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等长大挣了钱，我买给你穿，”8岁的汪小菲指着一件价值4万块的水貂大衣，说着童言童语，正是这句话温暖了张兰在加拿大的艰苦岁月。

张兰出生没多久，父亲的家族没落了，素未谋面的奶奶把账全都算在了张兰的头上，毫不客气地叫她“小方人种”，意思就是“方人”，不吉利。

张兰有个比自己大2岁的哥哥，住在姥姥家时，奶奶都会托人给哥哥带好吃的，蛋糕、桃酥，都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东西，就是没有张兰的份儿。

哥哥也才三岁多，根本不懂事，经常躲起来自己吃，张兰刚学会爬，就从哥哥嘴里抠吃的，这种不畏强势，敢于求生的本领，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

张兰一岁多，父母离婚，奶奶派人把哥哥接走了，从此杳无音讯，张兰跟母亲就住在姥姥家，姥姥疼她没有父亲，甚是宠爱，但旗人的规矩不能丢，这才养成了张兰坐有坐姿，站有站相。

五岁的时候，母亲再嫁，从未见过父亲的张兰终于有了完整的家，继父祖上也是豪门，念私塾都是家仆用轿子抬着去的。

张兰懂事以后，她知道继父是个工程师，当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继父在家里画图纸的时候，她在旁边递个尺子，拿个圆规，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继父对张兰要求也很“严苛”，对她实行“量化教育”，继父亲自拿小竹尺做了一个表格，从起床到睡觉，时间安排具体到每一分钟。

早6:00起床；6:00-6:15擦车，那是一辆28自行车，像今天的“奔驰”一样金贵，从铃铛到链条，必须擦得簇新锃亮才行，事无巨细，每做一件事，张兰的面前都有一个秒表在“嗒嗒”计时。

在学习上也不放松，每天临摹三十个大字，熟练后增加到五十个，后来又增加到一百个，如此叠加，还要背“九九表”，更夸张的是，他要求张兰学用毛线针，给他织毛背心。

这些要求，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来说，实在太严苛，但正是这种精准量化的标准，成了张兰的行为准则，她对效率和质量的追求，贯彻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

这种训练培养了张兰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专注的做事习惯，磨砺出了持之以恒的决心，成为她今后创业不可或缺的助力。

张兰结婚后，有了儿子汪小菲，家庭状况并不乐观，年迈的母亲要看病，年幼的孩子要吃穿，张兰的心头总被一个“钱”字压着，她想要寻求改变。

机会来了，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舅舅突然回来了，看到张兰独自持家，洗衣做饭无所不能，老人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舅舅提出了一个要求。

舅妈回去后就要做胆结石的手术，舅舅想请张兰过去跟他们生活几个月，照顾舅妈，签证的事由他来办。

临行前，张兰带儿子去友谊商店，买点东西，两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汪小菲一路上都在跟张兰讲话，他知道妈妈要走，心里舍不得，又不敢流露出来。

商店里有一件黑色水貂大衣，标价4万元，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8岁的汪小菲竟然指着衣服说：“妈，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买给你穿！”

张兰心里一阵暖流涌起，一把搂住了儿子，为了儿子，她也要在加拿大混出个样儿再回来，可在异国他乡，想要出人头地太难了。

初到加拿大，张兰跟舅舅舅妈住在一栋老年公寓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按国外的习惯，他们只有周末才回来看望。

舅妈做完手术休养期间，张兰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对舅妈照顾的妥妥帖帖，张兰自己也觉得很幸运，在异国他乡能有个落脚之处，心存感恩。

眼瞅着舅妈恢复得不错，能外出走动了，张兰便提议自己做东西，请舅舅和舅妈在当地最好的粤菜馆吃顿饭，以表示对他们的感激。

谁知，在那家餐馆，张兰竟然遇见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曾经是清华的教授，现在在加拿大餐厅卖烧麦。

这位叔叔认出了张兰，还给她介绍了零工，张兰跟舅妈商量，白天出去工作六个小时，晚上再回继续收拾家里，也不耽误做晚饭。

张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唐人街一家餐馆的后厨帮工，每天工作仨小时，她干活麻利，又不怕苦不怕累，老板很欣赏她。

很快，她就有了第二份，第三份工作。工资都是当日现结，渐渐地，她每天在外工作的时间增加到了10小时，最忙碌的时候，一天要打六份工。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但张兰有自己的目标：攒够2万美元就回家，这个目标，张兰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跟儿子分开度日如年，唯有挣钱是她的寄托。

拿着钱回到北京，张兰从“张兰酒家”一路做到11家连锁的“俏江南”，再到因无知被踢出局，最后做起了“麻六记”。

这一路走来，张兰在风光的时候，踏实做企业，不贷款，不欠债，坦坦荡荡；在落魄的时候，不抱怨，不放弃，自立自强。

看完张兰的自传《我的九条命》，你会对那个在直播间吃卤蛋，喝绿茶的女人，心生敬佩，你可能不喜欢她的心直口快，但她绝对是越了解越佩服的女人和妈妈。

作为女人，要有过好自己日子的能力，不做依附丈夫的藤，也不做牵绊子女的蔓，不退缩，不将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文：妞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