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的起因，是想梳理近二十年认知刷机的弯路和心得。期间意识到，观念、理论、研究范式乃至学科，也都是一种演化现象。假如能遇到一位来自未来的学者，指点一下哪些会被淘汰、哪些会跃迁成为主流，那岂不是就省掉了逐条辨析的力气，能救我出火坑了？
结果还真撞到了一位，自称来自公元2100年，职业是某投资机构的经济学家。下面用Y来代替他，用X来代替我，把相关的交流摘要整理出来。（不要当真）
Y：确实如你所猜测的，穿越会改变历史进程，所谓蝴蝶效应。即使竭尽全力控制住初始扰动的幅度，比如你醒来后守口如瓶、也不做任何投机和对冲（实际上不可能），你们即将遇到的版本，也会与我们所经历的大不相同。更不要说你还要发表和讨论了。
所以，即使我违反承诺，泄露了什么具体人物时间事件，也自然会有投机者去押注或抢跑或阻止，使之不可能成真。还好你只想知道我们的认知框架，那就先和你们的认知框架简单对照一下，没什么变化的就不提了。
首先是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解释体系，和你们基本相同。从基本粒子到原子分子一直到宇宙天体，其运行规则已持续百十亿年。对了也没发生小行星或者超级火山之类的毁灭性的灾难，所以接下来不必代入科幻场景，中学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基本够用。
接下来是对生物世界的解释体系。植物动物细菌病毒等生物类别，从微观的蛋白分子或基因，到由无数分子机器组成的生命个体，到蚂蚁蜜蜂猩猩等群体，到它们的适应行为和生存策略，到捕食共生寄生等异种间的关系，到微观（比如牛胃）或宏观（比如雨林）的生态系统，复制变异适者生存的演化规则，也持续了数亿年。你们现在的学科结构和基础知识，也大致还沿用着。
再接下来是对人类世界的解释体系。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中的一种，微观生理部分这几万年来的进化幅度甚小，你们现在的生理学病理学神经学相关的，也说的过去，心理学还有些巫医传统也正在被替换中。
再往上是“个体如何维生、繁殖、合作、竞争和防卫”层面。这几万年来，人们所面临的具体场景和选择约束无穷多样，追逐的是猎物还是升职机会，躲避的是猛兽还是街头流氓，个体的行为自然也会有无穷多样性。好在，人们的进化约束和本能算法，还是没多大改变。
在我们时代，父母仍需付出大量的精力才能养育好小孩；青少年时大多仍旧冲动十足并为情所困；和陌生人相处时仍以对等交换为优选原则；仍追求在某方面比邻居同学同事或其他对手（或虚拟人）更强一点（不平等）；面临困境和冲突时的可选策略，比如求助施助安慰，伪装退缩反击等等，很多也是古已有之。这些也是我们仍然能与古人共情的原因。
变化最剧烈的，是“群体如何组成和维持，群体之间如何相处”的层面。尤其是最近几百年，由于运输通信和军事技术的连续突破，各种区域性的传统社会生态在互动过程中不得不频繁调整。到一战大萧条和二战时期，涌现了很多应对大国冲突、经济危机和全民战争的制度发明，并在冷战期间得以稳固，还塑造了几代人的认知。
随着金本位的终结（很难有频繁的大萧条和社会崩溃，投资者在全球寻找机会）、高精度武器的发明（不再需要高强度的社会控制或全民参与），以及更多新的技术进步，各种社会结构中的不合时宜之处，特别是从战时体制继承的和衍生的那些，开始一轮轮的崩塌或消融。
你们还身处其中，冷战结束时苏东解体和中国印度等的改革，只是第一波，那些指向大国对抗和全民皆兵的权力结构，大部分消失。第二波则是那些高强度干预金融家投资者企业家、地方自治体和家庭行为的权力结构，也动摇松垮，你们也即将会经历。
几轮政体崩溃或剧烈调整之后，从一战到冷战留下的全能型大政府遗产已所剩不多，之后的变迁就相对缓慢温和了。
这期间没发生三战和高强度的冷战，但不好说你们会经历什么。至少我们经历过的版本中没有发生，战争输赢推动的变动很少，权力内斗和财政金融危机等在前期的影响权重非常显著，后期则有技术推动、观念变迁、投资和人口流动、生育意愿等。
在我们的叙事中，起初由主权边界分割开的权力场域的各个“孤岛”，更像是博弈场地而非博弈主体，权力玩家们争夺入场券和排位，胜者调整政策；经济玩家们则依据这些政策变动，选择是否向这些生态孤岛投入技术资源，或撤出投资，再以财税金融物价等压力形塑权力场域；新技术从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孤岛涌现并向外传导替换而观念场域则过于破碎繁杂。演化脉络相对清晰的，一是投资者企业家群体，认知体系升级快的玩家，赢面会大些；二是学术界，发现修正各种认知缺陷的玩家，奖赏更高些（而非利用传播这些缺陷的）。
这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演化社会生态学”叙事，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演化论等相关基础是入门必修。和你们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分立的“社会科学”显著不同的是，一是融合成为一张庞大的知识网络，各维度的研究者们使用相互能够识别的词汇，互相可补充和可校验的多，互相争吵的少；二是在跨生态比较时相对谨慎。从金本位时期抽出“经济规律”，从农耕生态中抽出“历史规律”什么的，这种狂妄事儿没人再做了。
那么你和朋友们所焦虑的，解决路径也不复杂。观察你们已有的社科知识网络，保留其中的事实，再尝试把其中的解释和主张部分，尽量用演化社会生态学范式替换掉；单人或小群体的努力只是沧海一粟，那就想办法让更多人也加入研究。
