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宋健表示，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同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在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走低、疫情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继续走低。

出生人口为何持续下降？

20日，在国家卫健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再次，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杨金瑞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

展望未来，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是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她分析，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

宋健表示，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出生人口的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的人口红利带来哪些影响？宋健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原来还没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这个局面叫做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

宋健表示，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实际上在0-14岁少儿人口这块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未来我们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宋健说。

25省已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订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

宋健分析，这些国家出台的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

宋健表示，这些措施中，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这些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这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杨金瑞介绍，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育龄妇女担心，延长产假也可能会带来招聘性别歧视加剧、产妇岗位被顶替风险上升等问题。尤其是在私企，这种风险更大。总而言之，育龄妇女因为生育而耽误和付出的职业发展方面的代价，不应由育龄妇女自己承担。

“为什么人们还是有这个顾虑，觉得产假延长了，反倒是心事重重，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因为假期不是事，带薪产假可能才是事。”宋健说，能不能在假期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女性在休完产假之后顺利返回到原岗位，她的职位和她原来的收入不受到影响很关键。

宋健表示，育儿分担机制是必须要明确的，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一下用人单位的成本，这样就能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非常重要，落实起来也需要很多相关的政策支撑。比如对育龄妇女所在单位，根据女性生育情况，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给予一定的奖励补贴等。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养育成本共担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愿意招聘女性、大胆培养使用女性，消除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