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知识从来不是成为党魁的必要条件，路线选择、时机把握和政治手腕才是。在这方面，特拉斯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有信心与大家一同挺过这场风暴”——这是英国新任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在9月6日的就职讲话中对英国人民的郑重表态。一天前，她刚刚在保守党的党内角逐中赢得党魁一职，随后获得女王任命，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多年来，她挺过了一场接一场的党内风暴，最终攀上政治生涯的顶峰。但面对脱欧、疫情的持续影响和生活成本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特拉斯能否阻止英国经济陷入衰退并带领英国人“一同挺过风暴”，则仍未可知。

至少，面对2025年1月的大选最后期限，留给她施展拳脚的时间已然不多。

柳暗花明的从政之路

特拉斯1975年出生于牛津，父亲是数学教授，父母皆为“左翼”人士。1993年，她考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PE）专业，期间先是加入了中偏左的自由民主党，公开呼吁废除君主制，后来立场逐渐右倾，改投保守党。

2001年，特拉斯首次参选下议院议员，因所在选区的工党占据绝对优势而败选。2005年，她再次参选，这次的选区相对摇摆，难度略低，但她仍以微弱劣势败北。没有靠山的政治素人经历大都如此，他们只能选择艰苦选区，若能实现逆转便有机会获得中央的青睐，若无法打出一片天地，就只能自生自灭。特拉斯这两次的表现无功无过，但一时也无法让她突破瓶颈。

2005年保守党大选失利后，卡梅伦成为新党魁，他旋即启动了“A名单”（A-List）计划，旨在从女性、少数族裔、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选拔年轻力量，备战2010年大选。这一方面是为了改革保守党，让它跟上时代节奏，一方面也是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既然都嘲讽保守党是老白男的政党，那我就专挑“出身不佳”的候选人。

这次改革奠定了当下保守党高层人物的“成色”。同二十年前相比，党内的少数族裔议员从0上升到了22位，其中不成比例地有6位进入了新内阁，四大要职（首相、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更是史无前例地没有白人男性担任。但这届内阁也是二十年来私立学校毕业生比例最高（70%，布莱尔时代为30%，而全英国仅有7%的人毕业于私立学校）、立场最偏向自由放任主义的。阁员的面孔是多元化了，但这能否带来利益代表的多元化？来自弱势群体的政治人物能否真正为弱势群体发声？保守党自家这套“身份政治”牌恐有表里不一之嫌。

借着卡梅伦的东风，特拉斯入选了“A名单”，但2006年有媒体爆料她与党部派来的“导师”发生婚外情，使她的声誉大受打击。直到2009年，她才重新冒头，获得诺福克西南选区（South West Norfolk）的保守党候选人资格。这里是保守党最安全的选区之一，只要成为候选人，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躺赢”。

然而，中央改革派大规模空降候选人的做法引起了地方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右翼媒体甚至把“A名单”里的女性贬低为“卡梅伦的小可爱们”（Cameron’s cuties）。基层的第一枪就打向了特拉斯。当地党部再次翻出她的婚外情丑闻，要求取消她的参选资格。卡梅伦也很清楚，特拉斯一旦倒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A名单”上的其他候选人，一旦形成骨牌效应，他苦心谋划的保守党改革计划就会受到重挫。为此，保守党高层出动多位大佬轮番游说，卡梅伦甚至亲自向基层致歉并恳请他们接受特拉斯，最终保住了她的候选人资格。特拉斯也顺利在2010年的大选中“躺赢”成为议员，并于2014年晋升内阁成员。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特拉斯的个人能力常常受到质疑。批评者笑称她的议员和内阁席位全靠学长保荐（卡梅伦比特拉斯年长9岁，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特拉斯的公共形象确实不出众，演说能力尤其堪忧。她在2014年党代会上发言时一本正经地说“英国三分之二的芝士要靠进口，这是个耻辱”以及“12月，我要去北京为猪肉市场剪彩”然后咧嘴憨笑，等待听众鼓掌的“名场面”时不时就被人拿出来调侃。今年初她以外交大臣身份访俄，将俄罗斯的拉斯托夫州和沃罗涅日州当成乌克兰领土，更是令人诟病她的专业知识。

不过，专业知识从来不是成为党魁的必要条件，路线选择、时机把握和政治手腕才是。在这方面，特拉斯的实力不容小觑。媒体常常把她和“铁娘子”之类的描述联系在一起，她自己也乐于cosplay撒切尔夫人，但其实她更像“铁风鸡”（weathercock，欧洲建筑上常见的公鸡形状的风向标），在原则问题上擅长见风使舵。

