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确实希望二胎是男孩......我想，只要生个男孩就结束了，就好了。”」

端传媒记者 陈姝玥 发自新加坡

后悔的情绪，在二女儿阿雯出生后，一直困扰着吴秀莉。

七月的一个午后，吴秀莉走上木制楼梯到二楼卧室，把午睡刚醒的阿雯抱了下来。午后的巷尾很寂静，她走得很轻，生怕惊醒二楼另一房间里的公婆。

几分钟前，她刚叫大女儿小渔上楼去，看看阿雯醒来没有。小渔重重踩着一阶阶楼梯，噔噔噔一溜烟跑上去，发出沉重的回响。小渔九岁，这学期刚升上三年级。不一会儿，她又噔噔噔飞快跑下来，“她（阿雯）醒了，自己坐在那里呆呆的。”“小声一点！”吴秀莉十分警觉。

九年前生下小渔后，和公婆同住的吴秀莉一直过得小心翼翼。她没能生下男孩，和婆婆的关系也不好。去年5月，36岁的吴秀莉在广东一个小镇上唯一的一所公立二甲医院生下了阿雯，是个女孩。阿雯的出生，令她更为拘谨。

怀上阿雯时，吴秀莉已算是高龄产妇。在医学上，分娩时35周岁及以上的孕妇被定义为“高龄产妇”，其妊娠合并症和新生儿发病率比适龄产妇更高，心肺功能和身体机能也更差些。

那时她迫于家人的压力希望二胎是个男孩，最大的压力来自家人，吴秀莉曾听婆婆和别人提起，要她生男孩，“从无生到有”。阿雯的出生，事与愿违。得知二胎还是女孩，婆婆和其他家人虽然没有当面说什么，但不满和烦闷却不加掩饰地挂在了脸上。

这是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小镇，常住人口约8万多，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广东省排名最末，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下，仍有一些35岁以上的女性生育二胎甚至三四胎。镇上医院的管理者告诉端传媒，2021年有1700多名孕妇在医院生产，112名女性年龄超过35岁，其中40岁以上的有13人。在35岁至39岁的孕妇中，有11人诞下第三胎，6人诞下第四胎。而在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18人和7人。

一定要生个男孩，“从无生到有”

从镇上医院向西行四百米，转向北再行四百多米的路旁，有一块写着村寨名字的石碑，这是一个寨子的入口。寨里每条巷有十余间两三层楼高的平房，吴秀莉家就在村口右侧第四条巷的最里处。更准确地说，这是她公婆三十多年的家。

巷子间距窄，家门口只有两米多的空地。跨进吴秀莉家的门槛，不开灯的内室有些昏暗。这是潮汕小镇常见的老厝格局。前厅约八平方米，灶台和洗手池倚着右墙，左边角落是厕所。后厅约二十平，一张茶几，一套红木沙发，电视机旁边摆着小渔双腿劈叉的照片，背后墙上挂着阿雯五个月大的影楼照，一只立式风扇缓慢地左右摆动着。从木楼梯走上二楼，只有前后两间卧室。一间是吴秀莉夫妇和阿雯，另一间住着公婆和小渔。

小渔两三岁时，公婆就催过吴秀莉夫妇再生一个。那时吴秀莉觉得，再养个孩子要花好多钱，意愿并不大。直到三四年前，她也不想再生二胎，一想到生孩子就烦。更多的原因是来自婆婆。自嫁过来后，吴秀莉发现难以和婆婆相处，“多一个孩子，就多惹一些话出来。”

吴秀莉坐在沙发上熟练地冲茶。听到妈妈低声讲述被催生二胎的经历，九岁的小渔凑过来，又分享了一个故事。

“你妈是个饭桶。”不久前，她亲耳从奶奶口中听到过这句话。

那天吃完晚饭，小渔和奶奶、妹妹到巷子外散步，迎面看到两个年纪比小渔更小的小孩。“奶奶说，别人这么小就有弟弟妹妹，我这么大了才有一个妹妹。”

“她嫌弃我太晚生二胎了。”吴秀莉应和着说。“你等到十岁（虚岁）才有妹妹。”