下面我就从历史叙事开始，做一个最简版的替换演示，然后再开始问答。
我们把智人曾经形成的社会生态粗粗分为三类，
一 狩猎采集生态
对应农业诞生以前，和你们时代的演化人类学的解释大致相似。我们主流的中学教材，都会提到人类与灵长类近亲的几项重要区别：投掷、工具和用火，和超长的抚育期。
投掷、工具和用火，使人类食谱拓展的更广，也开启了体外非遗传进化之路。别的动物需要付出数百万年、无数个体死亡淘汰的代价，才能进化出有效捕食的尖牙利爪，或消化某些植物的能力，以及对应的生态位和生存策略集，而人类通过发明和彼此学习（刷新软件），就能掌握许多种工具和策略，加上分工，可以占据多层级生态位（种子水果昆虫鱼虾到野牛大象），适应多种生存环境。
超长的抚育期意味着亲代的巨大投入，遇上连续几天猎获不足，或一方抚育者发生意外，损失也会高到难以承受。这迫使人们结成紧密的配偶关系共同养育，还要和近亲们互相支援，通常是十几到百余人规模的亲友群，在特定的淡水和食物分布区内巡回觅食。和自然生态中的其他顶级捕食动物相似，“食物流的稳定性”是对物种数量和行为的主要约束。
这里开始启用一个你们时代已经开始普及的重要概念，就是“演化稳定策略”，ESS，就是尽管未必所有群体都如此，但在多数情景下，这么做的胜率比其他做法要好，在策略竞争中更可能会留存并传播开来。
由于投掷和工具的使用，不同性别和体力的个体，偷袭报复伤害的能力相近，所以小群体内部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大致平等，对涉嫌欺骗搭便车等行为天生敏感，还有强烈的制止和惩罚的冲动。
人类大脑也在这种“策略的军备竞赛”中缓慢进化，太傻的会被剥削利用，太狂的会惹出私仇公愤，导致被群体拒绝合作、放逐乃至处死，其风险堪比误食毒蘑菇和被老虎偷袭。因此个体也会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观摩学习各种群体禁忌，评估在遵守违反利用这些禁忌时的风险和收益比。
至于小群体之间，则除了避免近亲繁殖而交换育龄期成员、形成远亲关系外，没什么可以交换的物资，也很难达成互信，绝大多数时都是零和博弈。冲突频频爆发，能以暴力削弱对方人口、争夺生存领地者赢，二到四成的成年男性死于暴力。平时会因顾虑冲突而互相疏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共同成因，比如进入对方已经觅食过的区域，往往会发现可摄入的食物不足以饱腹）。
假想一个抑制暴力机制的场景，比如几个小群体的代表坐在一起商定，“食物总共就这么多，我们群体去年死了5个，今年可以生5个；你们群体去年死了3个，今年可以生3个；否则不是有人饿死就是得开战”，这显然很难演化成一种长期机制。
由于各个小群体间的疏远和敌意，技术难以涌现和扩散，这种状态持续了上百万年。尽管考古证据表明，最后几万年里，有些人类已经脑力过剩到了出现艺术创作，和现代人区别不大，但行为还很接近黑猩猩。研究者们使用动物行为学等领域的范式和知识工具，就基本够用了。
二 农耕畜牧生态
驯化动物比野生动物能节约9成的搜索发现捕捉的时间，有些还能充当工具、替代人力、拓展活动边界（比如马）；播种作物并去除杂草，也能带来单位面积内几十倍或更多的产出，粮食还可以储存、运输、交换或交税（被劫掠）。这些优势非常显著，在短短几千年的时间内，就扩散到了几乎所有适宜农耕和畜牧的地区。
农作物出现后，出现过刀耕火种、耗尽地力即迁徙的游耕群体，但更多的是定居群体，建造维护房屋粮仓畜栏和作坊等固定资产。在季候性作物、需要储存数月到整年粮食的地区，群体间武力劫掠粮食或占领定居点的奖赏最高，逐渐成为群体选择的主要方式。能赢的群体扩张，失败的群体消失或被吞并。
而群体规模则是决胜优势之一。防守寨壕延长1倍、哨兵增加1倍，保护面积和容纳人口则会变成4倍；能派出2倍的弓箭手和敌人对射的话，双方伤亡比会远高于1：1（兰彻斯特方程）。持续的群体间竞争导致农耕群体的规模逐步扩大，出现了内部存在着生态位差异的群落，演化出多层级大家庭、职业武士群体（组织）、武士首领扩权、首领间姻亲和盟誓等新形态。
游牧生态则大不相同，其能量在层级间输送的耗损率远高于可休眠的种子。需要成百上千倍面积的草场和庞大的畜群，才能有不间断的多余奶肉热量，养活一户牧民。稀疏的人口密度、容易迁徙难以征税的资产，使得他们在非战时不易组成紧密的大型群体。
同时，游牧者的人口压力无法靠开垦新耕地和提升耕作技术缓解，而过剩的马匹（或骆驼）使得他们在贩运或征战方面具有超级优势，更容易从事与农耕者之间的贸易，或劫掠或充当雇佣军，或经过组织进化和整合后，征服和统治农耕群体。
也有个体或群体依赖生产丝麻棉毛、盐铁铜银等产品，和农牧者交换食物而存活，其群落结构往往与农耕者相似；也有商人群体，其形态受制于货物种类和运输方式（马匹运河内河海运等），也受制于贸易沿线的群体需求和沿途群体的关系等。
当然这只是极简化的概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份持续的热量输出都会养活一类生物或生态链，并受临近生态位的其他生物制约，而在人类社会则是养活特定的群体和组织。
你们时代已有历史研究者开始采取这种思路，搜集各地各时期的地形、土壤、降水、气温、作物种类和产量、技术更新、疾病瘟疫等信息，估算当时当地的个体和家庭的数量，超家庭群体比如部落和超部落组织等，各自如何存活、合作和竞争。到我们时代，不熟悉演化社会生态学知识体系、不能把自己的研究融入进去的传统“历史学者”，占比非常低了。
与动物界不同的是，人类适者生存的赢家不仅仅是基因、个体和群体，还包括所携带的作物和牲畜、生产和作战技能、语言词汇、组织模式，也包括抑制内部暴力的那些机制。比如，这块地是我的（产权），是我父母传给我的（继承），你就别抢了；我是贵族（身份），你老实干活吧；我们统治你们是因为打赢了（治权竞争）；也是神明眷顾拥有天命，我们有神庙祭祀和武士，你们反抗的会成为祭品（治权维护），等等，有些还借助文字书写而稳定下来。