特拉斯曾是坚定的“留欧派”，脱欧公投后，她立刻180度大转弯，转为脱欧摇旗呐喊，并积极倒向约翰逊。过去六年中，保守党三次换相，内阁成员的来去如走马灯一般，特拉斯是唯一一位始终在内阁任职，并至今留任的议员，堪称最强生存者。2021年9月，她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并开始广泛联络党内议员。此时不仅是她，所有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察觉到，一场新的党魁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成也约翰逊，败也约翰逊

在2019年的大选中，约翰逊领导保守党取得了30年来最好的成绩，这使他能够力压党内反对派，快速推进脱欧进程。但2021年末“派对门”丑闻曝光后，约翰逊因知法犯法、纵容下属并屡次撒谎，支持率跌入谷底，连带保守党的支持率也大幅下跌，被工党反超。

在最近几场议员补选和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均告失利。尽管在俄乌战争中的强硬立场为他挽回了些许民意，但已于事无补。更要命的是，约翰逊在英格兰北部“红墙”区的支持率也出现了崩塌。这些地区原本是工党的重要票仓，因脱欧情绪高涨，工党对此问题又态度暧昧，引得大量选民在2019年倒戈保守党。可以说，是他们把约翰逊抬进了首相府。失掉“红墙”，下届大选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不过，民调显示选民的主要怨气是针对约翰逊个人，因此保守党内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声音，那就是约翰逊不能领导他们进入2024年的大选，他成为弃子只是时间问题，且宜早不宜迟，否则继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挽回民意。2022年6月，党内反对派掀起了对他的不信任投票，约翰逊虽涉险过关，但已奄奄一息。到了月底，副党鞭平彻（Chris Pincher）的性骚扰丑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件事上，约翰逊确有失察之过，但严重程度远不及“派对门”，无怪乎他在辞职演说中感慨：“在威斯敏斯特（即英国议会），群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一旦动起来，就势不可挡。”约翰逊再强硬，也无法与大势抗衡。

后来居上入主唐宁街10号

机会就在眼前，只要当选党魁，就能依照惯例成为下届首相。但特拉斯并非一开始就众望所归。根据7月初的民调，她在保守党党员中的支持率仅居第四，落后于防务大臣华莱士（Ben Wallace）、印度裔的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和贸易政策大臣莫当特（Penny Mordaunt）。这三人中，华莱士“机智”地选择了不参选，苏纳克则在议员内部的五轮初选中始终领跑，最终获得137名议员支持。莫当特票数一开始高于特拉斯，但因其支持“变性”群体的权益，被右翼媒体口诛笔伐，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被特拉斯以113票比105票反超。

赢得议员初选的苏纳克似乎志在必得，但很多评论家当时就指出，无论是莫当特还是特拉斯，都能在最终的党员投票环节中获胜，原因有二：一是苏纳克作为约翰逊内阁的核心成员，却反过来大力批评甚至背叛约翰逊。正是他以内阁二把手的身份发难辞职，才引发了保守党议员的逼宫浪潮。他又是所有人里第一个宣布参选党魁的。其他人还没动作，他已经迅速发布了制作精良的竞选视频，这一切做得太刻意了。在不少基层党员，特别是约翰逊的支持者眼中，苏纳克成了那个蓄谋已久、背刺领袖的野心家。

相比之下，逼宫大戏上演时，特拉斯远在印尼开会，没有参与迹象，她的竞选团队最晚成立，她一开始的表现甚至有些笨拙，这种笨拙反倒成了“老实”的表现，加上特拉斯虽然也是核心阁员，但自始至终拒绝批评约翰逊，为她赢得了约翰逊支持者的青睐。苏纳克千算万算，偏偏忘了要“借刀杀人”，而不是成为别人手中的刀。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取向。所有候选人都支持经济自由化和去监管，但只有苏纳克主张加税。他担任财政大臣已有两年，最出名的政策是在疫情期间向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大派补贴。2021年生活成本危机爆发后，他又力主推进加税和对能源开采企业开征“暴利税”。既然这些全是自己任内提出的方针政策，现在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他强调，相比减税，这是一条更艰难但正确的道路。若是在大选中，这套方案其实很有机会获得民众支持，可惜这次是党内选举，苏纳克面对的不是全国选民，甚至不是保守党的支持者，而是人数不到20万的保守党注册党员。他们大多是生活在英格兰东南部小城镇里的中老年白人高收入人士，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感知较小。对他们而言，特拉斯口中的减税才是悦耳的天籁之声。