不止嫌弃二胎晚，婆家更在意的是小孩的性别。

九年前，吴秀莉怀着小渔四个月时，就已B超得知是个女孩。虽然鉴定胎儿性别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在这样偏僻又传统的地方，早已习以成风。回家后，吴秀莉告诉公婆，她刚去B超了。他俩立马笑着转过头，等着期待中的答案。

“是女孩。”婆婆的脸色嗖一下就变了，很不高兴。“她的脸比破布还黑。”吴秀莉说。

生下小渔后的几年，吴秀莉丈夫的姐姐每次来家里，常常对他们大声训话：“我再和你们说一次，你们得再去生一个”，“你们不能只想着轻松，想着出去玩”。吴秀莉感到很不舒服，“她一来就吼，说些像在骂人的话。口气就是在教训我们，好像她是大人一样。”其他亲戚也怂恿吴秀莉，“你得再去生个男孩。”“我说，哪有那么准，一生就有，再生又是女的怎么办？”

在这个小镇上，即便二胎政策没有放开前，也很少人去理会计划生育。镇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在体制内工作，更多的是自己办厂或是开小店铺做生意。零几年，超生家庭给小孩上户口时得补交罚款，慢慢地到后来，也没怎么听说这回事了，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几年，常常有人试探性地告诉小渔，“让妈妈再给你生个弟弟”。小渔每次都说不要。但吴秀莉看到小渔一个人在家时，总是自己玩玩具，自己和自己说话。她想着，小渔实在太过孤单，再生一个孩子来陪她也不错。她把小渔对弟弟妹妹的抗拒，视为“小孩子的心态”。

2020年初，吴秀莉和丈夫尝试再怀二胎，但一直没有怀上。几个月后，她意外地发现月经暂停了。既然有了，就生下来吧，吴秀莉想。丈夫下班后得知这个消息，很是激动。但吴秀莉感受不到任何高兴的情绪，她对此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吴秀莉怀两个孩子时的反应完全不同。怀小渔时很能吃，胃口好，也没怎么吐。但怀阿雯的前几个月里，她吃不下东西，吃了就要吐，闻到味道也反胃。家里人猜测，这一胎可能是男孩。

怀孕四个月时，吴秀莉和嫂子去了一家私人诊所做B超。她们听说，这家很准，三十多块钱一次。

又是女孩。嫂子站在一旁也有些低落。回家后，婆婆没有当面说什么，只是表现得很是烦闷。那天，丈夫的姐姐来家里，得知是女孩，她大声“唉”了一句，叹口气，又把手里的车钥匙摔在桌子，起身出去上厕所。

“那时候我确实希望二胎是男孩子的。”吴秀莉说，“我想，只要生个男孩就结束了，就好了。”

吴秀莉的公公有十姐妹，是唯一的男丁，他也只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婆婆和别人说过，一定要她生下男孩，“从无生到有”。“他们总希望要生个男孩来继承。”

“坚强妹”出生

和九年前怀小渔相比，吴秀莉明显感觉怀着二胎的身体很疲累。她身高约一米五，怀孕五个月后，羊水太多，肚子突然胀大，一天比一天明显。

生阿雯前，吴秀莉是幼儿园老师。分娩前十多天，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每天早上六点多，她就起来去幼儿园，成天在楼上楼下跑着。教室在三楼和四楼，她爬到二楼平台时，常常就得靠在那休息一下，过会再继续往上爬。

吴秀莉怀孕三个月时，有一次身下突然出血。那天早上十点多，班上几个男孩满屋子跑圈，吴秀莉怕他们撞到教室中间的柱子，站在一旁对他们大吼，发了一通大火。十一点多，她去上厕所，发现内裤上全是血，连忙垫了一条卫生巾，但走路时还能感觉到下面一直在流血。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丈夫和婆婆告诉她，有个亲戚懂妇科，退休前在医院工作，也帮别人接生过，先去她家看看，拿一些保胎药，就不用去住院了。过了一会，姑丈开着汽车，和吴秀莉的丈夫、婆婆一起，到幼儿园接上了她，前往亲戚家。

然而到了亲戚家门口，才发现她不在家。打电话给她，对方说，你们得赶紧去医院看看，不然流着流着就流没了。这下，他们才去了医院。这一趟，又耗费了一个小时。

到医院后，医生表示可能会保不住，只能尽量保。至于流血的原因，医生没说，吴秀莉只能猜测，可能和自己的情绪大起伏有关。在诊室里，吴秀莉感到一阵尿急，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一蹲下去，就像来月经一样，血拼命往下流，好大一片，速度又快。她当时觉得，孩子应该就这样没了。

