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可以是一个最包罗万象的概念，二十世纪之前的散文体裁，半诗化的骈文、书信、记、传、志、赋、序、论、说、祭文、游记、画论、题跋、墓志铭、各种经典的评注等均可以纳入“古文”的范畴之中。从古文这片汪洋中汲取的每一瓢水都浮光跃金，以“庭下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可以恰如其分地描绘影子；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可以传神地道出人生短暂地况味；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能够不过分悲戚地写悼亡……
而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迄今，古文也在经历着一种“暮色四合”的凄凉处境，小说家张大春认为：“那个早就不合时宜的复写现实的梦想，被大量以及更大量的平凡大众迭次翻炒的语言挤压失重，再也无法还魂”，面对同样的月色，我们的表达从有种关于宇宙的思辨意识的“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到具有时间层次感并贯穿了心绪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再到现在，面对一样澄明的圆月，我们能说的或许只有重复被在从包装礼盒上习得的那一句枯瘦的“花好月圆人团圆”、只有一句“好亮、好圆”的轻飘飘的感叹，甚至搜肠刮肚再想不出一个形容词，只好嗫嚅着说出一句“yyds”……
古文正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更直白地讲，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小孩子从识字开始就被要求背古文，而教材中，古诗词和古文的占比也与日俱增；但我们又对古文如此陌生，只习得一套辨析读音、句式、提炼主旨的应试之法，古文像是那只案板上等待着切分的毫无生气的鱼，而持刀俎者，或许从没在其中感受到任何美与智。
活字文化持续策划出版“给孩子系列”丛书中，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商伟受邀编写《给孩子的古文》一书，按时代排序，选取适宜孩子阅读的古文，并为一篇古文做了导读和注释。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商伟，曾专修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后转治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商伟教授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就与古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享。
“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是通过书写来维系的”
澎湃新闻：最近重读陈寅恪的诗词，感喟他能够运用古典、今典，准确而不失蕴藉地写作时事、写作自己的困境，而不过几十年后，这种写作几乎散失殆尽，只是在每年的诗词学会举办的诗词大赛等特定的写作比赛中，大家才偶尔重拾古诗词，但也囿于一个固定的主题立意（如今年的诗词中国的主题是“美丽新征程”），导致绝大多数的诗词为了“紧扣主题”而落入窠臼。
古文的遭遇相比古典诗词有过之而无不及，古文在白话运动之后被认定是该被“开吊发讣”的旧文字、死文字，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公共场域还是私下场合，似乎古典诗词和古文都失去了一个合适的运用场景，你认为古典诗词和古文还可以一定程度在日常使用中“复兴”吗？
商伟：文字书写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大环境，在现代汉语书写一统天下的时代，使用古文或文言文，难免会有些不自然。
但这毕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实际上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新的语言文字环境中。晚清和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书写口语化(vernacularization)为楷模。所谓口语化，同时也就是方言化。而与文字方言化相伴随的，是帝国分裂的漫长过程。代之而起的，正是现代欧洲的单一性的民族国家。但是相比之下，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并没有实现文字书写的方言化，也没有导致王朝国家或传统帝国的四分五裂，更谈不上以方言为依据而形成多个单一性的民族国家。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与近现代欧洲的书写方言化过程，完全是两回事儿。无论是就性质还是结果而言，都存在明显差异，没有什么可比性。
那么，白话文运动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称之为白话文的书写风格，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读懂文言文的读者，通常也可以读懂所谓的白话文。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和书写形式。当然，文人所受的写作训练都与文言文有关。因此写起文章来，文言文来得更容易，反倒是白话文更难写。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晚清和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人大力倡导白话文，可是真正写起来还是文言文顺手。晚清乃至民国期间，报刊杂志上连载流行小说，也往往半文半白。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甚至还截然相反，以至于令人难以想象。
这样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真正结果就是白话文一家独大，取代了文言与白话共存的局面，也因此改变了我们文字书写的大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写作文言文，很难做到得心应手。
