙，警卫用枪打他的头，直到他晕倒并开始颤抖。那天晚上警卫没有叫救护车来救他，他还在呼吸，但他不能说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坎德远离任何越狱计划，并相信一个充满希望的谣言：警卫计划在两个月后的斋月释放牢房里的移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坎德在日记中写道。“愿他的恩典继续保护世界各地所有人，尤其是利比亚的移民。”

图为联合国难民署利比亚办事处、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准备向被关押在阿尔马巴尼拘留中心的1,000多人分发物品。

图片来源：联合国难民署利比亚办事处

所谓的移民危机始于2010年左右，当时人们逃离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暴力、贫困和气候变化，开始涌入欧洲。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的五十年里，干旱、作物歉收、海平面上升和荒漠化将使1亿5千万人口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来自南部国家，加速向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仅在2015年，就有100万人从中东和非洲来到欧洲。其中最热门路线是穿过利比亚，然后穿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距离不到200英里。

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向利比亚施压，要求其遏制移民。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曾信奉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鼓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本地区的油田工作。但在2008年，他与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签署了一份“友谊条约”，承诺严格控制的移民数量。卡扎菲有时会将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2010年威胁说，如果欧盟每年不给他超过6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他将“把欧洲变成黑色”。2011年，卡扎菲在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引发的叛乱中被推翻并被杀害，这场叛乱得到了美国领导的侵略行动的支持。随后，利比亚陷入混乱。如今，利比亚有两个政府在争夺合法性：一个是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另一个是以托布鲁克（Tobruk）为基地、由俄罗斯和自称利比亚国民军支持的政府。两者都依赖于与善变且凶残的武装民兵联盟，这些民兵组织绝对忠诚于部落，控制着国家大部分地区。利比亚偏远的海滩无人管理，于是涌入了大量前往欧洲的移民。

2013年非洲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偷渡惨案。当时一艘载有500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厄立特里亚人)的小艇驶进地中海地区，小船起火并沉船，造成360人死亡。他们离意大利最南端的岛屿兰佩杜萨（Lampedusa）不到半英里。起初，欧洲领导人以同情回应。“我们能帮助他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承诺对移民采取宽容的态度。2014年初，39岁的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当选意大利总理，这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一位以比尔·克林顿为榜样的政治中间派自由主义者，预计他将主导未来十年的意大利政治。和默克尔一样，他也欢迎移民，他说，如果欧洲要抛弃“惨死的移民”，它就不能说自己是“文明的国家”。他支持一项名为“我们的海”（Our Sea）的搜救计划，该计划为大约15万名移民的安全通行提供了保障，意大利还为庇护申请者提供了法律援助。

然而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欧洲人对移民的心态从接受发展成抗拒。移民需要医疗、工作和教育，这使欧洲资源供给变得紧张。法国高等研究院的移民专家詹姆斯·霍利菲尔德（James F. Hollifield）告诉我 “标榜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处于困境中。欧洲现在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不破坏社会契约和自由国家本身的情况下，确保边境安全和移民安稳”。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党等数个国际上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利用移民问题助长民族仇外心理。2015年，来自北非的移民在德国科隆性侵女性，引发欧洲恐慌；第二年，一名来自突尼斯的庇护申请者驾驶一辆卡车进入柏林的一个圣诞市场，造成12人死亡。迫于压力，默克尔要求移民同化，禁止着罩袍。

伦齐的“我们的海”计划已耗资1.15亿欧元，意大利正努力避免六年来的第三次经济衰退，所以无法维持这项计划。意大利和希腊重新安置移民的办法也举步维艰。波兰和匈牙利都由右翼领导人管理，根本不接受移民。奥地利官员还建议在意大利边境修建一堵墙。

意大利的极右政客嘲笑和谴责伦齐，他们的民调数字很难看。2016年12月，伦齐辞职，他所属的政党收回了他颁布的政策，他也放弃了最初的慷慨。“我们需要把自己从一种内疚解脱出来，我们没有道德义务迎接比我们更穷的人来意大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洲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由2016年成为意大利内政部长的马尔科·明尼蒂(Marco Minniti)领导。他是伦齐盟友，但对伦齐的误判直言不讳。意大利停止了在其海岸30英里以外的搜救行动，并回避民众的愤怒和恐惧，对此事没有任何表态。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马耳他开始拒绝运送获救移民的人道主义船只，意大利甚至指控这些船只的船长协助人口贩运。明尼蒂很快被称为“恐怖部长”。