这样看来，特拉斯最终胜选确实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她本该赢得更多。在保守党过去四届的党魁选举中，获胜者要么票数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要么在竞争者退出的情况下直接当选。特拉斯57%的得票率未免有些难看，这反映出基层对她的能力始终存有疑虑。YouGov的民调更是显示，67%的受访者对特拉斯处理生活成本危机的能力缺乏信心。在没有大选民意授权的情况下，特拉斯无疑是近年来党内党外民意基础最弱的首相，政策掣肘更多，容错空间更小。

不过，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任命特拉斯为首相后的9月8日就与世长辞，英国进入为期十天的国丧期，议会休会，这为特拉斯赢得了更多时间来敲定新政的具体内容。国丧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旗杆效应”意味着民众短期内可能会对特拉斯更加宽容。约翰逊的看守内阁在过去两个月里也“尽职尽责”地没有推出任何纾困计划，毕竟所有的锅都要前朝来背，大礼包要交给新首相派发。

三位首相，三套路线

特拉斯与前两位首相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至少现在）更坚持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特雷莎·梅也曾是留欧派，但她把脱欧公投的结果理解为被全球化进程抛弃的底层民众的愤怒抗议，承诺遵循“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sm）路线，在承认现有阶层分化和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继续通过福利国家等形式帮助弱势群体，以缓解社会中的不公正和贫富分化。

约翰逊也有类似的表态。他深知“红墙”区工党选民的选票是“借来”的，总要有所表示，因此上台后推出“拉平”（levelling-up）计划，大谈振兴英格兰北部经济，减少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虽然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但至少表面功夫做到了。在整体经济政策上，他和苏纳克没有束缚于教条，而是秉承灵活实用的原则，无论是疫情期间的大补贴还是加税或者开征“暴利税”，都不是传统的保守党政策，反而更接近工党的主张。

相比之下，特拉斯的口号就相当简单粗暴了，用三个关键词就可以概括：减税、自由市场、个人责任（换言之就是国家不负责兜底）。在她看来，保守党2019年之所以胜选，不过是因为选民回归了保守主义传统，英国近年来的经济困难，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没有关系，反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太过偏重财富再分配，追求平等，不注重增长造成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佳手段是减税。新政的大方向自然是以减税促增长。

新政大礼包发给谁？

英国当前的头号难题是高通胀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能源价格飙升，这很大程度上是俄乌冲突造成的。尽管英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很低，但对天然气的总体依赖度却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英国有40%的电力来自天然气，85%的家庭使用天然气供暖。在德国，只有15%的电力来自天然气，使用天然气取暖的家庭低于50%。因此，英国居民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也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根据能源监管部门Ofgem的估算，2021年底一个典型英国家庭一年的电费和气费合计约1,277英镑，今年4月后上升到1,971英镑。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10月后这个数字将攀升到令人咂舌的3,549英镑，不仅会有很多低收入家庭难以过冬，高额的能源成本还会导致大量企业停产倒闭。

特拉斯新政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预计其核心内容是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企业税，取消五月通过的向能源开采企业征收的“暴利税”以及冻结能源价格上限。限价后，典型英国家庭的能源账单将维持在2,500英镑上下。限价其实是效仿工党的方案，但“作业”只抄了一半。工党主张再向能源开采企业征收更多的“暴利税”以填补价格缺口，特拉斯的方案则是由政府举债买单，花费从1,000亿英镑起跳。

这到底是谁补贴谁呢？能源开采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只是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暂时短缺让能源企业有机会大发横财，预计这些企业将因此获得1,700亿英镑的超额利润。工党要求对这部分利润征收“暴利税”，贴补给普通英国家庭，并以此遏制投机。自由放任主义者则说：涨价是自由市场中供求关系变化的正常结果，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他们当然也明白，这样下去经济势必崩溃，但政府即使出手干预，也不能影响企业“正常”获利。价格缺口只能由英国消费者和政府债务共同承担。政府债务又会在未来几十年中以赋税的形式转嫁给所有纳税人。能源企业1,700亿英镑的超额利润是1便士都不能少的。不仅如此，还要取消以前的“暴利税”，再额外给企业减税，让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它们才会加大投资，经济才会增长。

“铁风鸡”会再次调头吗？

特拉斯减税、限价和举债的方案多少有点对赌的成分，也就是赌天然气价格会在不久的未来回归正常水平。赌赢了，政府的新增债务就是一次性的，和疫情大补帖花费的600亿到700亿英镑一样，可以在未来的任期里慢慢偿还；赌输了，烂摊子可以丢给反对党，保守党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至少已经落袋为安，拿到了短期利益。