这样互动了数千年后，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也就是你们说的轴心时代，由低成本海运和大草原骑马者快速通道连接起来的欧亚大陆温带地区，从地中海沿岸到中亚、北印度和黄河流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爆发，涌现出包括闪教、佛教和儒家等在内的诸多种观念体系。而那些身处热带、种植薯类、未驯化马匹的群体们，则因交互不足而陷入孤岛进化状态，这里就先忽略掉。
文化爆发同样有其演化基础。巫师们或武力赢家的多余子女们，开始思考世界本源、社会规范和普罗大众的感受，并将之逻辑化、伦理化或法典化。这些观念开始传播复制融合变异，争夺受众大脑和传播媒介。从业者们也逐渐形成了超血缘关系的身份认同，或者紧密组织（教会寺庙修道院等）。观念，成为继生产、交换、武力、税赋等之后塑造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演化社会生态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之后约两千年的时间，尽管无数聪明勇武者各种尝试，但都没能突破所处社会生态系统的几个关键约束：
一是超家族的抽租抽税抽丁非常难，仅在迫急威胁或人口过剩时段抽兵效率略好（预判要被杀被饿死的人更自愿出战和劫掠）。因为人类的养育负担很重，天生对家庭家族以外的付出格外吝啬，反抗能力又和汲取者大致相当，没法降到牛马那一级。
叠加长途陆路转运的损耗率后，稍大区域通常只能分割治权和税权并约束之（封建、采邑、藩镇、军屯、郡县等）。也有些发明了垄断必需品成瘾品贸易（比如盐铁酒茶等）和铸钱，在自愿交换的形态下附带征税。
二是精英们之间以零和博弈为主导。因为底层的供养能力长期停滞（技术进步+领地扩张+税负意愿），而精英们的子女数量通常超过社会平均数，还要分配资源给效忠者，还有更多来自底层的出众者急切的试图挤入。假如不在血统、身份、继承、军功或科举等设置适当的分流和拦截，很容易走向无序混战。
三是精英们在零和博弈时，通常还缺少中立第三方裁决和保证，玩家间即使勉强达成多数票决的共识，也很容易破裂回到由最强赢家裁决其他输家的状态，降职、踢出、罚没、处死乃至灭族屠城都不罕见。这显然会加剧博弈的烈度，基于风险评估的“表面顺从并伺机反悔”的策略容易流行，稳定的多方对等合作则很难持续。
当人口压力或灾害不定期的降临，必须要决出哪些人不能存活或不能生育或从精英位置坠落时，博弈者们就更难坚守仁慈公正守信等美德。
这种生态中通常是“有粮有兵者胜率更高”，精英们的演化稳定策略是直接控制土地产出和人力，或者在食税链条上占据好位，否则多半会丧失后续的博弈资格。社会的下层成员交完租税后，仅能与外界交换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由此也显著约束了工商业的发育空间。象我们普通人也能借助银行，动用很多陌生人建个舒适大宅，再用几十年偿还，这对他们是不可想象的，多数只能是盖个泥棚时几个亲邻帮几天忙。
至于群体之间的信用借贷就更难。一个群体受灾时向另一群体借粮，往往很难达成所愿（担心赖账，乐见零和博弈的对手被削弱，略微给点儿避免报复就够了等等），需要超群体组织来强制。强制范围以外或者强制失效时，武力争抢就很常见，尤其异族之间、农耕者与游牧民之间。而这些强制和抢掠又自动会破坏信任、强化敌意，锁定后续博弈时各方的负面预判。
频繁对抗还会塑造相应族群的组织结构，比如由军功团伙控制；也塑造族群观念，比如异族间仇恨不容分说。在火器尚未普及、骑兵有绝对优势时期，某些较大的游牧族群（比如阿拉伯、蒙古、突厥），在获得组织协调技能突破（比如宗教、编伍、封赏、文官、税吏）时，能爆发出强大的战力，近乎整个亚欧大陆温带（除西北欧和日本）都曾被他们持续威胁或征服和统治，当地的社会结构也都曾被形塑或重组。
在那些曾形成了广袤帝国的地区，游牧征服者们尝试了种种分享战果、安排继承（对他们尤其难）、防备外战、抑制反叛的制度和策略，被征服者也尝试各种适应的办法，很多又被后续统治者调整沿用，有些现在还在困扰着你们（有人视之为本族荣耀、历史规律或政治智慧）。
而最终孕育出新的社会生态结构的是海商群体，他们与农耕精英和游牧精英们的演化稳定策略（ESS）都大不相同。
海商精英们不愿把家族性命押在一条船上，愿意发明各种分账方式与外人合作；下属频繁与异地客户而非作物和牛马打交道，需要给与更多的激励和自主性；海商们也更适合同居一城，以货物钱币或债权股权交割利益，也容易的多。而农耕游牧群体，每个地块通常只会决出一个最后赢家；跨地域的协商困难，运输粮食的损耗很高，交割地权租权农奴和士兵就更难，通常是姻亲绝嗣继承，或者消灭其头领和武士才可以。
但海商群体很容易被“有粮有兵者胜”的农耕游牧群体所压制，地中海东北岸的多山半岛和岛屿则是罕有的例外，共和城邦从古希腊起就此起彼伏。到地理大发现后，海商群体们优选出来的共和城邦、借贷记账法、银行、交易所和公债（用于城墙海军和雇佣兵等需求）等制度基因片段，又在荷兰等地复制传播开来。
到光荣革命时，荷兰大公带着一批随从重塑了英格兰。精英博弈的多数裁决（议会）、中立第三方裁决（普通法）、中立第三方记账（英格兰银行和交易所）得以确立，百余年间未被内外部权力争夺或战争而打断，还扩散到了不列颠全岛、北美和澳洲。
用你们历史学的叙事，这开启了新的纪元。用我们的叙事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开始了演化和扩散。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更像是一种新的社会生物“物种”，犹如农耕人视游牧人为蛮族，视狩猎采集人为禽兽，跨生态间的个体们相互缺乏认同，尽管作为生物学个体并没有多少区别。