2015年，欧盟设立了非洲紧急信托基金，此后该基金先后投入近60亿美元。支持者认为，该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资金，支付苏丹的新冠疫情救济和加纳的绿色能源工作的培训。但事实上，基金会主要是为了向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它们采取更严格的移民限制措施，基金会为实施这些措施的机构提供资金。2018年，尼日尔官员据称提交“采购清单”，要求基金会提供汽车、飞机和直升机，以换取他们在推动反移民政策的工作。该计划还支持暴力的国家机构为苏丹秘密警察建立情报中心提供资金，并允许欧盟将埃塞俄比亚国民的个人数据提供给欧盟情报部门。这笔钱由欧盟行政部门欧洲委员会发放，不受其议会的监督。(信托基金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该基金旨在拯救生命，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人，并打击人口贩运和移民走私。)

明尼蒂曾寄希望于利比亚——政治上失败的国家——成为协助欧洲国家阻止移民的主要伙伴。2017年，他前往的黎波里，与当时该国公认的政府和最强大的民兵组织达成协议。在欧盟资金的支持下，意大利与利比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申明“坚决解决秘密移民通过利比亚经海路抵达欧洲的问题”。事实上，该信托基金已将5亿美元用于利比亚对移民的打击活动。前司法部长马尔哈尼告诉我，该计划的目标很明确：“让利比亚成为坏人。让利比亚成为他们政策的傀儡，而欧洲善良的人们始终认为，他们正在提供资金，让这个地狱般的国家和移民系统更安全。”

明尼蒂也表示过，欧洲人对无节制移民的恐惧是一种“合理的感觉”，欧洲人民的心声也需要被倾听。他的政策使移民数量锐减。今年上半年，只有不到两万一千人穿越地中海到达欧洲。2017年，明尼蒂在媒体上宣布，“意大利在利比亚构建的是移民流动模式，并没有设置边界或铁丝网障碍。”(此后明尼蒂卸任，现在领导着一个由意大利国防承包商创立的组织——地中海基金会；他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当我们提出限制移民的措施时，我们被贴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时任意大利民族主义政党北方联盟领导人的马特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说，“现在，终于，每个人似乎都明白我们是对的。”

图为2017年3月罗马某会议上利比亚总理法耶兹·萨拉杰（Fayez al-Sarraj，图左）与马尔科·明尼蒂(Marco Minniti，图右)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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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回到坎德身上。坎德在辛察恩姆巴·盖拉村附近的农场长大。一个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一条好路，没有地下管道也没有电的一座农场。成年后，他和家人一起在农场工作，与他的妻子哈瓦和他们的两名幼子生活在一座破房子里。但是，他喜欢听外国音乐家的音乐，看欧洲足球赛；他会说英语和法语，还在自学葡萄牙语，希望有一天能在葡萄牙生活。坎德的三个兄弟之一贾卡里亚（Jacaria）告诉我，“坎德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从不惹麻烦。他是个勤奋的人，所有人都尊重他。”

坎德的农场生产木薯、芒果和腰果——这几种作物约占几内亚比绍出口量的90%。可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当地的天气状况出现了显著异常。在寒冷的季节，这里不再寒冷，炎热倒是来得更早。暴雨时雨量极大，能淹没整个农田，但干旱期似乎更久。坎德有四只瘦瘦的奶牛，几乎不产奶。这里蚊子越来越多，传播疾病的能力很强。坎德的一个儿子曾患上疟疾，花了一天时间才赶到医院，差点夭折。

坎德也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因为无法养家糊口，他担心自己在主面前脸面无光。坎德还有两个兄弟，一个移民意大利，一个移民西班牙。两人都寄了钱和高档餐厅的照片给坎德。坎德的父亲桑巴（Samba）告诉我，“无论谁出国，都会给家里带来财富。”坎德的妻子怀孕八个月了，但坎德的家人仍鼓励他也去欧洲闯荡，并承诺他们会照顾他的孩子。他的母亲阿米纳塔（Aminatta）说：“坎德这代人都成功出国了，那坎德为什么不试试？”2019年9月13日上午，坎德带着一本《古兰经》、一本皮革日记、两条裤子、两件t恤和600欧元出发前往欧洲。“我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那天早上他和妻子说，“但我爱你，我会回来的。”