无论哪种情况，这套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仍是未知。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相比，英国国债与GDP的比值已经从35%左右上升到100%左右，虽然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算离谱，还有增加空间，但新政所需的1,000亿英镑只是起跳数字。刨去能源补贴，国家财政收入会随着减税而减少。在超过10%的高通胀率下，财政支出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首先，承诺的军费增加不能改；其次，养老金有“三重保险”机制，每年增幅不低于CPI指数，也不能改；最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在保守党历年的紧缩政策下早已捉襟见肘，接近负载极限，如果这些部门的预算增长不跟上通胀速度，就会出现实质性的支出下降和工资下降，公共服务质量也会随之下滑，引发选民不满。公共部门最近已经出现了多次罢工，继续减少公共开支，年底全国可能会上演大规模罢工潮。但增加开支，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所有这些加起来，所需的资金可能会远远高于1,000亿英镑，以至于突破保守党传统上可靠、谨慎的财政政策红线。

9月6日特拉斯当选后，市场已经释出一些不太乐观的信号：英镑对美元贬值至37年来的最低点，英国国债收益率暴涨，继续推高英国的举债成本。毕竟，高评级的国债很多，投资者不一定非要购买英国国债。

特拉斯的竞争对手苏纳克曾经质疑减税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带来增长，因为英国的营商环境、投资准入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更大。相反，若不注意减税带来的弊端，很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使问题更难解决。一种可能的场景是：特拉斯面对保守党党员时可以大谈特谈减税，但执政后，她很快会发现减税这条路走不通。这时，她是会不顾2025年的大选前景将党内右派青睐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坚持到底呢，还是会再次扮演“铁风鸡”的角色，转而拥抱加税和增加公共开支的路线呢？

下一颗定时炸弹

无论是特拉斯还是苏纳克，在争论减税加税哪个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时都刻意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最近五年英国的经济颓势主要是脱欧造成的。投资需要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贸易需要尽可能少的壁垒和尽可能的低交易成本，脱欧进程对这两点的破坏极大。

脱欧后，英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总量出现了大规模下滑，投资额从脱欧公投后就停滞不前，增幅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只谈减税加税，不谈脱欧，如同讨论一位垂危病人是该喝水还是吃该糖才能满血复活。

早在2016年，特拉斯本人就提出过警告：脱欧将把英国经济拖入“失去的十年”。但她现在不讲这话了。不光是她，整个保守党面对脱欧问题时摆出的都是“鸵鸟”姿态，不承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不愿意去触碰这些议题。然而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因此消失，它还在持续发酵，甚至有可能暴雷。这颗定时炸弹就是北爱尔兰。

根据脱欧协议中的“北爱尔兰议定书”，北爱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内。为防止破坏脆弱的北爱和平进程，需要避免在与爱尔兰共和国的边境线上设置哨所，因此所有从英国本岛运往北爱的商品必须在上岸港口接受欧盟的边检。这引起了英国国内“统派”，特别是北爱民主统一党（DUP）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安排会弱化北爱和英国本岛的联系，助长分裂主义势力。

果不其然，在今年五月的北爱地方选举中，亲爱尔兰的新芬党获得多数，北爱一个世纪以来首次由非统派执政。DUP借此机会大做文章，表示“北爱议定书”不改，就抵制新议会，导致北爱地方议会至今无法运作。

重重压力下，英方提出，所有经北爱发往欧盟的商品走红色通道，接受欧盟检查，所有最终目的地为北爱的商品走绿色通道，取消检查。但英欧双方多轮谈判仍未达成协议。六月，时任外交大臣的特拉斯向下议院提交《北爱议定书法案》，内容包括允许英国单方面修改“北爱议定书”，并在这个问题赋予政府阁员更大的专断权。法案很快在下议院通过。欧盟则表示，若英国单方面撕毁“北爱议定书”，就是公开违反国际条约，将采取法律手段并进行其他报复，如增加关税乃至经济制裁。冲突还会严重影响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造成的政治冲击会进一步激化北爱内部矛盾，危及脆弱的北爱和平进程。

不仅是欧盟，英国上议院的多名议员也对这一公然允许英国违反国际条约的法案提出异议。十月议会复会后，势必对这个问题展开激烈攻防。在欧盟、爱尔兰、北爱和上议院的反对声音中找到一条折衷路线，将是特拉斯在生活成本危机以外最大的政治挑战之一。若一味强推自己提出的法案，甚至单方面撕毁“北爱议定书”，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加剧贸易冲突，倒时再怎么减税，恐怕也难保经济增长了。

妥善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是“铁娘子”般的意志和“铁风鸡”般的灵活身段，更需要“女超人”一般的行动力和政治智慧。特拉斯能否做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