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本不想写这文章。大家都为中国过去40年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一个住在英国的华人，鼓掌就好，批评就算了，因为不符合国内的习惯：媒体的报道方针大都是正面报道，读者也不喜欢被华人批评。

可我按捺不住动笔的原因是我认为，一个GDP世界第二的强国，人民在生活、疾病、尊严等各方面的保障应该逐步与世界第二的地位匹配。而我看完金晓宇父亲的叙述，动容之余，我意识到了中英两国社会的巨大差异，以及国人与英国人的巨大意识差异。

如果金晓宇的人生经历发生在英国，不可能引发全英国人民落泪同情。潸然泪下、不离不弃、相依为命等等都不是英国社会能理解的词汇，而这些词汇背后，通常意味着社会对个人责任的缺失，而社会又集体性默认这种责任缺失。而这种责任缺失很容易引发个人和家庭悲剧，而因为社会对这些个人悲剧关注不够，这些悲剧往往被社会忽视，令个人独自承受后果。而当悲剧戏剧般偶然露出水面，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同情，甚至资助，但没有在社会制度与政策上寻找原因。社会缺少“如何能避免此等悲伤的家庭故事”再次发生的意识。

英国有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金晓宇如果出生在英国，其病症将会由他的医生发现并确诊，并且得到终生治疗。我不了解躁郁症的情况，但英国对mental health（精神与心理健康）的社会关注与医疗均走在世界前列，全民对精神与心理健康关注极高，连大选中，对精神心理的医疗投入多少，都是选民的关注点之一。所以，如果金晓宇生活在英国，他的病症与行为有可能被药物控制。换句话说，这孩子虽然天生有躁郁症，但因为英国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医疗水平较高，而且免费，他不会成为家庭里的一个包袱，因为社会为家庭承担了财务与医疗责任。

对于有身体或者精神障碍的学生，英国大概有两种处理方式：如果大致与一般孩子无异，那可以送入普通学校。我家老二班里有一位智障同学，和她一起从reception读到Year 5（五年级），因为理解与学习能力低下，至今仍是一年级水平。学校为她配备了专人老师，照顾她的学习和生活。另一种是为有special need（特殊需要）孩子开办的学校，如果金晓宇在英国，估计会被送入这类学校，而不是在家自学成才。所以，就学习而言，社会也为家庭承担了责任，因为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

就职业而言，我不知道英国是否有能力发现金晓宇的翻译天分，但英国社会为残障（包括身体与精神）人士提供就业环境的政策非常人性化，几乎每家公司都有必须雇佣残障人士的政策要求，而且残障人士受到社会极大关注与支持，在影视界与体育界已经出现残障人士明星。所以，在就读特殊学校以后得到一份工作，在英国是可能的。

而如果没有工作，那金晓宇将得到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温饱不是问题。如果他申请免费/低租政府公屋，虽然排队人数很多，但得到的可能性很高，因为残障人士与单亲母亲都是社会重点照顾对象。在这里，仍然是政府在承担责任。而政府对于每位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责任，在英国人看来，既不是政府的恩赐，也不是政府的伟大，而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西方人的家庭观，往往被国人视为缺乏亲情，我过去也这样认为，至今仍然认为在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上应该向中国学习。不过，我意识到一点，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往往是责任关系，而在英国，这种由家庭成员承担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承担了，这令家庭成员有更多时间与金钱来享受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为他人活着。这样的逻辑不是自私，而是因为家人的生命、生活与尊严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社会在负责。

从前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近日我试图和我大女儿解释这话时，就遇到了理解和定义障碍。当时她好像发现新大陆，说：“怀个孩子要9个月那么长啊！”她在英国出生长大，一脑子的权利意识。于是我想乘机解释一下中国社会共同承认的“父母之恩”，话到嘴边，我语塞了，因为发现英文里没有与“恩情”对应的翻译，最靠近的也只是grace以及kindness，但不足以表达恩情之意。儒家发明了这施恩与受主的感恩关系，而英国没有儒家，基督教里说人是上帝造的，中国定义下的父母恩，在英国不成立。令我掉下巴的是，大女儿没听懂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笑笑说：“班里有些同学不喜欢他们的生命。”我理解她那口气和表情的意思是：感恩父母给孩子生命？生命，对有些孩子来说也许是个麻烦和错误呢？我先生也老早就给我打了预防针，说生孩子不是为了养儿防老，那是父母自己的决定，不是那孩子自愿的。长大以后，孩子爱不爱、管不管父母，是自愿的事，强迫不来。而以我自己的体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时间上，英国父母对孩子的投入都很大，而对儿女未来并没有希望他们回报的想法与期待。除了传统因素以外，上段说到的“家人的生命、生活与尊严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社会在负责”的社会现实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即无需期待子女，即使收入不高，英国老人也能够生活与医疗无忧。所以，无论孤寡老人一词，还是金晓宇一家不离不弃与相依为命的中国式感动，都不可能是英国社会能明白的词汇，更不要说潸然泪下。

而我之所以写下此文，是因为社会舆论对金晓宇的家庭故事，以及其后出现的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反应仍然落后，大多只是廉价的同情与落泪，报道后收获并被广泛报道的“社会关爱”过于狭隘，真正需要做的，是从他们的人生遭遇里意识到政策的不公正与不到位。而大多数舆论关怀背后投射出全社会缺少提高公民福利待遇政策的意识与眼界，只是被动地似乎在共同等待包青天下凡，继续被恩赐，这不符合一个立志要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风范。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