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文化 ( ) • 2022-09-29 15:37

编者按:

全球化时代,融通化解怀疑,交流超越禁锢,无论国别、种族、宗教、习俗有何不同,人类文明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既赓续于一个多元同构的叙事场域,也不断被“他者”的目光凝视和建构,许多域外学者对此作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繁荣了人类文明的多元谱系。

南方周末推出“文明互鉴·海外对话”学者系列访谈,聚焦长期关注中国的海外学者、汉学家,通过对话展示其研究成果,学术人生、中国故事等,为其群像立传,向海内外读者传播其学术成就,以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如今,“中国研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在这个关口重提“汉学”的观念,它应该代表比较积极的面向,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这个意义的“汉学”都和传统定义的“汉学”不太一样。

小说不见得只是审美的问题,也不只是如何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小说是思想的方式,是我们连接世界的方式。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点抽象甚至空洞,却是我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

我的论述题目是《海派文学,又有传人》,将王安忆放在了海派文学的脉络里。结果王安忆回信的开篇就说自己不是海派,当然海派没有什么不好,可她认为自己就不是,和张爱玲也不像……把我这个作者直接怼回来了。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22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王德威,1954年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后遗民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刚过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王德威出现在视频采访界面,比预计的时间稍晚了几分钟,他向大家道歉:“因为台北暴雨突至,家里的阳台随时有被雨水淹没的风险,采访有可能会中断一阵。”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线上学术讨论成了王德威工作的常态,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他已经可以熟练地操作各种会议软件。就在不久前,他还通过网络与中国大陆的评委们参与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选。彼时他正在台北家中度假,等到9月开学再飞回美国,飞行的航程有时候会超过整整一天。这种跨越大洋和语言的旅程,则是王德威多年来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王德威是如今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大陆高校中文系,鲜有人不知道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术观点。

说起自己如何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王德威用了“巧合”两个字来形容。1972年,王德威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整日与欧美文学打交道,当时因为台湾当局“戒严法”的规定,与五四传统有关的书籍基本禁止刊行。但在台大校门口,学生有时能在书摊偷偷买到一些市面上看不到的书,王德威就这样第一次读到了鲁迅。

在那个年代,王德威越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大二的某天,有书商递给王德威一本名字都不清楚的书,但他很快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后来才知道自己读的是《边城》,作者沈从文。1976年,王德威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终于摆脱限制进行大量的阅读,他至今还记得,在感恩节的大雪天哪里也去不了,花了几天几夜看完钱锺书的《围城》后收获的感动。他也惊讶于自己对茅盾这样一位左翼作家的兴趣,并以茅盾的创作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系为题目完成了博士论文。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即显示了自己的阅读指向。

1986年,王德威初入哈佛大学工作。当时,两岸环境都变得开放宽松,王德威在美国接触到不少来访的中国大陆作家,他们的写作对王德威来说是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经验。当时在美国学界,中国现代文学并非显学,研究者的圈子很小,学者们依循一套固定的研究范式。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大家意识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出现了一种新的活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中,王德威是公认的阅读广泛者,他对近年来在大陆崭露头角的作家如数家珍。与此同时,王德威从未停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关注,他认为必须突破局限,看到中国文学传统之外的可能性。在2017年编纂完成的英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引入了不为大众读者熟知的许多作家作品,呈现华语文学的“众声喧哗”。

这一文学史编纂工作汇聚了全球155位不同立场的学者,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有对话和争论的意味。但这本书出版之后,曾有台湾学者批评王德威“没有立场”。王德威说:“要有一个立场其实不是个难事,但我自认为是钱锺书先生的信徒,是《管锥编》的信徒。历史林林总总地散落各处,我的工作是捡拾碎片,把它拼凑起来,好像把天上的星星做出星座图一样。”

2022年8月25日,借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机会,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王德威。

王德威善于在开放的世界图景中考察中国文学。图为1671年的欧洲版画《咏Y河》,图中出现了中国仙娥形象。在此36年前,明代文献中出现“文学”概念。 (资料图/图)

我珍惜这个“双向交流的位置”

南方周末:第一个问题与身份有关,我们都知道你成长在中文世界,母语也是中文,但多年来生活在美国,多使用英文来做研究,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汉学家”?

王德威:“汉学”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学院因为对东方的好奇所展开的一系列学术探险,以及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和知识的累积。坦白讲,这种定义的“汉学”在区域研究兴起后,到了二十世纪已经逐渐式微了。现在,我们通常喜欢用“中国研究”来做一个广义的对于中国不论古典或现代的学术方向的总称。

但是最近几年,在诸多原因的作用下,“汉学”的观念再次进入了学界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谈话而言,我认为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希望在政治地理或者主权疆域的“中国”定义之外,重新扩展我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一种知识意义上的考究。

如今,“中国研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在这个关口重提“汉学”的观念,它应该代表比较积极的面向,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这个意义的“汉学”都和传统定义的“汉学”不太一样。这里的“汉”当然不是指“汉人”的“汉”,而是指广义上对于作为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国”的通称。

至于问题的重点,作为一个在双语世界里面研究教学的专业知识分子,我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首先,传统来看,“汉学”不论从学术立场还是文化认同立场来看,它本来是指洋人看中国的学问,而我自己的中国背景以及家人在两岸之间的互动,都让我对两岸的社会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和关怀。

但另外一方面,“汉学”的立场的确给予我从外面看里面,再从里面看外面的一个“双向交流”的位置,我蛮珍惜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失去对于古老中国的迷思和想象之后,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里重新定义“汉学”,它要求我们不断保持对复杂的研究对象的关注,而不是以传统汉学家的眼光做出一厢情愿的研究。我可以利用个人在中文世界的优势,更自觉地在“汉学”和“非汉学”之间、在中国和世界之间不断地来往。

南方周末:在强调身份政治的今天,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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