但是不写古诗词，不写古文，并不意味着古诗词和古文就变成了死文字。实际上，比起表意文字来，倒是拼音文字更容易变成死文字。拼音文字依赖于口语方言，一旦时过境迁，就没人能读得出声，也没人能读得懂了，或者即便能发音也读不懂，因为方言口语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日本十一世纪初期用早期平假名写成的《源氏物语》，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表意文字就不同了，它可以吸收一些口语方言的成分，但通常并没有被口语方言牵着鼻子走。古人使用读书音和方言来吟诵古诗词和古文，我们今天则无妨借助普通话来朗读这些作品。表意文字的发音往往因地而异，与时俱进，复古主义者未必喜欢，但不存在一个死活的问题，除非作为载体的汉字消亡了。只要汉字继续存在，只要还能读懂，而且还有阅读的持续需求和必要性，古文诗词就不会变成死文字。这是表意文字的特点，在历史上有得有失，但长远来看，得大于失，有拼音文字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是通过书写来维系的。要打开中国历史文化的大门，就必须掌握文言文这把钥匙。一旦踏进这道大门，我们就会发现古典诗文并没有锁定在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活在我们当下的世界，也活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尽管今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并没有也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那些诗文名篇，千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能感同身受，与我们现实的处境息息相通。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代汉语写作仍是一项没有完成的试验。当年傅斯年就曾说过，希望在明清白话、古文和现代翻译体的基础上，去探索新的汉语写作风格。我们今天虽然很少用文言文写作了，但想要造就富于弹性和表现力的现代汉语，就不能不借鉴古文的宝贵传统。
当然，我们面对的困难也不少，因为现行的古文教育基本上止步于中学语文课。在大学里，只有与文史哲相关的专业才有深入进修文言文的机会。因此即便是就大学生而言，古文阅读能力也亟待提高，更不用说阅读公众了。今天讨论古文和古诗词的“复兴”，首先应该在阅读方面下大功夫。
澎湃新闻：接上一个问题说，古文在历史中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经过哪些改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唐宋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等，分别在改造古文和塑造今天的语言上留下哪些印迹？
商伟：的确如此，我们今天习惯于将二十世纪之前的文言文书写都一股脑说成是古文，其实不然。古文写作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断裂，例如六朝时期基本上是骈文的天下，而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骈文是一种半诗化的风格形式，韩愈倡导复古，也就是希望打破骈文的一统天下，重新回到“三代两汉”去，所以有“古文”一说。而这一古文复兴的努力直到北宋才获得普遍的成功。
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古文并非理所当然、轻而易举之事。韩愈多次谈到他研习先秦诸子的心得，从他本人的作品来看，显然得益于孟子和庄子。但是他所理解和写作的古文也未必就十分规范，例如他在一些虚字的使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按照今天高考的标准，估计要被扣分的。语言文字的用法是约定俗成的，更何况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全国语言家协会或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来确认规则、裁判对错？但韩愈逞才使气，又好为人师，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巨大的。
宋元之后，古文的写作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各式各样文白杂糅的情况。例如朱熹的语录，说是语录，实则文白混杂，在文言的句式结构中嵌入一些口语化的词汇、语气词和口语指向的表达方式。明清时期的一些古文作者进一步拓展了古文弹性与风格幅度，将戏曲宾白唱词的风格化口语的语吻腔调带入古文写作。到了晚清，又出现了梁启超那样气势磅礴的报刊体古文风格。总之，古文一直都处在不断演变的鲜活的发展过程当中，而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更不像有的学者所声称的那样，古文到汉代就停止了发展，变成了僵死的“古文”。
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现代汉语书写在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经历了标准化、同质化的洗礼。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如何与文言文一刀两断，另起炉灶。实际上，很多文言文的成分被保留在了现代汉语书写中，只不过从单音节的字变成了双音节和三音节的词，而在多音节的词中，又往往保留了文言文中的字义。所以可以说，现代汉语书写在断裂之中仍然体现了连续性。此外，还有大量的成语和典故，也都构成了现代汉语书写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的确有人认为现代汉语与文言文属于两个不同的书写系统，但这一看法问题不少，未必站得住脚。
“流行的代价往往是遗漏和扭曲”
澎湃新闻：的在《给孩子的古文》中，我们也注意到你收入了《列子》《战国策》中的故事，今天使用的很多词，如南辕北辙、画蛇添足，都是出自某一个故事，并从那么遥远的时代的史籍中提炼、流传到现在。
商伟：是的，我在《给孩子的古文》的开头部分收录了一些早期的寓言故事。有的来自《庄子》和《战国策》，也有的取自《列子》。《列子》的情况有些复杂，是否包括先秦的文字尚且存疑，但这无疑是一本被严重低估了的、十分罕见的智慧之书。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什么是成语典故？通常来说，也就是用一个四字的词组来浓缩一则寓言故事或历史掌故。它暗含着叙述性，更重要的是承载了大智慧。所以，每一条成语就是一个原子，凝聚了巨大的能量和爆炸力，足以振聋发聩，而又余响不绝。这些成语并没有当即就被当作成语来接受和使用，而是在文章问世之后逐渐得到认可，并且通过不断的重复使用而附着了更丰富的意义和联想。一条成语经过这样千锤百炼，抵得上千言万语，甚至千言万语也未必就说得清。
商伟：在日常交往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新的词汇，而且不少新词儿也有各自的出处，与前人的成语不无相似之处。更多的情况恐怕还是属于谐音、双关，或者是令局内人会心一笑的“抖机灵”。大多数新词儿不过昙花一现，不久就被淘汰了。像“内卷”(involution)这样一个学术用语，竟然长出腿来，走进了大众文化，实在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不过，流行的代价往往是遗漏和扭曲：它最初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和相应的复杂性都失掉了。与“挪用”和“戏仿”相伴随的，是“创造性的误解”。至于今天口语中常见的古语和诗句，可以说俯拾即是。像“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自作孽，不可活”，都曾经流行一时。一部剧情片带火了两句诗，我想也值了。
澎湃新闻：再回到古文，你觉得给孩子，或者给大众的古文，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即你是以怎样的标准去选择给孩子的古文这本书中的文章？
