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简介里面已经提炼了重要信息，排列也非常讲究：货币政策预金融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个，之后是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制度安排，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当然你说双方能谈出什么实质性的合作，可能还需要看双方的经济基础和货币政策目标，各自都有各自金融稳定的挑战。
- 金融稳定问题
其实中美都有点长期凯恩斯主义下的后遗症，我国主要是2008年开始，三个部门杠杆都有快速的增长，总体让实体部门杠杆提升了140%以上，美国主要是政府部门提升了60%，好在居民部门杠杆下降了20%，也很难说高效，政府债务从10万亿到34万亿也不过15年的时间。
美国过去十几年除了短暂两个加息周期外，基本长期处于几乎0利率的量化宽松状态，结合2020年的超大规模宽松，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资产泡沫，另一个是通胀，即便维持较高强度的加息，但也很难短期内抽回过去积累的超发货币，且还在不断的增加政府债务给市场补血，一面抽水一面放水，导致通胀顽固的多，既要金融体系安全，还要通胀回归低位，现在看来是很难兼顾的，美国的商业地产也在高息下出问题，紧缩的持续给金融体系的风险可是基本规律，所谓的债务支撑的繁荣在加息周期风险只会更大。
我国也有自己的问题，这几年金融的底线一直都是预防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是信贷扩张周期的还债问题，房企最先出问题，随着房地产泡沫出清，也会带来风险的外溢，一切以房地产为底层资产的金融投资品都会非常危险。即便以债养债，并不会出清风险，因为居民杠杆极限到来，投资和消费活动受损也是必然的，延迟去杠杆也很难再想居民吃下这些代价，让未来的金融风险依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2. 货币政策
美国货币政策进退两难，维持高息打击资产泡沫和债务危机，降息则通胀顽固和反弹，无非是这本论风险不在居民高杠杆上，所以未来的变数不会太小，优势在于美元地位可以不断的向外输出通胀和风险。
我国则相对好预测一些，基本就是继续降息降准刺激信贷，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但转化为居民投资消费的效率极低，无非是把风险推给未来处理，所谓的相信后人的智慧，优势也是有的，几十年积累的制造业产业和规模优势，只要产出足够，就能很大程度减弱超发货币的副作用，比如通胀。
这两个双方即便谈，各自环境决定了都大概各自玩各自的，美国根据通胀来制定货币政策，如果通胀和金融安全不能兼顾，金融体系风险大概率是被牺牲的一个，成年人哪有既要又要，我国不管房地产的风险外溢如何，长期利率走低都是极大概率问题，且消费不足问题也不能光靠金融，事实证明发多少钱到不了居民手里就无法修复资产负债表，过去的庞氏结构问题也很难缓解。全球的匹配机制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玩凯恩斯主义，也都逐渐到了后期，那么就不得不面对长期风险的积累问题，金融风险也就都不可避免，各家自扫门前雪，哪还有能力帮助别人缓解风险，不相互拆台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