坎德穿越中非，搭便车或乘公共汽车偷渡，直到他到达尼日尔的阿加德兹，这里曾被称为撒哈拉之门。历史上，许多中非国家的边界一直是开放的，就像在欧盟一样，尽管这样不太合规矩。然而，2015年，欧盟官员向尼日尔施压，要求其通过一项名为第36号法律（Law 36）的法规：一夜之间，多年载着移民北上的公共汽车司机和导游被认定为人贩子，并被判处30年监禁，移民被迫考虑更危险的路线。

坎德和其他六个人一起穿过撒哈拉沙漠，有时睡在路边的沙地上。“这里天气太热了，灰尘也非常厚，还有一群强盗随时想逮住你，这里太可怕了。”坎德在电话中告诉家人，但他最后还是偷偷穿过被强盗控制的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

2020年1月，坎德抵达摩洛哥，得知前往西班牙的旅费为3000欧元。家人催促他回头，但他说：“我要在欧洲给家里挣钱”。他听说，在利比亚，他可以预订一艘更便宜的偷渡船去意大利。12月，他抵达的黎波里，住在一个名为加尔加里什的移民贫民窟里。他的叔祖父德姆巴·巴尔德（Demba Balde）是一名40岁的前裁缝，多年来一直在利比亚非法居住，什么活儿都干。巴尔德找到了坎德，敦促他放弃穿越地中海的计划。“那是死亡之路。”巴尔德告诉他。

今年5月，我前往的黎波里，调查移民拘留制度。我创办了一个名为“非法海洋项目”的非营利组织，它报道人权和海上环境问题。在的黎波里，海岸线上点缀着几座还没有建完的办公楼、酒店、公寓楼和学校。身着迷彩服的武装人员站在每个十字路口。几乎没有西方记者被允许进入利比亚，但在一个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签证。我们到达后不久，我给了我的团队跟踪设备，让他们把护照复印件放在鞋子里。我们被安排在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酒店，并被指派了一组安保人员。

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名字让它听起来像一个官方军事组织，但它没有统一的指挥，它由当地巡逻队组成，联合国指责这些巡逻队与民兵组织有联系。(人道主义工作者称之为“利比亚海岸警卫队”)2017年，明尼蒂告诉媒体，加强巡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以利比亚的实力，想建成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简直是一场白日梦。”此后，欧盟信托基金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将海岸警卫队变成一支强大的部队。

2018年，意大利政府在欧盟的支持下，帮助海岸警卫队获得了联合国的批准，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离利比亚海岸近100英里的地方——远至公海海域，远至意大利海岸的一半以上。欧盟提供了六艘快艇、三十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收音机、卫星电话、充气橡皮艇和五百套制服，它去年花费了近100万美元为海岸警卫队建立指挥中心，并为军官提供培训。在2020年10月的某个仪式上，欧盟官员向利比亚指挥官展示了两款最先进的刀具，它们是在意大利制造的，使用信托基金的资金进行了升级。

也许最有价值的机构是欧盟边防局（Frontex），该机构成立于2004年，用以监视和守卫欧洲与俄罗斯的边境。2015年，欧盟边防局开始带头发起所谓的“系统性努力以捕获穿越边境的移民”活动。如今，它有超过5亿欧元的预算，拥有自己的军警部门，可以部署在欧盟边界以外的行动。该机构通过无人机和私人包机对地中海进行近乎不间断的监视。当它发现一艘移民船时，会向当地政府机构和该地区的其他合作伙伴发送照片和位置信息——表面上是为了协助救援——但通常不会通知人道主义船只。