三 理解流通债权生态的微观基础
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诞生，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百余年里，英国的国债从三五百万英镑增到7亿多而且可以流通，加上收费公路运河等债券股票发行，以及银行贷款（当时以贸易贷款为主，工业、基建和住宅的贷款还很少），流通债权总量增长了数百倍。
如同自然界的从草地生态转变为雨林生态的过程，这也是一系列复杂的涌现和消失的结果。选其相对重要的几点：
一是流通的是债权（股票算其中一种），而已流行几千年的铜钱银币黄金则不是债权。铜钱和金银必须是稀缺的，否则就不能充当货币。富人们开始窖藏传统货币时，自动会压缩商品交换和依赖交换的商业组织的规模。而且窖藏铜钱金银不能产生现金流（粮食流），不能维系家族或群体的长期生存和世代效忠，农耕或游牧精英们还是得守护着租税权，或者租税流上的分流位、卡点位，才能免于跌落。
而债权的总量则没有自然限制（暂时忽略各种管制比如金本位），银行家还有动力持续扩张它。大量基于现金流生存的工商业组织得以涌现，社会生态中基于租税流（君主、军功、教士和官吏）的组织，占比可以逐渐稀释。而且其他精英或寡妇子女也乐于把窖藏金银和租权换成债权股权，由可靠第三方（银行，议会和公司）保证付息，有稳定收益还能获得自由，不必和管家租户算计，或在权力场倾轧中咬牙切齿。
二是这些债权是全社会流通的、第三方记账的。这和已发明了数千年的点对点借贷也不相同。几乎是同期，法国的国债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十八世纪初法国的约翰劳方案搞砸了（他是一人想改造一国，而光荣革命是旧国王带几百人跑路，新王带一批人来），纸币名声败坏，国债多以出售官职返还年金的方式，不可流通。精英们大多在税收流和官位里你争我抢互不相让，碰到战争和天灾之后终于组织崩塌，接着人头滚滚。军官拿破仑夺位，打遍欧洲同时，法国也损失了几百万青年。
建议也做其他对照，比如战争时靠发债还是加税；新修道路城墙运河时，是市政议会发债还是族长众筹，还是县令加税抓壮丁，还是向上司讨要银两；下层民众、承销商认购者（或者胥吏包税人）又会分别怎样；企业家借助贷款或发债购置土地、兴建工厂或铁路时，外部援建百余套成套设备时，又分别会怎样，等等。
还有金银如何流向发债方和银行，又怎样以军饷军粮舰船火器等方式流向海员士兵工匠，他们获得额外的金银又会流到哪里，哪些又会换成国债银行债和股票，如此类推。试图理解和研究一个社会生态时，本应如此。
不过你们时期还流行用文献和数理模型来培养和筛选学者，就得出了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笑话的结论。比如把工业革命看的太当回事，穷尽各种可能性去解释，为何百年间蒸汽机和纺织机不间断的冒出来技术改进，可就是没人提及新增数百倍的流通债权，新的现金流动养活了提升了多少收入、养活了多少专门化的组织，而这些技术改进不过是那些竞争性组织的自然产物。
插入说一下技术进步和科学发现。农耕畜牧生态时期，精英们出人头地的方向集中于军功、教士、官吏、地主等方向，有科学发现是意外。猎人农民士兵工匠海员们偶尔改进技术，高频度战争地区，军事技术筛选传播相对快些，因为有灭国的风险；而其他的则因缺乏竞争压力和筛选淘汰的动力，长期停滞。
大航海之后的海商群体，和高频战争压力下的欧洲各国，对相关技术和科学的需求猛增。印刷机的发明又成倍的扩大了识字人口，而大众知道了A，精英们就需要发明B才能保住领先。这在小册子、报纸、电报、教育普及、收音机、电视和互联网普及后都或强或弱的出现过。
进入流通债权生态后，除军事以外的技术进步，和早期大量空挡可供个人天才们捡漏以外，其他科技进步，都与各类竞争性企业组织获得的现金流增量高度相关。蒸汽机纺织机等大致就是英国流通债权剧增的产物，不过那时银行还很少给制造业放款，所以革新极其缓慢。等到十九世纪后半页，以及一战后和二战后的恢复期，英德美法等国的工业企业能大量获得贷款和融资，并展开激烈竞争时，新发明和新技术就如潮水一般涌出。
从冷战后的IT革命一直到我们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创新能轻易或偶然做出来了。创新日渐逼近物理的和人类脑力协作网络的极限，越来越依赖高效资本市场下持续竞争的大型企业、繁荣的风险投资机构所挖掘的小型团队，以及显著上升的市场需求（比如中国普及汽车时，印度开始富裕时）。不按竞争规则的堆人或堆钱，则越来越接近装饰和安慰，连抄都跟不上。
你们时期就很清楚了，很多非洲亚洲等很多地区，不缺煤铁油等资源，也不缺中高等教育普及的知识，有些石油国也不缺财富，但什么也做不出来。相反有些只有人口的则成为创新强国。因为离开了持续现金流和竞争性组织，工厂铁路矿山实验室仅仅是一堆待锈蚀待塌陷的死物。
用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语言说，持续的热量流的产物是特定生物，持续的粮食流的产物是特定群体和组织，层级之间转移能量的消耗率很高，这些都容易理解。唯独持续的现金（债权）流量，索求收到利息或商品服务资产的持债方，有义务交付利息或商品服务资产的负债方，记账转账第三方，这些个体和组织以及行为策略，在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里找不到对应的，很反直觉，需要反复练习并熟记于心。