商伟：没有什么古文是专门或只为孩子写的，所以《给孩子的古文》也是给大人读的，家长尤其应该补课。但给孩子挑选古文，还是需要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考虑孩子的兴趣与需要。我希望这不仅是一本古文选，而且也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化的读本，从中可以接触到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古文如此重要，非读不可了。具体来说，选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古文阅读能力和培养他们的文学感受力与理解力。为此，我在选目上想了一些办法，希望所选的篇目之间有一些相互关联，可以前后反复对照来读。
我期待的效果是，读了前面的文章有助于理解后面的文章，而读过后面的文章也应该回过头来复习前面的文章。举例来说，我选了一些与水有关的古文篇目，形成了水的系列和鱼的系列，它们之间前后呼应，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线索。而且这些文字都生动鲜活，晶莹剔透，令人心生欢喜。例如袁中道《西山十记》写北京西直门外的溪水清澈见底，游鱼尾随而行，活泼敏捷：“小鱼尾游，翕忽跳达”，显然呼应了柳宗元的名篇《小石潭记》。而《帝京景物略》中的《水尽头》写北京西山的溪流中，“小鱼折折石缝间”。作者把“折折”当动词使用，小鱼沿石缝曲折而行的动态和节奏，顿时就如在目前了。
现在的语文教育提倡读全本，读古文也是如此。不能只读节选的片段，而应该读古文的全篇。古文艺术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结构：好的古文作品往往以谋篇布局见长，非常讲究文章内部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在起承转合上下功夫。长文如此，短文也不例外。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不过一百多字，却如入江南园林，在有限的空间中精心设计，曲折有致，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写古文了，但要把现代汉语的文章写好，克服拖泥带水车轱辘话的常见病，就必须向古文学习。文字简洁，一以当十，而又步步为营，层次分明—古文的优势恰恰是我们今天作文的软肋。不读古文，这些方面过不了关。
商伟：通过文本细读，从中提炼出核心主题，这本无可厚非，甚至也是必要的训练。但是又谈何容易？怎样才能准确地概括一篇作品的中心思想呢？多数情况下，我们做不好，甚至做不到。很多文章都不能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一言以蔽之”，更不能误以为得出了中心思想就算读懂了，一劳永逸地达到了阅读的目的。像“本文通过什么，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思想，或者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的现成公式，难免产生误导。长此以往，的确如你所说，容易造成读者的懒惰、惯性和思维定势。拿到一篇文章，首先应该去触摸和感知它的文字，从中寻找破译的线索，而不是急于把它压缩成一个干巴巴的观念或结论。
文学阅读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的文体和题材；也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能够屡试不爽。我在每一篇文章的导读部分，都会从它的突出特色入手，强调某一个阅读角度和解释方法。比如，读姚鼐的《登泰山记》，可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一句比喻的妙用；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应该看到他如何从两次写乐，到结尾却一变而成了“凄清寒骨，悄怆幽邃”；同样都是赠别友人，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在结构上却判然不同；为亲友雅集的诗歌作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此后的作品设定了一个基调，而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却在沿袭的情感结构中开出了新意：“尽管仍不免有人生过客、百年如梦的感慨，它通篇的基调却是豪爽的、放达的，欢快而乐观。当此宴饮欢会之际，李白感受最深的不是春天的伤感，不是花开花落的无常，而是生命在春天苏醒的喜悦，是万物皆备于我的赏叹和感激。”
我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作品，由此揭示古文写作的千姿百态。此外，我在《给孩子的古文》中还特意收录了金圣叹的两篇评点，让读者了解前人是如何阅读的。金圣叹十分讲究文章学和修辞学，他的许多精彩见解，对今天的读者是大有益处的。
文学阅读能力听上去有些玄虚，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而且有或没有大不一样。一位阅读经验丰富而又训练有素的小说读者，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冯梦龙，拿起来都能读，而且都读得出好在哪里。单凭着主题思想、人物分析和语言技巧这三板斧，那是远远不够的。诗歌、散文与小说还有所不同，但同样要学会怎么读。文学阅读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文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花大气力来培养，并且持之以恒地充实、提高。
澎湃新闻：看到你在讲孟子时，谈到的他的“理想主义的高贵信念和一颗赤子之心”；讲《兰亭集序》时，谈王羲之敏锐的感受力和写作时那种悲欢之间的瞬息变化，你可否再以具体的古文的值得注意的新的鉴赏角度来谈谈，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进入一篇古文？
商伟：好的作品常读常新，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大家都熟悉的名篇，但如此熟悉，却百读不厌，奥秘究竟何在呢？我们看他写自己冒雪从北京匆匆赶赴泰安，又连夜登上泰山极顶看日出，真是了却了一大心愿，终于可以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
但姚鼐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把文章结束在这个辉煌的巅峰时刻上，而是接下来又写了一段：他回顾登临日观峰的来路，但见鸟兽匿迹，川瀑停流，唯有苍松与山岩、白雪相映衬，如同一幅黑白照片和极简派风格的雕塑，删除了一切冗余的细节，平息了所有的声响和骚动。更奇妙的是，他不仅写了眼前之景，还逐一指点那些看不见的景物，包括奔流的瀑布、飞禽走兽、杂树和泥土，以及它们的柔和轮廓。它们被冰雪凝固了、覆盖了、驱逐了，只剩下了横平竖直的短促线条和黑白二色。或许那才是泰山的本质，与日出的斑斓绚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在这一刻，作者让我们感受到了泰山极顶的崇高肃穆，感受到了它的无边空寂和旷古宁静。不仅如此，他此处的行文也像他笔下的泰山雪景那样，简洁、质朴，是典型的极简派风格，甚至删掉了动词和副词。这样看起来，完全可以说《登泰山记》达到了内容与风格的完美统一。