吴秀莉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每天输液用药，直到不见血，又观察了两天才出院。这次住院期间，她做过三次B超。家人让她在诊室里给医生塞钱，透露一下胎儿的性别。但当时只有三个月，医生告诉她，胎儿太小，暂时还看不出来。

怀孕阶段，吴秀莉还被摩托撞过两次，自己滑倒两次。一次是六个月，在幼儿园上完厕所出来，刚跨出一步，脚一滑，整个人就摔下了。那天中午，小孩都在午睡，厕所附近也没有老师。她爬了好久，才站起来，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去教室。

一次是八个月，在离家几百米处的大马路口。她开着电动车，被一个骑摩托的男的撞倒。吴秀莉倒下后，对方还吼了她一句：“啊，你这样是想干嘛！”接着，那男的就开摩托跑了。好在有跟在后面的同事和路人把她扶起。

那几次摔倒，她都去医院做了检查，没什么大事，只是腿上破皮流血。园长都说，阿雯是个“坚强妹”。她没有告诉公婆这些倒霉事，怕他们知道后，不让她去上班。

最辛苦的时候，是怀孕晚期。像许多孕妇面对的抑郁、焦虑和孤独情绪一样，她那时常常感到焦虑。白天上班累，晚上想早些休息，翻来覆去却又睡不着，还总想起来上厕所。

终于熬到分娩那天。在吴秀莉肚子阵痛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家人给麻醉师塞了四百，给主刀医生塞了六百。塞红包的潜规则在这个小镇里仍是普遍，大家习以为常，图个安心，图个吉利，也拜托医生对病床上的人更上心一些。以前生小渔时，为了顺便割掉卵巢附近的囊肿，吴秀莉去了市里的一家公立医院。那时市里的医生硬是不肯收下他们的红包。

吴秀莉躺在手术台上，还没打麻醉，她冷得直发抖。她问护士，空调怎么开得那么低。护士回她，不会啊。吴秀莉被盖上了一条棉被，但还是发抖着。

因为羊水太多，吴秀莉只能剖腹产。她听到床边的护士和医生说，抽出了两大桶羊水。后来，吴秀莉的生产记录里写着：羊水过多，足月小样儿（注：足月出生但体重低于2.5公斤）。

阿雯出生时只有4.7斤，小小一只，被捧在护士的怀里，只给吴秀莉看了一眼，又抱走了。姐姐小渔出生时，也只有4.8斤。那天晚上，家里人发现阿雯的呼吸声不太对劲，抱去儿科找医生，才得知是肺炎。

阿雯开始住院治疗，吴秀莉让丈夫拍张照片给她。一看，她的眼泪就滴下来了。保温箱，呼吸机，胃管，静脉注射，“那么小的小孩，身上插满管子。”家人不让她哭，理由是她还在坐月子，不能哭。阿雯在镇上的医院住了一周，又转去市里，再住了12天才回家。

十个月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意外，在亲属的失望中，阿雯顽强地出生了。

丧偶式育儿和经济困境

“我好后悔二胎。”吴秀莉太想回去上班了。

去年年底，在家待了大半年后，园长提过让她回去。以前小渔八个月时，吴秀莉就和婆婆商量让她帮忙带孩子，自己去上班。但这次，婆婆以年纪大为由拒绝了。“她叫我自己带小孩，不要想出去赚钱什么的。”

“之前他们（公婆）说，趁他们还年轻，还可以帮忙，赶紧去生。没想到我生了，才说不帮我带。”吴秀莉讲，“要是他们之前摆明态度说不帮我的话，我肯定不会生。”

没有人能帮她带小孩。丈夫连冲奶都不会，更别提照顾小孩。“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连抱小宝都没个抱样的。”下班后，他常坐在一楼沙发上，手握游戏《王者荣耀》，吸烟，看电视。这种状态已经很多年了，不关心吴秀莉，也不搭理小孩。

面对一个在育儿上不闻不问的丈夫，吴秀莉的耐心消耗殆尽，还是自己来吧，比教他更顺心。“叫他晾个水给小孩喝，他煮开水后，倒奶瓶里，然后把盖子盖住。这样是在晾凉水吗？”