我们再看看看精英们之间是否仍旧是零和博弈格局，以理解权力场域的演化。一是精英们预计到某项需求时，可以很容易发债（或贷款或发股），设立新型组织（比如贸易、制造、铁路、运河等企业），担任新组织的“领主”和“官吏”。他们的起落由众多潜在需求者说了算，不再由“有粮有兵者”等权力博弈场上的高啄序者决定（官大一级压死人，君要臣死等）。
前面我们提到，精英之间是否零和博弈、博弈时有无中立第三方裁决并保证、输家有无稳妥退路等，是理解各种政体的要点。在流通债权生态中，精英群体们能互相持债持股，“不占亦可得利”，共和就更容易维系。而且还大都乐在其中，不肯再回到斗兽笼模式，权力和资源就流向最适合者的阻力就最小。这比起那些成员高强度争功争宠争位争钱的斗兽笼式的虚假共同体，战力高出数倍。
从英国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近五百年的连续内斗，包括两次革命和一次砍头，在十八世纪突然停止。从全球看，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拉美、一战之后的中东欧、殖民者撤出后的百十个“民主”国家，脱离君主制后累计把宪法、高院、议会、选举演练了成百上千遍。但凡是没能让银行交易所、国债市政债等顺利运转起来的，几乎都不理想。
我们时代这些已经研究的比较清楚了，而且还有很多有关观念演化的讨论，就是为什么百余年来，观察家们纷纷归结于历史或文化或机遇或赢家团队的智愚善恶，政客们依旧不闻不问的去强推，就是很少有人提到这么明显的关联性。就像他们能看到棉花煤炭工资等的两三倍的起落，就是看不到流通债权数百倍的暴增。
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做，这里我只提到你们最过于忽视的一点，就是金本位。
四、金本位幽灵时期的跌撞扩张
金本位天然的给银行的信贷和货币总量设置了一个自然上限，而由于各种债券股票需要用银行存款交易，也会跟随自动有个数量上限。尽管都可以随着黄金产量波动性增长，但总体还是零和格局。
金本位同时也强加了一个触顶反弹机制，即每次信贷扩张到上限周围时，就很容易发生剧烈收缩。而且总量有限、零和博弈下，通常是先抽回信贷兑换黄金的赢，晚几步的输，赢家可以等到低点捡尸。
试着在一个模拟生态中加入“总量有限”。首先不会有那么多工厂，保证铁路煤炭纺织化肥军工后，还能有多少融资额度和现金流量就不好说，而现金流量是各种现代组织存在的根基；城镇很少能发行市政债，居民几乎不可能借到房贷，很多水泥路灯家具等工厂和就业也不会出现；到处遍布泥泞的道路、低矮的工棚，还有更多人仍被迫困在旧生态里，呆在农村吃土，谁能有什么办法？
再加上零和博弈和剧烈周期。粮食跌价、工厂破产、工人们甩到大街上饿肚子，这时会有哪些行动；政客官员富人们能采取哪些压制和缓和的措施和机构，有无动力增加税收公债、铁路煤矿国有、教育公立、选举福利等制度；思想家们想到哪些解决方案，互相怎么吵；野心家鼓动家们又会看到什么机会；各国的制度、组织和思想又怎么演变，留下哪些遗产，等等。
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有些部落酋长领地人口稀少但石油或铁矿丰富，有些地区有几千万人口要依赖外来粮食或石油和铁矿。这时只能以商品交换和黄金结算的话，能换来多少？黄金流出导致内部生态发育受阻，粮食石油铁矿交换不够或可能被敲诈时，国民会乖乖的挨饿并回到庄园农奴，还是会掀翻和平主义者，组成一支军队去占领？然后跟另一只也想占领的军队争霸？
理解了流通债权生态和金本位枷锁后，添加上远洋帆船、火器、报纸、蒸汽机、铁路、电报、电气化、化肥、疫苗等等技术进步，再看流通债权生态替换农耕游牧生态的过程，其“群体如何组成和维持，群体之间如何相处”的演化变迁，就相对清晰很多。
首先是拿破仑制后的扩散期。欧洲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崩塌重组，俄奥等陆上君主强国主导秩序并试图维持传统，到1848年革命时已不可行（同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加州金矿发现）。伦敦则提供借款和金融清算，西北欧诸海洋贸易国的精英们能开始交换利益，从大航海起的断续了三百年的战争至此终结。后来种种也显示，贸易并不足以终止战争，精英群体们足够强的交叉持债持股的，则可以。
伦敦这时还发展出了以商品换债权股权的模式。有数十亿美元投资到境外特别是美国的铁路，境外用于采购机车铁轨或其他英国产品。英国制造和航运业得以额外扩张，就业和工薪也得以额外增长。英美德日等的银行业开始直接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这种超额现金流直接投喂之下，无论规模扩张还是技术进步都远高于英国百年前。但受制于金本位的零和限制，基建、市政和住宅等仅在少数地区能够发育。
这期间最值得一提的体制创新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旧领主和武士由财政供养，这本可能走向法国那种精英们都挤在税收流上的危险结构。但当局通过“秩禄处分”，将供养转成可交易的公债利息，又允许以公债充作银行资本金，很简单的就把阻挠者寄生者转化成了新体系的推动者。而同期多数地区的传统精英们，面对坚船利炮的冲击时，第一约束仍是“我怎么保住在租税流和治权金字塔内的啄序位置”。
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并以赔款为担保改行金本位制度，各国纷纷跟进。普鲁士崛起，与奥地利、沙俄和奥斯曼等几个陆上帝国扎堆。它们传统的君主和军功阶层在权力系统内的份额都过高，而在金融网络中的持股份额又都过低，因领土、民族、面子、关税、内争、民情等争执了几十年后，耗尽了转圜余地，终于擦枪走火，爆发了一战。