商伟：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能够通过考试来准确地衡量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吗？或许可以吧，不过我看也有点儿难。语文课的内容，大概只有一部分适合考试，可以完全按对错来评分，或者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当然也与怎样出题和判卷有关，值得认真研究。只有了解了自身的局限，语文考试才可能做出恰当的定位和调整，起到促进阅读和写作的作用。说到古文学习，考试也或许只能保底，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考核一个人的古文知识。至于更深层次的解释和理解，则如古人所说，是“诗无达诂”，因此也是永无止境的。
读散文，要学会读出被作者掩去或遮蔽的部分
澎湃新闻：你在最近写的《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中从布鲁姆那里得到了一些启示，有感于他的“影响焦虑”和“强力诗人”等说，这让人感觉很新颖。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其实是鼓励以古代诗论、文论内部的概念来阐释，所以想问在古文和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您认为这种西方理论的引入的可适用性和必要性？
商伟：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此类相互竞争、不甘居人后的故事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的竞争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而贝多芬之后，几乎所有交响乐的作曲家都感到了他的压力。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强大的自我意识，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舍我其谁”的抱负和气概。在这一点上，不分古今中外，只有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唐代诗人题写名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崔颢题写黄鹤楼一举成名，后来者怎么办？李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也提供了“影响焦虑”的唐代版本。当然，只有“强力诗人”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影响焦虑”。其他的诗人或许一心一意只想加入同一处名胜的题写谱系，因此他们的焦虑可能恰恰相反。为此我改了一个说法，叫“唯恐不受影响的焦虑”。
澎湃新闻：包括其实在读《给孩子的古文》里庄子选摘的部分，你判断“《庄子》在汉语的运用与写作造诣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忽然让我想到布鲁姆喜欢的那种措辞，比如他频繁谈及的“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等等。可否展开讲讲对于庄子的这种判断？
商伟：每一个重要的文字书写传统，都只有在创造了出色的文学语言之后，才能为它自身确立一个高度。我们回头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的一个焦虑便是：白话能像文言文那样，产生一流的诗歌作品吗？如果不行，白话如何能有资格建立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把精力放在新诗的写作上，仿佛新文学的成败在此一举。
每一个重要的文学语言都是与一些伟大诗人和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例如，英语文学中有莎士比亚，德语文学中有歌德、俄语文学中有普希金。他们对于创造各自的文学语言，拓展其表现力和丰富性，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因此构成了难以超越的丰碑。事实上，他们不仅参与塑造了后世作家所使用的文学语言，而且还帮助确立了评价与衡量后世作家文学成就的标准尺度。
中国的汉字书写文化成熟得很早，先秦时期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而且是一群天才共同造就了那个思想文化的辉煌时代。其中庄子的地位尤其特殊：他是一位格言家，擅长以悖论的方式思考和写作。他还是写寓言的一把好手，许多我们熟悉的成语都出自《庄子》。他的词汇量惊人，句式灵活多变，文字充满了想象力，闪烁着智慧的光彩。他与惠施的反复辩论，为我们保存了那个智性时代的吉光片羽。他们两人在濠梁之上争论“鱼之乐”，也是一篇很不错的语文教材：庄子最后提醒我们“汝安知鱼乐”一句中的那个“安”字，可以有不同的用法。
澎湃新闻：其实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偶尔有一些古文突然被喜欢，比如张岱成为了一种品味和雅致审美的代表，他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也被推出各种版本，你怎样看这种现象？好像是一种不错的让大众再次认识到古文之美的方案，但又感觉是对有着历史背景和语境的古人的一种简化。
商伟：流行可能是因为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不简单。张岱的文字固然无妨当作美文来欣赏，但文字的背后是明清易代的心灵创伤。他所写的西湖是从记忆中抽取出来的，与写作当下的西湖无关。他甚至不想看到易代后的西湖，因为他深爱的那个地方早已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被他埋葬在记忆中了。但他记忆中的西湖也不简单，即便《湖心亭看雪》那样的美文，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在一个大雪之夜，张岱兴之所至，去湖心亭看雪：“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看上去，俨然是张岱亲自驾船独往。他接下来想象自己从远处看湖上的这只小船，仿佛一幅简笔水墨画，一片空灵。不过，“舟中两三粒而已”，可知还有别人。直到从湖上返回，张岱才提起他的仆人，说他抱怨主人和湖心亭上的南京游客太“痴”。原来他一直都在，为主人撑船打杂没闲着。文章结束处，需要有人来反衬主人的雅兴，便召之即来，让他发表评论。而主人登场亮相时，就不方便提他了。反正湖心亭看雪这样的雅事，他没兴趣也不在意。张岱在“我辈”与他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读他的散文，要学会读出被他掩去或遮蔽的部分。
澎湃新闻：《给孩子的古文》中，你也谈道选了一些不常见的文体以及内容，可以再拿出一两篇这种大众很陌生的古文来谈谈它为什么值得被阅读？
商伟：我从描写北京风物的《帝京景物略》中选了好几篇，因为刘侗的文笔很不一般。他拿出作诗的精神来作文，推敲字句，惜墨如金，在晚明的古文中自成一家。另外，我还选了明代锺惺的《与陈眉公》。这封信很少见于今人编选的文集里，但很值得一读。作者从“相见恨晚“这一句老生常谈写起，出人意料地翻出了新意。通篇不到七十字，言简意赅，却令人回味无穷。
而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迄今，古文也在经历着一种“暮色四合”的凄凉处境，小说家张大春认为：“那个早就不合时宜的复写现实的梦想，被大量以及更大量的平凡大众迭次翻炒的语言挤压失重，再也无法还魂”，面对同样的月色，我们的表达从有种关于宇宙的思辨意识的“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到具有时间层次感并贯穿了心绪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再到现在，面对一样澄明的圆月，我们能说的或许只有重复被在从包装礼盒上习得的那一句枯瘦的“花好月圆人团圆”、只有一句“好亮、好圆”的轻飘飘的感叹，甚至搜肠刮肚再想不出一个形容词，只好嗫嚅着说出一句“yyds”……