她在家待业至今，整天尽是围着阿雯和家务活转。吴秀莉在想，要是跟别人一样接连着生小孩，现在第二胎都能上小学了。

吴秀莉每天六点四十五起床，给大女儿小渔做早餐。丈夫去上班，顺带小渔去上学，吴秀莉得空再到楼上继续睡下。八点半，她又下楼给阿雯煮粥。喂好饭，日头若是不大，她便用小推车带阿雯去散步。

中午时段，吴秀莉开始准备三人份的午饭，公公、婆婆和她自己，大多时候是吃面汤或粿条汤。吃饱洗碗筷，收衣服叠衣服，给阿雯洗澡，再陪她午休到三点。姐姐不在家的时候，阿雯不愿落地自己玩，成天黏在吴秀莉身前，拴紧她的上肢。吴秀莉感觉自己年龄一大，什么事做起来都觉得累。弯下腰给阿雯换个尿裤，好一会都直不起腰来。

下午四点，吴秀莉又给阿雯煮粥。五点多喂好饭，她再去帮手婆婆炒菜。晚上的家务也是她做，洗碗擦桌，洗好的碗放进消毒柜，把两个小孩的衣服丢进洗衣机，再上楼拿自己衣服下来洗澡。晚上她一边抱着阿雯，一边检查小渔的作业。

一个月多前，小渔还在放暑假，晚上有民族舞课。洗完澡的吴秀莉再给小渔扎头发、换练功服。舞蹈课七点四十开始，她们需要提前二十分钟从家出发。小渔已经上了一年的舞蹈课，从去年七月开始，一年学费三千多元。平时周五、周六晚上去，到了寒暑假，便是五个晚上的课。

新学期开学后，吴秀莉没有再给她报舞蹈课了。“我和她说，现在没钱了。”

吴秀莉的丈夫在亲戚家的电线厂做仓库管理，早八晚六，月薪四千多元。他们居住的小镇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工业重镇，电线电缆、电器、塑料五金制品等制造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工业体系，但近年来逐渐没落。

虽然父母每个月有五千多元的养老金，他还是会再给他们两千元。原本吴秀莉在幼儿园还有三千多元的月薪，但如今，只能靠丈夫剩下的两千多来养四个人。

“尿布、奶粉，还有我老公的烟，他有时候还出去和别人喝酒，大女儿的学习用品、衣服，是入不敷出的。”

吴秀莉现在用的是“微信分期付款”。这几个月他们过得很紧张，过去的积蓄都已经花掉了。

六月，吴秀莉的丈夫在微信上借了“微粒贷”，借了几千元钱，和朋友合作开拼多多网店，卖电线和螺丝刀。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好澡，六点四十左右他再出门去朋友家，打包订单。刚开始的两个月，为了增加网店的曝光度，他们每天花一百块钱去刷订单和排名，成本都收不回来。

公婆并不知道吴秀莉的丈夫借了钱，也不知道吴秀莉分期付款。虽然他们提过手里没什么钱，但婆婆不相信，问他们把钱用到哪了。“我都一年多没工作了，过去的钱是不是得拿出来花？”吴秀莉私下里很无奈。

如今只依靠丈夫一人赚钱，吴秀莉感到太累了，“如果他们愿意帮忙带孩子，我还能出去赚钱。这样我一天到晚都在家，也实在无聊。”

她决定在家再带一年小孩，就去上班。到明年九月，阿雯就27个月大了，当地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个年龄的小孩。

主妇的烦恼：“没有嫁对人”

比起后悔生二胎，吴秀莉更后悔嫁到这个家。

2004年，吴秀莉在汕头读大专时，通过共同朋友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同龄。那时他瘦得像竹竿，不到一百斤，身高差不多一米七。虽然他只有初中学历，但吴秀莉觉得这个男生看起来很老实，一直笑眯眯的，给她印象不错。那时只是相识。

