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就是会出现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巧合：1946年的秋天，何思源走马上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42年后的1月30日，在北京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的女儿何鲁丽当选北京市副师长。

当时她所管辖的区，在北京市四个城区中人口最多，达76万之众。不过，与书生从政的父亲相似，她是在行医27载以后才走上仕途的。

何思源

她曾经是一名医术娴熟的小儿科大夫，早在北京医学院读书时，就被中国著名的小儿科专家诸福棠看中，成为40名实习生中留在儿童医院工作的两位幸运者之一。

直到三年半以前，她恋恋不舍地放下听诊器时，还在潜心研究小儿的内分泌和生长障碍。

她喜欢孩子，从来不嫌弃小儿科的脏与累，在她的办公桌前，放着好几盆病人们送给她的常青的金铃葵，陪伴着她度过从政后的日日夜夜。

回顾自己的医生生涯，她说：“我做实习大夫时，接触到的儿童病种尽是麻疹合并肺炎，中毒性痢疾，流行性脑膜炎等。而现在当我带着实习的大学生时，想找一个麻疹患儿作病例都难极了。来看病的孩子多数得的是文化病——肥胖症。”她很感慨：“小小的诊桌上也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

朴实而平易，丝毫没有名门闺秀的高傲。这或许得益于俭朴的家风和父亲的严教。1947年初她从山东来到北平时，父亲坚持把她送往平民子弟多的女一中读书，而不愿意她到贵族味浓的教会学校。

何鲁丽成年以后，又长期供职在基层医院，为老百姓的孩子把脉听诊，两次到门头沟山区作农村医疗队的巡回医生，更洗脱了她本来就不多的娇气。

何鲁丽

她的同事、西城区区长衣锡群这样评价她:“何鲁丽富于同情心，对老百姓的疾苦有很强的感受力

当副区长时，她的倔强和泼辣也为众人称道。她从不爱坐办公室，总是东奔西跑。她管的工作面很宽也很杂，从科技外事、市容卫生、妇幼保健直到计划生育和老年人的生活。

无论抓哪一件事情，她都很认真，不干好决不松手。她主持环城马路中一个长11.6公里路段的环境整治，用一年时间就把路两旁513户临时建筑和违章建筑拆了个一干二净。

谁都知道，在北京城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搬迁”。她的丈夫也是当年大学的同窗。一直为她的改行担心，此时才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别看是一介书生，她还

隽秀的眉目和白皙的肤色，隐约可见异国的血统，因为她的母亲是法兰西人。何鲁丽从小就在母亲朗读的法国童话和大仲马的《三剑客》中消磨长长的冬夜。她除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外，还保持着爱吃法国猪排和奶油烤鱼的嗜好。

稍大一点，她就被父亲成排的落地书柜和极其丰富的藏书吸引了。当她发现这里除了哲学、经济书籍外（这是她的父亲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主修的专业），还有林林总总的中外文学名著，狂喜的心情不下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她能够在这些书柜前一坐就是一天。

何鲁丽

“爱看书是我们家的传统。”何鲁丽说，她的三个哥哥以及她的下一代两个儿子都是书迷。

从政以后，她首先求助于书本，感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她系统地阅读了管理学原理、人口理论教程，还看了不少历史书籍。

而且，无论时间多紧，她也舍不得放弃睡觉前看一段法文原版小说的乐趣。文学经典著作帮助她理解人生和社会。她极喜欢巴尔扎克的小说《幽谷兰》里对大自然的描绘，也喜欢莫扎特音乐中流畅而清丽的旋律，因为这些很符合她开朗热情的性格。

东西文化交融的底蕴，增强了何鲁丽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

何鲁丽热爱北京城，这多少与父亲有关。1949年兵临城下时，何思源面临着几种抉择：他可以南逃去台湾，东单机场的飞机也给他留着座位，他可以随法国籍的夫人携子女出国。

但是他毅然决然地留下了，并作为华北七省市参议会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为保护这座五朝古都立下了功劳。

何鲁丽

何思源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失去了一个他所钟爱的小女儿。何鲁丽说:“妹妹替父亲送了命。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我家安了两颗定时炸弹，妹妹的屋里先炸了，父母奔出去抢救，身后屋炸房塌

尽管如此，以后的

生活无论多

坎坷，但正像她的母亲从不后悔在中国度过的半个世纪一样，何鲁丽和她的哥哥们始终感谢父亲最后的政治选择。

当年还是青春少女的何鲁丽在东长安街畔亲手种下的树木，也渐渐已经浓荫匝地。她说：“我刚到北京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我感受到古都的美好，淳朴的民情，更感受到它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好像与它在一起成长。”

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以后，何鲁丽与这个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更加息息相关。几天前在北京一次女界盛会上她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是医生，医生对病人是以爱心治疗的。我要用医生的心——爱心来迎接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