古文正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更直白地讲，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小孩子从识字开始就被要求背古文，而教材中，古诗词和古文的占比也与日俱增；但我们又对古文如此陌生，只习得一套辨析读音、句式、提炼主旨的应试之法，古文像是那只案板上等待着切分的毫无生气的鱼，而持刀俎者，或许从没在其中感受到任何美与智。
活字文化持续策划出版“给孩子系列”丛书中，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商伟受邀编写《给孩子的古文》一书，按时代排序，选取适宜孩子阅读的古文，并为一篇古文做了导读和注释。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商伟，曾专修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后转治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商伟教授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就与古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享。
“给孩子的系列”丛书中《给孩子的古文》
【对话商伟】“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是通过书写来维系的”
澎湃新闻：最近重读陈寅恪的诗词，感喟他能够运用古典、今典，准确而不失蕴藉地写作时事、写作自己的困境，而不过几十年后，这种写作几乎散失殆尽，只是在每年的诗词学会举办的诗词大赛等特定的写作比赛中，大家才偶尔重拾古诗词，但也囿于一个固定的主题立意（如今年的诗词中国的主题是“美丽新征程”），导致绝大多数的诗词为了“紧扣主题”而落入窠臼。
古文的遭遇相比古典诗词有过之而无不及，古文在白话运动之后被认定是该被“开吊发讣”的旧文字、死文字，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公共场域还是私下场合，似乎古典诗词和古文都失去了一个合适的运用场景，你认为古典诗词和古文还可以一定程度在日常使用中“复兴”吗？
商伟：文字书写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大环境，在现代汉语书写一统天下的时代，使用古文或文言文，难免会有些不自然。
但这毕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实际上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新的语言文字环境中。晚清和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书写口语化(vernacularization)为楷模。所谓口语化，同时也就是方言化。而与文字方言化相伴随的，是帝国分裂的漫长过程。代之而起的，正是现代欧洲的单一性的民族国家。但是相比之下，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并没有实现文字书写的方言化，也没有导致王朝国家或传统帝国的四分五裂，更谈不上以方言为依据而形成多个单一性的民族国家。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与近现代欧洲的书写方言化过程，完全是两回事儿。无论是就性质还是结果而言，都存在明显差异，没有什么可比性。
那么，白话文运动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称之为白话文的书写风格，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读懂文言文的读者，通常也可以读懂所谓的白话文。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和书写形式。当然，文人所受的写作训练都与文言文有关。因此写起文章来，文言文来得更容易，反倒是白话文更难写。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晚清和五四时期的一些文人大力倡导白话文，可是真正写起来还是文言文顺手。晚清乃至民国期间，报刊杂志上连载流行小说，也往往半文半白。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甚至还截然相反，以至于令人难以想象。
这样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真正结果就是白话文一家独大，取代了文言与白话共存的局面，也因此改变了我们文字书写的大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写作文言文，很难做到得心应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出现的白话报
我们知道，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并不直接拼写口语。讨论表意文字，务必对文字与口语做出区别对待，但这不等于说汉字书写与口语无关。在过去的时代中，文人诵读诗词文章，往往借助所谓“读书音”和各地方言中的“绅谈”。方言并非就是土语，其中也有文人使用的“绅谈”。地方文人在日常的口头交往中，免不了会使用一些文言文的词汇和句式。因此，“绅谈”的整体风格也多少体现了古文和诗词的影响。失去了这样一个语言环境，也不利于文言文的写作交流。但是不写古诗词，不写古文，并不意味着古诗词和古文就变成了死文字。实际上，比起表意文字来，倒是拼音文字更容易变成死文字。拼音文字依赖于口语方言，一旦时过境迁，就没人能读得出声，也没人能读得懂了，或者即便能发音也读不懂，因为方言口语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日本十一世纪初期用早期平假名写成的《源氏物语》，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表意文字就不同了，它可以吸收一些口语方言的成分，但通常并没有被口语方言牵着鼻子走。古人使用读书音和方言来吟诵古诗词和古文，我们今天则无妨借助普通话来朗读这些作品。表意文字的发音往往因地而异，与时俱进，复古主义者未必喜欢，但不存在一个死活的问题，除非作为载体的汉字消亡了。只要汉字继续存在，只要还能读懂，而且还有阅读的持续需求和必要性，古文诗词就不会变成死文字。这是表意文字的特点，在历史上有得有失，但长远来看，得大于失，有拼音文字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是通过书写来维系的。要打开中国历史文化的大门，就必须掌握文言文这把钥匙。一旦踏进这道大门，我们就会发现古典诗文并没有锁定在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活在我们当下的世界，也活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尽管今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并没有也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那些诗文名篇，千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能感同身受，与我们现实的处境息息相通。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代汉语写作仍是一项没有完成的试验。当年傅斯年就曾说过，希望在明清白话、古文和现代翻译体的基础上，去探索新的汉语写作风格。我们今天虽然很少用文言文写作了，但想要造就富于弹性和表现力的现代汉语，就不能不借鉴古文的宝贵传统。