欧盟边防局的发言人告诉我，该机构“从未与利比亚当局进行过任何直接合作。”但是欧洲新闻组织联盟的一项调查，包括灯塔报道（Lighthouse Reports）、明镜周刊（Der Spiegel）、解放报（Libération）等20个报纸调查表明，在欧盟边防局发现移民后，移民的船就被海岸警卫队拦截。证据表明，欧盟边防局有时会将移民船的位置直接发送给海岸警卫队。例如，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网络交流中，一名欧盟边防局的官员写信给一个自称是利比亚海岸警卫队“队长”的人，说：“早上好，先生。有一艘漂流的船，船上的人在喝水。请确认此消息。”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了保护或驱使移民返回安全区域的国际法。欧盟边防局的官员最近回复了我提出开放记录请求，回复显示，从2月1日到2月5日，大约是坎德在海上漂流的时间段，该机构与海岸警卫队交换了37封电子邮件。（欧盟边防局拒绝公布邮件内容，称这将“危及移民的生命。”）

欧盟边防局一名因害怕报复而要求匿名的高级官员告诉我，该机构还将其监控录像传送给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该官员认为，该中心会通知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意大利机构没有回应本文置评请求。)这位官员称，这种间接方法并没有让该机构免除责任：“你提供了这些信息。虽然你没有实施行动，但正是这些信息引发了利比亚警卫队的驱逐行为。”这名官员一再敦促上级停止任何可能导致移民被遣返利比亚的活动。

2021年6月，援助组织“海上观察”（Sea-Watch）的一架飞机对一艘移民船发出的求救信号作出了回应。海岸警卫队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追捕，无功而返，掉头返回基地，移民们成功到达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没有回应本文置评请求。)

海岸警卫队有时向移民船开火，或者向人道主义船只鸣枪示警。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在过去的四年里，海岸警卫队和其他利比亚当局拦截了八万多名移民。2017年，救援组织“海上观察”的一艘船回应了一艘正在下沉的移民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当“海上观察”号部署了两艘救援木筏时，一艘名为“拉斯贾迪尔”（Ras Jadir）的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快艇高速抵达，它的巨浪导致一些移民落水。海岸警卫队官员随后将这些移民拖到水里，在他们爬上船时殴打他们。海上观察任务的负责人约翰尼斯·拜尔（Johannes Bayer）后来说，“我们有一种感觉，海岸警卫队只对抓捕移民感兴趣。”若有移民跳船，拉斯贾迪尔只会加速开船抓住他，并在海上虐待他。根据海洋观察报道，至今至少有20人因此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两岁的男孩。一名移民告诉记者，今年2月，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损毁了一艘移民船，官员在一旁用手机拍摄现场画面，有五个人因此被淹死。

海岸警卫队似乎逍遥法外。2020年10月，总部设在扎维亚的海岸警卫队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米拉德（Abdel-Rahman al-Milad）被利比亚当局逮捕，他因“使用火器击沉移民船”而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2017年，米拉德曾在罗马和西西里与意大利官员会面，要求获得更多资金。今年4月，当局以缺乏证据为由释放了他。（海岸警卫队没有回应对本文的置评请求）他经常炫耀自己在限制非洲移民方面取得了成功，并辩称人道主义团体阻止了其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

图为一艘驶向欧洲的移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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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在与德国驻利比亚大使的一次会晤中，负责打击非法移民局的马卜鲁克·阿卜杜勒·哈菲兹（Al-Mabrouk Abdel-Hafiz）将军说：“利比亚不再是一个过境国，而是一个受害者，独自面对一场必然失败的危机。(阿卜杜勒-哈菲兹拒绝对本文置评。)

在我到达利比亚几天后，我去了加加里什，一所坎德短暂停留的移民贫民窟，我与以前的被拘留者交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使用该地区，作为战俘集中营。今天，它像一个由小巷和狭窄街道组成的蜂巢，周围是快餐店和手机商店。

阿尔马巴尼拘留中心的移民互相窃窃私语、说母语或大笑都会被殴打。闹事者会被关在“隔离室”里好几天，在牢房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挂着壳牌燃料的牌子。隔离室没有卫生间，囚犯只能在角落里排便；气味太难闻了，以至于警卫在探访时都戴着口罩。警卫将被拘留者的手绑在悬挂在钢制天花板的横梁上，并殴打他们。“看到一个男人大喊大叫，还不算太糟，但是看到一个六英尺高的男人用鞭子抽打一个女人……”移民痛苦地回忆道。今年3月，移民组织绝食抗议狱警的暴力行为，但领头人被带到隔离室，在那里他被倒吊起来，并多次遭到殴打。