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崩裂期。一战后，君主制清零，继拿破仑后第二次大规模的重组到来，政治、军事、财税专家等等勉强吵出了个方案。此时经历过高强度的征兵动员，权力已经向大众分享，也要顾忌大众的情绪，身背金本位枷锁的金融家们既抢不到主持位，也无法给出新增信用。流通债权生态不能落地，人们又没法回归农奴庄园，那自然不可能好，中欧东欧的骚乱不止，通胀上天。直到金融家道威斯出面协调才恢复，看起来还都不错，假如后来不遇到大萧条。
一战期间沙俄崩断，农民抛弃国家回归村社，溃兵和工人骚乱难以遏制，这时接壤交战的德国比远洋运输的英美更具备干预优势，苏共由此崛起。他们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分工经济，相信能避开金本位的总量有限、定期波动等痼疾，为此需要对整个社会暴力格式化，并严密控制生产分配岗位职业乃至思想。但效果和名声并不好，假如后来不遇到大萧条。
大萧条主要是金本位的问题，也是其终极体现。现在的投资人都知道应该废除金本位，浮动汇率，开放国际贸易促进就业，以央行间互相借贷和债券跨国交易，平衡贸易差额（你给我商品多，我没那么多商品但各种债券股票随便挑），鼓励地方债发行扩充基建和就业，给银行注资恢复企业信贷、发放房贷，直接就能拉满。
不过这都是事后之明。实际上是经济崩溃，海量失业。各国的权力份额被各种稀奇古怪主张的人夺去，不仅是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部，也包括坚信社会应该由我们指导、否则到处危险的新政派，苏联也及时加大宣传，在许多人眼中突然成为了明灯。各国间的贸易和利益交叉被压到最低，耕地最少、青年人最多的德日最为激进，轻易捡到权杖的也最敢冒险，走向了二战。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分裂期。二战后的初始框架基本由苏方和美方亲苏派们划定，包括雅尔塔、世行和IMF、联合国等方案。苏东集团坚信金本位时期的“规律”，认定对方阵营注定要遇到频率和强度都更高的经济危机，可以躺赢。于是继续保持战时体制并尽力扩张，忽略和隔绝内部外部的反对逻辑和反对信号。
但实际上，废除金本位后高频经济危机彻底消失，强国之间也不再是零和游戏、互相提防、危机来临时彼此捅刀。债权股权市场自由连通的经济体，天然是军事同盟并且各方都自愿维系。西欧和日本得到了美国超过布雷顿初始份额的支持（但东欧直到中国大陆一圈都被放弃了），并在20年时间内追到美国七八成水平。
冷战四十年是一个极好的社会实验展示。苏东集团壁垒森严，而美元在解绑黄金以前，对外高强度资本管制，尽管贸易开放。再加上主权至上原则，这近乎把其他国家置于生态系统隔离的状态。这里分别说说。
美欧日内部摆脱了金本位的总量桎梏和周期性的剧烈回缩，工厂、基建、市政、住宅四大项的融资应需而生，飞速繁荣。后来类似“奇迹”又在各种文化族裔群体中一再上演。新政派吃下废除金本位后第一波红利，增设无数政府机构和官僚岗位，以高税收、高福利和广泛的行政干预来塑造社会，打造成最适合“民意操盘手及同盟”生存扩张的社会生态，并借着增长红利和超强国力，成为全球长达百年的参考配置。
拉美等地区则多数走向长期高强度的金融贸易产业土地物价工资等管制，对外有限的贸易互通、没有资本市场互通。这种极其脆弱，碰到咖啡大豆跌价一半而石油上涨三倍，又不能拿对外连通的国债股票池子缓冲时，问题就立即爆发，而强管制下的各种经济组织缺乏自主和灵活性，都推给政府。很多政府走向国际银行贷款，第一波拉美危机；接着很多又错误的采取固定汇率来试图锁定通胀，那就再来一轮。
苏东集团以政府计划代替流通债权机制，创建并管理经济单元，并以经互会在全球调配，只能做到比大萧条那种金本位症状大发作时好一点儿。预测社会需求来创建、并以客户现金流投票来筛选各个单元，就没法做到了。另一致命病根是精英竞争没有其他出路，塞爆了权力博弈场子，高度压抑、内卷直到普遍厌倦。经互会之外的中国，则缺乏全球资源和原东欧的组织人才技术底子，既没以政府计划来扩张工业和城市（只好上山下乡），也没摁住权力精英们的剧烈竞争，陷入长期混乱（文革）。
最后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而仓促甩下的前殖民地，则各种随机。印度等仰慕苏东模式的地区，模仿国家计委和五年计划，从苏联输入成套设备的，比拉美更糟些，尽管英国人留下了铁路、普通法、联邦制和民主。新加坡则是反例。中美洲、南亚、非洲、中东等则五花八门，看美苏争夺渗透强度，看前殖民者遗产和清理程度，看什么人捡到了国父宝座，看有石油还是可可还是慈善援助的现金流，看现金流不足时AK武士是否忠诚。
二战后涌现出来的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们，大致基于大萧条药方、新政派、财税官员立场、计划经济崇拜，基本上持有浓厚的反对流通债权生态的思维。这些官僚机构和学者们前期所指导和援助的，通常都是越来越糟，个别的杀人狂魔也照给会员合法性和援助。但由于掌握教材、教职、期刊、相关研究机构、国际合作机构的位置和经费，缺少竞争者，一连串的错误也对其权威性影响有限。
当美元绑定黄金这种半金本位实在无法维系时，英美西欧政界的协商体制，特别是美国的旋转门传统（每届总统可从商界学界提名高官并重塑部委），使得金融精英们有机会扭转政客的民意导向，和官僚们的呆板行为。八十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投行总裁里甘担任美国财长、财政联储专家沃尔克担任联储主席期间，债券跨国自由流动、价格浮动的机制确定下来。