当然，我们面对的困难也不少，因为现行的古文教育基本上止步于中学语文课。在大学里，只有与文史哲相关的专业才有深入进修文言文的机会。因此即便是就大学生而言，古文阅读能力也亟待提高，更不用说阅读公众了。今天讨论古文和古诗词的“复兴”，首先应该在阅读方面下大功夫。
澎湃新闻：接上一个问题说，古文在历史中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经过哪些改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唐宋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等，分别在改造古文和塑造今天的语言上留下哪些印迹？
商伟：的确如此，我们今天习惯于将二十世纪之前的文言文书写都一股脑说成是古文，其实不然。古文写作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断裂，例如六朝时期基本上是骈文的天下，而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骈文是一种半诗化的风格形式，韩愈倡导复古，也就是希望打破骈文的一统天下，重新回到“三代两汉”去，所以有“古文”一说。而这一古文复兴的努力直到北宋才获得普遍的成功。
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古文并非理所当然、轻而易举之事。韩愈多次谈到他研习先秦诸子的心得，从他本人的作品来看，显然得益于孟子和庄子。但是他所理解和写作的古文也未必就十分规范，例如他在一些虚字的使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按照今天高考的标准，估计要被扣分的。语言文字的用法是约定俗成的，更何况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全国语言家协会或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来确认规则、裁判对错？但韩愈逞才使气，又好为人师，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巨大的。
宋元之后，古文的写作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各式各样文白杂糅的情况。例如朱熹的语录，说是语录，实则文白混杂，在文言的句式结构中嵌入一些口语化的词汇、语气词和口语指向的表达方式。明清时期的一些古文作者进一步拓展了古文弹性与风格幅度，将戏曲宾白唱词的风格化口语的语吻腔调带入古文写作。到了晚清，又出现了梁启超那样气势磅礴的报刊体古文风格。总之，古文一直都处在不断演变的鲜活的发展过程当中，而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更不像有的学者所声称的那样，古文到汉代就停止了发展，变成了僵死的“古文”。
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现代汉语书写在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经历了标准化、同质化的洗礼。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如何与文言文一刀两断，另起炉灶。实际上，很多文言文的成分被保留在了现代汉语书写中，只不过从单音节的字变成了双音节和三音节的词，而在多音节的词中，又往往保留了文言文中的字义。所以可以说，现代汉语书写在断裂之中仍然体现了连续性。此外，还有大量的成语和典故，也都构成了现代汉语书写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的确有人认为现代汉语与文言文属于两个不同的书写系统，但这一看法问题不少，未必站得住脚。
“流行的代价往往是遗漏和扭曲”
澎湃新闻：的在《给孩子的古文》中，我们也注意到你收入了《列子》《战国策》中的故事，今天使用的很多词，如南辕北辙、画蛇添足，都是出自某一个故事，并从那么遥远的时代的史籍中提炼、流传到现在。
商伟：是的，我在《给孩子的古文》的开头部分收录了一些早期的寓言故事。有的来自《庄子》和《战国策》，也有的取自《列子》。《列子》的情况有些复杂，是否包括先秦的文字尚且存疑，但这无疑是一本被严重低估了的、十分罕见的智慧之书。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什么是成语典故？通常来说，也就是用一个四字的词组来浓缩一则寓言故事或历史掌故。它暗含着叙述性，更重要的是承载了大智慧。所以，每一条成语就是一个原子，凝聚了巨大的能量和爆炸力，足以振聋发聩，而又余响不绝。这些成语并没有当即就被当作成语来接受和使用，而是在文章问世之后逐渐得到认可，并且通过不断的重复使用而附着了更丰富的意义和联想。一条成语经过这样千锤百炼，抵得上千言万语，甚至千言万语也未必就说得清。
《给孩子的古文》内页
澎湃新闻：这也让我们想到其实现在大家也仍旧在发挥这种“从一个事件或者一种现象中提炼出一个词”的能力，（比如小镇做题家、破防、凡尔赛、硬核），大多数的词被认为是“一时之需”，但也有相当部分沉淀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比如内卷），古今对比，你的观察，什么样的词更容易从古诗词、古文中被提炼出来并流传，而你怎样看待今天被戏称是“抖机灵式”对于词语的再造，这种很戏谑的“创造”是否在语言学上有合理合法性？商伟：在日常交往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新的词汇，而且不少新词儿也有各自的出处，与前人的成语不无相似之处。更多的情况恐怕还是属于谐音、双关，或者是令局内人会心一笑的“抖机灵”。大多数新词儿不过昙花一现，不久就被淘汰了。像“内卷”(involution)这样一个学术用语，竟然长出腿来，走进了大众文化，实在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不过，流行的代价往往是遗漏和扭曲：它最初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和相应的复杂性都失掉了。与“挪用”和“戏仿”相伴随的，是“创造性的误解”。至于今天口语中常见的古语和诗句，可以说俯拾即是。像“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自作孽，不可活”，都曾经流行一时。一部剧情片带火了两句诗，我想也值了。
《天下无贼》剧照，“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被葛优饰演的角色挪用
古文之美：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澎湃新闻：再回到古文，你觉得给孩子，或者给大众的古文，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即你是以怎样的标准去选择给孩子的古文这本书中的文章？