我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几位前被拘留者说，他们目睹了性虐待。来自象牙海岸的36岁移民阿尔麦巴妮（Al Mabani）被关押了两个月，她告诉我，妇女经常被狱警从牢房里带出来强奸。“女人们会流着泪回来。”她说。两名妇女从阿尔马巴尼逃跑后，警卫将妇女带到附近办公室进行殴打，这显然是一种随机的报复行为。

警卫还雇佣移民作为合作者，这是一种让他们分裂的策略。23岁的穆罕默德·索玛（Mohamed Soumah）来自几内亚共和国，有时被称为几内亚科纳克里，他自愿帮助狱警完成日常调查：哪些移民互相憎恨？谁是煽动者？索玛开始处理赎金谈判。作为奖励，他被允许睡在监狱对面的厨师区。有一次，作为对他忠诚的礼物，卫兵让他挑选几个移民获得自由。索玛也可以离开大院，但他从未这么做。“我知道如果离开，他们会找到我并打我，”他告诉我。

一个国际援助组织每周两次访问该监狱，发现被拘留者满身伤痕，回避目光接触，听到巨大的噪音会退缩。

图为阿尔马巴尼（Al Mabani）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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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探访中，援助组织工作人员无法进入坎德的牢房，因为里面挤满了人，估计每平方米有三名被拘留者。他们在院子里遇到了移民。过度拥挤十分严重，此后发现了肺结核和新冠肺炎。在另一次探访中，工人们被告知前一天晚上遭到殴打，他们记录了骨折、割伤、擦伤和钝器伤；一个孩子受了重伤，至今无法走路。

在坎德被关押的几周内，另一个援助团体的成员带来了该机构要求的水和毯子。但是，救援机构在发现警卫扣留物资后，他们决定不再帮助阿尔马巴尼。3月底，几内亚科纳克里大使馆的领事官员谢里夫·哈利勒（Guinea Conakry）访问了该监狱。坎德假装来自几内亚科纳克里，询问大使馆是否能帮助他，但哈利勒无能为力。“他很绝望，”哈利勒告诉我。

在我和出逃的移民吃饭时，我的电话响了，是个警察。“你不允许和移民交谈！”他冲我尖叫道，“你不可能在这里。”他告诉我，如果我不立即离开，我就会被逮捕。当我回到车上时，警官正站在那里。他说，如果我再和任何移民说话，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在那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被禁止离开我们的酒店。

当坎德坐在牢房里等待斋月时，他和狱友玩多米诺骨牌打发时间。接近3月底时，这些移民得知他们在斋月期间不会获得自由。坎德写道：“这就是利比亚的生活。我们仍然需要耐心等待我们的自由。”但坎德越来越绝望。当他第一次被拘留时，海岸警卫队不知何故没有没收他的手机。他一直把它藏起来，担心如果被抓住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斋月谣言被打破后，他通过软件向他的兄弟们发送了一条语音信息，解释这种情况：“我们试图通过水路到达意大利。但他们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了回来。现在我们被关在监狱里。你们想办法给父亲打电话。”然后他等待着，希望他们能凑齐赎金。

4月8日凌晨2点，坎德被一声巨响惊醒：几名苏丹被拘留者试图撬开4号牢房的门逃跑。坎德担心所有的囚犯都会受到惩罚，于是问朋友该怎么办。他和十几个人一起去了劝阻苏丹人。“我们以前曾几次试图越狱，但没有成效，最后还是我们倒霉。”坎德和朋友劝苏丹人不听，于是他们告诉另一名被拘留者去提醒警卫，警卫将一辆运沙车挡在牢房门外。

苏丹人从浴室墙上拽下铁管，反抗狱警。一名移民被击中眼睛；另一个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头上喷涌而出。这群人开始互相扔鞋子、水桶、洗发水瓶子和石膏板。坎德告诉索马霍罗，“我不会打架。我是我全家的希望。”争吵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一些移民大声呼救，大喊：“开门！”相反，警卫们笑着欢呼，用手机隔着格栅拍摄战斗。“继续战斗，”其中一个人说，并递上水瓶，让斗殴者保持水分。“如果你能杀了他们，就动手吧。”