几年后，吴秀莉又在朋友家遇到了他。两人留了QQ，线上聊了几次，互相有点意思，便开始交往。但这段感情没有得到吴秀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男方经济条件没有她们好，两人在交往时也经常吵架。吴秀莉想不清是因为什么争吵了，只记得三观不太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次两人吵完架，妈妈发现吴秀莉在家哭。吴秀莉被骂了几句：现在还没结婚呢，就总是这样，那要是结婚了怎么办，我劝你最好不要。哥哥也看见过吴秀莉在哭，便打了电话给男方，聊完之后，哥哥过来对她说：唉，你们又没什么事，不要整天总这样，别老这个样子。

但吴秀莉那时很喜欢他。交往两年多后，两人在2012年结婚了。

过去几年，吴秀莉每天小心翼翼地在婆家生活。几年前，婆婆因为小渔“顶撞”自己，打了她。吴秀莉过来教育小渔，但婆婆认为她是“昧着良心教育”的，说她不能这样教育孩子，又指着她鼻子大骂。此时的丈夫坐在沙发上悠闲冲茶，“很多次他明明知道他妈在冤枉我，也不敢出声为我说半句话。”

小渔常被奶奶吼骂。上下楼碰面没及时打招呼，小渔会被问：你是谁，怎么没叫人，你是别人家的吗。有时小渔放学回来，进门就开始和爷爷奶奶讲话，但因为没有先叫“阿公阿嬷”，奶奶也没有搭理她。等小渔开口叫了声“阿嬷”，奶奶才说：你想起来叫我了啊，进门怎么没叫。

有时丈夫出去喝酒，到半夜才回来，第二天公婆也会怪到吴秀莉头上，说她放任他去喝酒，做老婆的有责任。有时丈夫在家比较晚睡，公婆也会说是她的责任。怀二胎时，吴秀莉和婆婆争过一次，“我说，我嫁过来后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你都不喜欢。她说，没错，我就是不喜欢。”

“还是没结婚好啊，爸妈疼，捧在手心里的宝，结婚后什么都要靠自己，没人疼没人关心，还得伺候别人。”吴秀莉说。

大专时，吴秀莉读的是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后在汕头做了几年公司文职人员。“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觉得还是不结婚好。外面的人总是等到三十多岁再结婚。”在这里，他们用“外面”来称呼小镇以外的任何城市。

过去几年，吴秀莉常常被气哭。她在心里爆发过很多次离婚的念头，也和丈夫提过几次，但他不肯答应。那时她每天外出上班，在家和公婆相处的时间实际上并不算长。如今生下阿雯后，吴秀莉在家待上了最长的一段无业生活。她从来没有和公婆相处得如此频繁密集，矛盾愈来愈深。

但吴秀莉相信，不是每个人婚后都不幸福，只是她自己命不好，没有嫁对人。“这是我命的问题......遇到好的家庭，丈夫疼，公婆疼，就万事OK了。”吴秀莉觉得，如果婆家对她好，她是不会后悔的。“跟着好的人，那就好。跟着不好的，那确实会后悔的。”

尾声

九月初，吴秀莉的公公生病，婆婆、丈夫陪他去了广州住院，留下她和两个孩子在家。

婆家人不在身边，吴秀莉感觉自己自由得不得了，“这点是我做梦都会笑醒的，不用每天战战兢兢的，不用看脸色，想干嘛就干嘛。”

只是，这段时间阿雯身体不舒服，吴秀莉更忙碌了。准备去煮饭洗菜的时候，阿雯就抱着她大腿一直哭。洗碗时也是这样，洗澡更无法安心。那天她进去洗澡后，两姐妹都在厕所门外大哭。原本小渔只是想哄阿雯，可阿雯一直哭，哄不安静，小渔便也跟着哭，一边拍打厕所门，问吴秀莉洗好了没。

好几次她累到没吃午饭，身体疲惫，也没有胃口。那些夜里，她也没能好好睡上一觉。上周她突发胃痛，半夜十二点多，连忙去医院看急诊。

“有时好想把她们塞回肚子去。但看到某些可爱瞬间，又觉得辛苦一点，是为了她们。”吴秀莉说。

家里人还是希望她再生个男孩。前段时间，吴秀莉的公公向她提起，有朋友发来了一张清宫图，一张可以根据女性年龄、受孕月份来推算胎儿性别的表格。“他说，我属牛的，明年什么时候怀孕就会是男的，说要转发给我。”吴秀莉苦笑。

“我说好，我保存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吴秀莉、小渔、阿雯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