我们很多人把里甘-沃尔克转向作为一个历史节点。金本位噩梦或者准金本位的限制性安排，不可逆的成为了过去时。联储借助治理通胀的名声和大众对通胀的恐惧记忆，在权力倾轧场中获得了一点点独立性，而其他各国央行和金融圈的权力场啄序就更低些。他们小心翼翼不去招惹其他权力的边界，即便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风险。
这样向外传播的推力就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承担：
一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些民意操盘手、权力剧场演员和官场老油条们，相信劝说并赐给斗兽场或废墟上的精英们一个协商体系，就能自动走向富裕和平。至于前面提到的，百余年来的拉美、一战之后的中东欧、殖民者撤出后的几十个“民主”国家，这些累计几百部宪法上千次议会和选举，为何走不通，自然是不感兴趣。签了支票握了手、上了电视交了差，赶紧回到自己的权力博弈场子里继续打拼，才是正事。前面那些“相信”更象是一种职业保护。
而在我们演化社会生态学的理论中，法治、自由和代议制，只能在流通债权生态启动并稳定扩充时才能稳定存续。不帮当地精英们卷入这个生态系统，那就类似于把一群野兽放到一个场子里，那接下来会怎样决出赢家，赢家又怎样修改和利用规则，往往玩家们自己都难以预料。
第二类是公立大学、世界银行和IMF等官僚机构里的经济学家。他们比政治家和外交家用心的多，而且能够从经验中缓慢学习。通常是两三次失灵后的下一代学人上来，就会进化一次。因为按照学术规范，他们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起步并做实证数据，结果就大多拿里甘-沃尔克节点之前诞生的理论范式装备自己，再加上对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态缺乏了解，早期也是频频出丑。
第三类就是跨国投资者群体，因为赌的是自己的财富，因此学习曲线要快的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能量也越来越大。包括大宗矿产、加工制造等实业FDI，投资银行，以及投资新兴市场的基金经理和散户们。但他们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用脚投票，当地走对几步时就来，走错时就逃离，迫使当地精英们转向乃至崩溃后再重组。这时就难免成为当地精英们争取民意时的甩锅对象，改善了是我们治理有方，搞砸了则是贪婪的资本如何如何。
那些孤岛进化了两代人、病理各不相同的社会，原本精英们之间的博弈就高度不稳定，受到冲击时又常常遇到巫医和游资，历史进程就变得非常随机了。但好在每一轮崩溃重组后能站住的，都是有所改善的，下一轮崩溃重组时烈度就没那么高，如此逐轮迭代。直到二战后诞生的国家形态、权力和观念结构、冷战期间出生的人都近乎退出历史时，该怎么帮助转轨的操作指引才大致成型，然而这时苦头已经吃过好几轮，也没剩几个还需要诊疗的了。
五 里甘-沃尔克后的全球扩散
回到里甘-沃尔克节点。此前十年滞胀期间已经把旧势力的声望磨损殆尽，投行界领军人物里甘出任财长，拒绝了盟国那些呆板的财政官僚们的方案。联储主席沃尔克则在财政、联储和投行界都有出色履历，敢于抵制政治干预和民意压力。强加在国际债权流通网络之上的最重要的紧箍咒，汇率管制和为了实现汇率稳定的相关管制权力，都得以废除。到1992年英镑危机后，至少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财政系统再无异议。
沃尔克加息治理国内通胀时，在石油危机期间曾依赖国际银行贷款的那些政府，比如拉美和东欧各国，也受到冲击，银行停贷就没钱买食品和石油，国民就要骚乱。这之后“商业银行-政府贷款”方式就基本废弃了。
但新体系，比如放开贸易和投资自由度、吸纳全球资源发展，把众多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纳入信贷股票债券的债权约束网络，以全社会的债权凭证（而非单一的存款和国债产品，更非官方搜集借贷的那一点儿储备）来应对外部冲击，还没成为很多被孤岛进化生态中权力精英们的共识，然后就一波波倒在“买不起石油和食品“这么简单的问题上。
八十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一半，依赖出口石油换食品的苏东集团陷入巨大压力。数十年的封闭生态，使得精英们只有应付上级的本能，除了军事、情报、铁路和石油等少数系统外早就成渣，想调整时发现只能收获各种抗拒糊弄；压制骚乱则会面临制裁，进入外汇收入更少、粮食进口更难、骚乱更甚、系统更懈怠疲劳的恶性循环。几次尝试后，多数精英们也不想继承和维系这个早就过时、所得有限、极度压抑的零和博弈场地，放弃不玩了。
苏东解体后的废墟重组过程非常糟糕。原苏东国家的金融班底基本为零，仅靠近西欧、被占领较晚的几个加盟国稍经波折就恢复。对待俄罗斯的废墟，美国政界继续一战后二战后的天真胡来，不同的这次没有道威斯计划或马歇尔计划补救。当叶利钦胡乱任命了一群支持者掌握银行系统后，其他精英们也都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货色，纷纷兑换外汇，通胀和各派势力大乱斗就已不可避免，最后由暴力组织化协调化程度最高的情报系统接手（军方过于庞大分立，石油铁路则不是对手）。