早上5：30，警卫带着半自动步枪回来了。毫无征兆地，他们从浴室的窗户向牢房里射击了十分钟。“这听起来像一个战场，”索马霍罗告诉我。两名来自几内亚科纳克里的青少年伊斯梅尔·杜姆布亚和阿约巴·弗法纳腿部中弹。打架时躲在淋浴间的坎德被击中颈部。他摇摇晃晃顺着墙壁倒下，便倒在了地上。索马霍罗试图用一块布止血。但坎德在几分钟内死掉了。

几个小时后，格里特里赶到，对卫兵喊道：“你们做了什么？你可以对他们做任何事，就是杀不了他们！”移民们拒绝交出坎德的尸体，惊慌失措的卫兵们召集合作者苏玛进行谈判。最终，民兵组织同意释放这些移民，以换取尸体。苏玛告诉他们，“我，苏玛，会打开这扇门，你们会出去。我会在你前面，陪你一直跑到出口。”索玛打开牢房门，告诉三百名移民跟着他走出监狱，排成一列，不说话。

早上通勤者放慢速度，呆呆地看着移民离开大院，分散在的黎波里的街道上。

到我在的黎波里的第八天，我和我的团队正在拼凑坎德死亡的细节。我们采访了几十名移民、官员和援助人员。我有印象也敢肯定，酒店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私人保安正在向当局报告我们的行动。

5月23日星期日，晚上8点前不久，我正坐在酒店房间里和妻子打电话，这时有人敲门。当我打开房门时，十几个武装人员冲了进来。其中一个拿枪指着我的额头喊道：“趴在地上！”他们在我头上戴上头罩，对我拳打脚踢，脚踩在我脸上，我的两根肋骨断了，尿中带血，我的肾脏受损严重。

然后他们把我从房间拖出来。我的研究团队正在去酒店附近吃饭的路上。几辆汽车堵住了他们的必经之路，戴着面具的武装人员跳了出来。他们蒙住我同事的眼睛，把他们带到一个黑色场地的审讯室，在那里我的头和肋骨又被打了一拳。我仍然戴着头罩，可以听到那些人威胁其他人的声音。“你是条狗！”其中一个冲着我们的摄影师皮埃尔·卡特大喊，打了他的脸。他们小声对我们团队的女性成员进行性威胁，说：“你想要一个利比亚男朋友吗？”几个小时后，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皮带和珠宝，把我们关进牢房。

从那以后，我发现——通过比较卫星图像和我们瞥见的周围地区的一点点建筑物——我们被关押在离意大利大使馆几百码的一个秘密监狱里。俘获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利比亚情报局的，名义上是民族团结政府的一个机构，也监督阿尔马巴尼，它与一个名为纳瓦西旅的民兵组织有联系。

我们的审讯者吹嘘他们曾在卡扎菲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位会说英语会话的人声称，他曾在科罗拉多州参加过一个由美国政府管理的监狱管理培训项目。

我被安置在一个隔离牢房里，里面有一个厕所、一个淋浴、一个泡沫床垫和一个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摄像头。警卫通过门上的一个槽递给我黄色的米饭和几瓶水。每天，我都要在审讯室里被审问几个小时。“我们知道你为中情局工作，”一个人不停地告诉我。“在利比亚，间谍活动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有时候他会把枪放在桌子上或者对准我的头。对抓捕我的人来说，我为保护团队所采取的措施成为我的罪行。我们为什么要穿跟踪装置并把护照复印件放在鞋里？为什么我的背包里有两个“秘密录音设备”(一个Apple Watch和一个GoPro)，还有一包名为“秘密文件”的文件（一份实际上被贴上“安全文件”标签的紧急联系人名单）。

我是一名记者这一事实与其说是一种辩护，不如说是一种罪行。抓我的人告诉我，就阿尔马巴尼的虐待事件采访移民是非法的。“你为什么要让利比亚难堪？”他们问。为了逃出去，我拆开了厕所的一些管道，我敲了敲墙壁，听到摄影师卡特塔也敲了回去，不知怎么的，这让我感到安心。

