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城市化率这个数据为指标，那么中国突破城镇化率50%这个数字的年份是2011年，也就是13年前。而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达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是大清道光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850年。

换一种说法来说，就是直到2011年以前，中国的城市人口依然是少于农村人口的。而即便到今天，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6%以上，但这其中相当多的人口都是刚刚进入到城市生活，其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还很大程度上受到此前生活经验的影响。这与16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半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大英也不是一回事。

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城市化”意味着两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其次，它意味着很多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而非城市的“原住民”——这决定了，大多数人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城市化”的，而是带着很多的农村生活的经验。

文学本身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在过去这100多年里，农村才是中国的主体。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大量的“新城市人”所享有的人生经验也不是“纯城市”的经验。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描写农村以及描写农村到城市的过渡状态，远比描写城市更加得心应手。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家也是有的。大体上说，中国现当代作家基本遵循了“城市写城市，农村写农村”的规律， 也就是城市出生和成长的作家写城市更多，而农村出生、到城市生活的作家，写农村、乡镇和“过渡状态”更多。这里可以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如王朔，自小就成长在部队大院，他的作品基本写的都是大院生活和北京市民；刘索拉，先锋文学作家，也没有写过农村；王安忆，主要就是在写城市生活。而那些出身自农村或者小镇的作家，如阎连科、刘震云、莫言等等，其作品中农村生活的占比就更高了。

而且，在过去这几十年里，伴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很多社会问题也被纳入了严肃文学的表现范围之中，作家承担了一部分反映社会现实的职能。相比于单纯反映城市生活，这类作品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更高一些。

假如以2011年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界，无论是读者还是创作者，大部分都是农村人。直到今天，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话语权，也依然是被这些人掌握的。这并不是他们多么“霸权”，而是新的“城市文学”要兴起，既需要足够多的城市原住民群体——这里所说的“城市原住民”是现代城市原住民，从建国后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城市，更像是一个围绕着工厂配套建起来的大工业区，与今天大家所理解的可以自由流动大城市也不是一个概念。等到00后、10后普遍接受和适应城市生活，并且能创作出足够优秀的作品，并且这一代人要掌握文学评论的话语权，至少也要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即便如此，未来“农村”也不会在文学中消逝，而是比例会逐渐减小。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现实的变化肯定也会推动文学的变化。但这里务必要明确的一点是“城市文学”从来都不比“农村文学”更高级。

在一个道光三十年就达到了城市人口过半的国家，和一个到10年前城市人口才刚刚过半的国家之间，苛求后者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作为创作者，更应该在乎的是自己喜欢和擅长写什么——就如张爱玲虽然生活在民国，但是她所描写的上海生活的体验与今天的都市生活倒也有很多共鸣点，这也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在写好自己能写好作品的基础上，剩下的评价交给时间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