印度在海湾战争时受到了侨汇断绝的冲击，以数十吨黄金为抵押临时借款才躲过一劫，然后开始了缓慢的改革。但计委、各行业部委、国有银行和国企、农业补贴、土地法和劳动法等管制，与地方、各邦和中央的选票自留地和寻租网络，还有各族裔宗教种姓和阶层的利益、保障、社会地位和观念网络长期共生，前几十年的改革措施既缺乏力度也缺乏条理。但好在各邦自主性稍高，议会也勉强能正常运转，没形成太剧烈的反复。
中国则在苏东解体后的危机感中重启改革，首先压制意识形态争论（但并未摆脱），缓解精英们的顾忌，十年间完成了放弃粮票、税改和汇率并轨、引进外资、部委和国企裁撤、增发国债、住宅商品化、加入WTO、金融混改等一系列调整。部分受苏东解体时的困境刺激，积累外储、确保粮食、上收地方财权，这在初期内部决策时的权重，远高于正常经济体所需的水平，
由于中国的体量巨大，对整个体系演化的影响非同一般。94年汇改时，东南亚多国还流行相对固定的汇率，接受境外短期银行间贷款和债券股票投资，还款现金流则来自于自然资源或FDI组装加工业的出口换汇，但自主银行转贷时受裙带（东南亚）或政府规划（韩国）干预，缺乏效率。中国的低价进场，显得他们的土地人工都过贵。投资者另谋他处，还坚持固定汇率的逐渐耗尽储备，又一波动荡爆发了。
东亚危机导致世界流通债权生态演化的一次巨大分叉，转轨经济体里惊恐不已的权力精英们纷纷以减缓国内发展为代价，积累外汇储备，使得全球官方持有的非黄金外储（即跨国债权）总量一路飙升。在汇改前的1993年，英美加澳和西北欧等自由连通区，非黄金外储总计约4300亿美元，东亚、产油国及其他地区约6500亿美元。到2006年，前者基本不变，后者已增到8倍。以30年阶段看，前者仅翻了1倍，而后者增至约12万亿美元，不到20倍。再加上精英们个人持有的跨国债权，显著超过了这些经济体所接收的借贷和投资。
我们有人称这三十多年为“东亚溢出”时期，因为其中约大半是由于日中韩台等地区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土地相关的管制和基层政府的自治权限不足，中国还要加上城乡分割）所衍生出来的，国民集体住小房子开小车低生育，出口生产能力远高于进口消费能力，又不肯汇率升值。小部分则是其他后发经济体内部的高管制和高风险，富人们难以在本地顺畅或放心投资，对外超配乃至移民。
这种溢出所到之处，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获得低利率红利，消费者获得低物价红利；政客获得了国债和财政支出增长红利，持续派钱时扩充自己势力和票仓；观念从业者们获得“反全球化”（其实是单向全球化）、贫富差距、阶层停滞等等焦虑红利；也有政客借用反贫富差距或者反自由贸易而迅速蹿红，等等。
能占据高位或者眼球的大都是顺应时势的赢家，直到这个长波浪潮退去，趋势反转。毕竟东亚的人口结构在那里，南亚的人口大国的管制也难以持续维系。
此后跨国投资的逻辑恢复到前三次资本全球化时的正常状态，即铁路时代英国对美德投资、一二战后美国对西欧投资时：富国出口商品换高收益债权、贸易顺差，穷国出口债权股权换资本品和技术、贸易逆差（接受FDI正是如此）。全球利率回正，溢出红利消失，间接借债者（特别是政府）又未能形成有效现金流资产的（比如竞争性企业、有效基建、肯打工交税的国民等），将会遭遇一个很长的凛冬。
我们经历过这次反转，就把这段时间当作病理学而非生理学来对待。但你们学界当生理学来看也有情可原。前几千年的铜钱金银货币，与持续几代人的金本位近乎无缝衔接；里甘-沃尔克节点争执到英镑危机，接着没几年就进入东亚溢出周期。作为学者首先要熟读前人研究成果，再还需要实证数据吻合，还要思考老权威和老编辑的偏好，很容易掉进去。
在我们的历史中，趋势反转后第一波集体转向的是投资者群体和头部央行的学者们。前者是反应迟钝的很快被洗出局，后者则相对清楚究竟怎么回事，“贷款创造存款，还贷消灭存款”的信用货币理论是内部通用范式，但迫于权力博弈场域的凶险而无法自由表达。再是商学院投资和金融相关的学者们，最后才是从始至终连信用货币的作用都没搞清楚的宏观经济学者们。
六 自行梳理时需要留意的
1） 里甘-沃尔克节点前后、英格兰银行节点前后、海商区和游牧区、农耕和游猎、智人和猩猩，其社会生态基础有颇多不同之处，谨慎跨用。
2）要注意区分经济场域、权力场域和观念场域的不同演化规则。经济场域的可以教材化，但不是你们那种教材，更像是生态学生理学病理学加上信用货币理论、资产定价原理的教材。而且当投资者和企业家可以全球逐利时，每个生态位上都有众多的玩家和潜在玩家，你不去投资有人去投资，你不开厂的话有人开厂，结果就是经济表现大致是地理人口，以及最重要的，管制的自动函数。
更进一步，其实同生态位上的玩家们的算法也近乎一致，在存款买债买股选择时，不管是IT码农还是规划局长还是马列教授，算法大致差不多。乱投乱花的会迅速亏损出局，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极低，并不需要“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假设。而且，最重要的是少数金融家投资者企业家的信心和发挥空间，其余大多数人是跟着现金流自动归位，不同宗教文化族裔的群体表现只有三五成的差距，而不是你们现在动辄十几倍的差距。
权力维度和观念维度的，就很难教材化了。权力场域不具备“你不投资我来投”的那种玩家可替换性，不能假设有“你不改革我来改革”这种场景。观念场域则不像物理学和医学那种可校验性，可能因为大众情绪、语言和教育背景、媒体形态、政客需求、同侪认可等原因，而有无数种对立面或变体共存。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注：第一部分完。其余等我和朋友们交流几次后再整理贴出来。放一张图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