我妻子无意中得知我被绑架的消息，并通知了政府机构，他们与荷兰外交部一起游说民族团结政府释放我们。有一次，我们被从牢房里带出来录制一段“生命证明”的视频。我们的狱卒让我把脸上的血和脏东西洗掉，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摆满了苏打水和糕点。“微笑。”他们说，并指示我们对着镜头说，我们受到了人道的对待。我们被要求在“打击敌对活动部”信笺上用阿拉伯语写的“供词”文件上签字，当我问到文件上写的是什么时，抓我们的人笑了。他们留下了我们的电脑、电话和现金，外加价值三万美元的拍摄设备和我的结婚戒指。

这一经历——令人深感恐惧，但幸运的是短暂的——让我们得以一窥利比亚无限期拘留的世界。我经常想到坎德长达数月的监禁，以及其可怕的结局。不久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被释放。一个审讯者把手放在我的胸前。“伙计们，你们可以走了，”他告诉我队里的其他人。“伊恩会留在这里。”所有人都盯着看。然后他突然大笑起来，说他只是在开玩笑。在总共被囚禁了六天后，我们被带上飞机，飞往突尼斯——我们被告知，因为“报道移民”而被驱逐出境。

在4号牢房的被拘留者被释放后，坎德的死讯迅速传遍的黎波里，最终到达移民中的一名社区领袖手中。这位社区领袖（由于害怕在利比亚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和坎德的叔祖父巴尔德一起去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拿到了一份尸检报告。据说坎德的名字不为人知，并错误地说他来自几内亚科纳克里。当局暗示他死于一场斗殴，这激怒了社区领袖。“这不是打架，”他告诉我。“那是颗子弹。”后来，两人去当地医院辨认坎德的尸体；他被推上一张金属轮床，裹着一层薄薄的白布，露出一张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的黎波里四处游走，还清了坎德死后欠下的所有债务：189美元用于住院，19美元用于白色寿衣和葬服，222美元用于即将到来的葬礼。

坎德的家人在事情发生两天后得知了他的死讯。他的父亲桑巴告诉我，他几乎不能睡觉或吃饭：“悲伤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哈瓦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卡德贾托，现在已经两岁了，她告诉我，在她办完丧事之前，她不会再婚。农场的条件恶化了，大雨淹没了田地。坎德最小的弟弟波波可能很快就会尝试自己去欧洲闯荡。

坎德死后，格里特里被阿尔·阿尔马巴尼停职，但很快又复职。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拘留中心帮助移民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被拒绝进入监狱；其当时在利比亚的使团负责人表示，“暴力事件对难民和移民造成了严重伤害，对我们工作人员安全也构成威胁，已经达到了我们再也无法接受的程度。”

10月份，利比亚当局，包括控制阿尔马巴尼的民兵组织成员，在加尔加雷什及其周边地区围捕了5000多名移民，并将许多人送进了监狱。几天后，警卫向试图逃跑的囚犯开火，造成至少6人死亡。

坎德死后，欧盟大使萨巴德尔呼吁进行正式调查，但似乎从未进行过。（欧盟发言人说，“利比亚当局保证将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并将采取适当的司法行动，这一保证需要转化为实践。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这种罪行不能有罪而不罚。”）欧洲对利比亚反移民项目的承诺仍然不可动摇。去年，意大利与利比亚续签了谅解备忘录。自今年5月以来，在欧盟的支持下，它在海岸警卫队至少花费了390万美元。欧盟委员会最近承诺为海岸警卫队建造一个新的改进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并为其再购买三艘船只。

4月30日，下午5点祈祷结束后不久，巴尔德和大约20名其他人聚集在比尔·奥斯塔·米拉德公墓参加坎德的葬礼。墓地位于一个变电站和两个大型仓库之间，占地八英亩。许多利比亚死去的移民被埋在那里，估计有一万个坟墓，其中许多没有标记。当坎德的尸体被放进一个不超过一英尺半深的沙坑时，人们大声祈祷。他们在上面铺上长方形的石头，然后浇上一层混凝土。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主是伟大的。”然后其中一个人用棍子在潮湿的混凝土上潦草地写下了坎德的名字。

图为逝者阿利乌·坎德（Aliou Candé）生前照片

翻译文章：

Ian Urbina, The Secretive Prisons That Keep Migrants Out of Europe, newyorker, 12/6,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12/06/the-secretive-libyan-prisons-that-keep-migrants-out-of-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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