商伟：没有什么古文是专门或只为孩子写的，所以《给孩子的古文》也是给大人读的，家长尤其应该补课。但给孩子挑选古文，还是需要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考虑孩子的兴趣与需要。我希望这不仅是一本古文选，而且也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化的读本，从中可以接触到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古文如此重要，非读不可了。具体来说，选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古文阅读能力和培养他们的文学感受力与理解力。为此，我在选目上想了一些办法，希望所选的篇目之间有一些相互关联，可以前后反复对照来读。
我期待的效果是，读了前面的文章有助于理解后面的文章，而读过后面的文章也应该回过头来复习前面的文章。举例来说，我选了一些与水有关的古文篇目，形成了水的系列和鱼的系列，它们之间前后呼应，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线索。而且这些文字都生动鲜活，晶莹剔透，令人心生欢喜。例如袁中道《西山十记》写北京西直门外的溪水清澈见底，游鱼尾随而行，活泼敏捷：“小鱼尾游，翕忽跳达”，显然呼应了柳宗元的名篇《小石潭记》。而《帝京景物略》中的《水尽头》写北京西山的溪流中，“小鱼折折石缝间”。作者把“折折”当动词使用，小鱼沿石缝曲折而行的动态和节奏，顿时就如在目前了。
现在的语文教育提倡读全本，读古文也是如此。不能只读节选的片段，而应该读古文的全篇。古文艺术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结构：好的古文作品往往以谋篇布局见长，非常讲究文章内部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在起承转合上下功夫。长文如此，短文也不例外。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不过一百多字，却如入江南园林，在有限的空间中精心设计，曲折有致，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写古文了，但要把现代汉语的文章写好，克服拖泥带水车轱辘话的常见病，就必须向古文学习。文字简洁，一以当十，而又步步为营，层次分明—古文的优势恰恰是我们今天作文的软肋。不读古文，这些方面过不了关。
“小鱼尾游，翕忽跳达”的意境
澎湃新闻：想到教科书中对于古文的选择和解析时一般比较看重的仍旧是提炼中心思想，这种训练让孩子们在长大之后仍旧有一种阅读的惯性——即首先去看一段文章传达了什么核心主旨，这是一种局限。商伟：通过文本细读，从中提炼出核心主题，这本无可厚非，甚至也是必要的训练。但是又谈何容易？怎样才能准确地概括一篇作品的中心思想呢？多数情况下，我们做不好，甚至做不到。很多文章都不能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一言以蔽之”，更不能误以为得出了中心思想就算读懂了，一劳永逸地达到了阅读的目的。像“本文通过什么，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思想，或者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的现成公式，难免产生误导。长此以往，的确如你所说，容易造成读者的懒惰、惯性和思维定势。拿到一篇文章，首先应该去触摸和感知它的文字，从中寻找破译的线索，而不是急于把它压缩成一个干巴巴的观念或结论。
文学阅读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的文体和题材；也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能够屡试不爽。我在每一篇文章的导读部分，都会从它的突出特色入手，强调某一个阅读角度和解释方法。比如，读姚鼐的《登泰山记》，可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一句比喻的妙用；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应该看到他如何从两次写乐，到结尾却一变而成了“凄清寒骨，悄怆幽邃”；同样都是赠别友人，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在结构上却判然不同；为亲友雅集的诗歌作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此后的作品设定了一个基调，而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却在沿袭的情感结构中开出了新意：“尽管仍不免有人生过客、百年如梦的感慨，它通篇的基调却是豪爽的、放达的，欢快而乐观。当此宴饮欢会之际，李白感受最深的不是春天的伤感，不是花开花落的无常，而是生命在春天苏醒的喜悦，是万物皆备于我的赏叹和感激。”
我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作品，由此揭示古文写作的千姿百态。此外，我在《给孩子的古文》中还特意收录了金圣叹的两篇评点，让读者了解前人是如何阅读的。金圣叹十分讲究文章学和修辞学，他的许多精彩见解，对今天的读者是大有益处的。
文学阅读能力听上去有些玄虚，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而且有或没有大不一样。一位阅读经验丰富而又训练有素的小说读者，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冯梦龙，拿起来都能读，而且都读得出好在哪里。单凭着主题思想、人物分析和语言技巧这三板斧，那是远远不够的。诗歌、散文与小说还有所不同，但同样要学会怎么读。文学阅读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文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花大气力来培养，并且持之以恒地充实、提高。
澎湃新闻：看到你在讲孟子时，谈到的他的“理想主义的高贵信念和一颗赤子之心”；讲《兰亭集序》时，谈王羲之敏锐的感受力和写作时那种悲欢之间的瞬息变化，你可否再以具体的古文的值得注意的新的鉴赏角度来谈谈，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进入一篇古文？
商伟：好的作品常读常新，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大家都熟悉的名篇，但如此熟悉，却百读不厌，奥秘究竟何在呢？我们看他写自己冒雪从北京匆匆赶赴泰安，又连夜登上泰山极顶看日出，真是了却了一大心愿，终于可以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
但姚鼐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把文章结束在这个辉煌的巅峰时刻上，而是接下来又写了一段：他回顾登临日观峰的来路，但见鸟兽匿迹，川瀑停流，唯有苍松与山岩、白雪相映衬，如同一幅黑白照片和极简派风格的雕塑，删除了一切冗余的细节，平息了所有的声响和骚动。更奇妙的是，他不仅写了眼前之景，还逐一指点那些看不见的景物，包括奔流的瀑布、飞禽走兽、杂树和泥土，以及它们的柔和轮廓。它们被冰雪凝固了、覆盖了、驱逐了，只剩下了横平竖直的短促线条和黑白二色。或许那才是泰山的本质，与日出的斑斓绚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在这一刻，作者让我们感受到了泰山极顶的崇高肃穆，感受到了它的无边空寂和旷古宁静。不仅如此，他此处的行文也像他笔下的泰山雪景那样，简洁、质朴，是典型的极简派风格，甚至删掉了动词和副词。这样看起来，完全可以说《登泰山记》达到了内容与风格的完美统一。
文徵明《雪景山水图》局部
澎湃新闻：可以谈谈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无论是教育还是考试制度可以作出哪些调整才是让古文在鲜活起来的得宜之法？商伟：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能够通过考试来准确地衡量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吗？或许可以吧，不过我看也有点儿难。语文课的内容，大概只有一部分适合考试，可以完全按对错来评分，或者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当然也与怎样出题和判卷有关，值得认真研究。只有了解了自身的局限，语文考试才可能做出恰当的定位和调整，起到促进阅读和写作的作用。说到古文学习，考试也或许只能保底，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考核一个人的古文知识。至于更深层次的解释和理解，则如古人所说，是“诗无达诂”，因此也是永无止境的。
读散文，要学会读出被作者掩去或遮蔽的部分
澎湃新闻：你在最近写的《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中从布鲁姆那里得到了一些启示，有感于他的“影响焦虑”和“强力诗人”等说，这让人感觉很新颖。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其实是鼓励以古代诗论、文论内部的概念来阐释，所以想问在古文和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您认为这种西方理论的引入的可适用性和必要性？
商伟：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此类相互竞争、不甘居人后的故事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的竞争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而贝多芬之后，几乎所有交响乐的作曲家都感到了他的压力。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强大的自我意识，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舍我其谁”的抱负和气概。在这一点上，不分古今中外，只有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唐代诗人题写名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崔颢题写黄鹤楼一举成名，后来者怎么办？李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也提供了“影响焦虑”的唐代版本。当然，只有“强力诗人”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影响焦虑”。其他的诗人或许一心一意只想加入同一处名胜的题写谱系，因此他们的焦虑可能恰恰相反。为此我改了一个说法，叫“唯恐不受影响的焦虑”。
澎湃新闻：包括其实在读《给孩子的古文》里庄子选摘的部分，你判断“《庄子》在汉语的运用与写作造诣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忽然让我想到布鲁姆喜欢的那种措辞，比如他频繁谈及的“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等等。可否展开讲讲对于庄子的这种判断？商伟：每一个重要的文字书写传统，都只有在创造了出色的文学语言之后，才能为它自身确立一个高度。我们回头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的一个焦虑便是：白话能像文言文那样，产生一流的诗歌作品吗？如果不行，白话如何能有资格建立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把精力放在新诗的写作上，仿佛新文学的成败在此一举。
每一个重要的文学语言都是与一些伟大诗人和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例如，英语文学中有莎士比亚，德语文学中有歌德、俄语文学中有普希金。他们对于创造各自的文学语言，拓展其表现力和丰富性，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因此构成了难以超越的丰碑。事实上，他们不仅参与塑造了后世作家所使用的文学语言，而且还帮助确立了评价与衡量后世作家文学成就的标准尺度。
中国的汉字书写文化成熟得很早，先秦时期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而且是一群天才共同造就了那个思想文化的辉煌时代。其中庄子的地位尤其特殊：他是一位格言家，擅长以悖论的方式思考和写作。他还是写寓言的一把好手，许多我们熟悉的成语都出自《庄子》。他的词汇量惊人，句式灵活多变，文字充满了想象力，闪烁着智慧的光彩。他与惠施的反复辩论，为我们保存了那个智性时代的吉光片羽。他们两人在濠梁之上争论“鱼之乐”，也是一篇很不错的语文教材：庄子最后提醒我们“汝安知鱼乐”一句中的那个“安”字，可以有不同的用法。
澎湃新闻：其实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偶尔有一些古文突然被喜欢，比如张岱成为了一种品味和雅致审美的代表，他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也被推出各种版本，你怎样看这种现象？好像是一种不错的让大众再次认识到古文之美的方案，但又感觉是对有着历史背景和语境的古人的一种简化。
商伟：流行可能是因为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不简单。张岱的文字固然无妨当作美文来欣赏，但文字的背后是明清易代的心灵创伤。他所写的西湖是从记忆中抽取出来的，与写作当下的西湖无关。他甚至不想看到易代后的西湖，因为他深爱的那个地方早已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被他埋葬在记忆中了。但他记忆中的西湖也不简单，即便《湖心亭看雪》那样的美文，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在一个大雪之夜，张岱兴之所至，去湖心亭看雪：“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看上去，俨然是张岱亲自驾船独往。他接下来想象自己从远处看湖上的这只小船，仿佛一幅简笔水墨画，一片空灵。不过，“舟中两三粒而已”，可知还有别人。直到从湖上返回，张岱才提起他的仆人，说他抱怨主人和湖心亭上的南京游客太“痴”。原来他一直都在，为主人撑船打杂没闲着。文章结束处，需要有人来反衬主人的雅兴，便召之即来，让他发表评论。而主人登场亮相时，就不方便提他了。反正湖心亭看雪这样的雅事，他没兴趣也不在意。张岱在“我辈”与他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读他的散文，要学会读出被他掩去或遮蔽的部分。
澎湃新闻：《给孩子的古文》中，你也谈道选了一些不常见的文体以及内容，可以再拿出一两篇这种大众很陌生的古文来谈谈它为什么值得被阅读？
商伟：我从描写北京风物的《帝京景物略》中选了好几篇，因为刘侗的文笔很不一般。他拿出作诗的精神来作文，推敲字句，惜墨如金，在晚明的古文中自成一家。另外，我还选了明代锺惺的《与陈眉公》。这封信很少见于今人编选的文集里，但很值得一读。作者从“相见恨晚“这一句老生常谈写起，出人意料地翻出了新意。通篇不到七十字，言简意赅，却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