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山区小镇竹口古称“闽浙通衢”，作为古窑址所在地，紧邻龙泉，但声名不彰，远不及龙泉。本文作者结合自身一线田野考古经历，尝试将田野、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整合起来进行写作叙事，试图揭示文物考古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性。

浙江人民出版社《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新近出版，文集所收录文章多以淡笔写浓情，追忆作者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呈现可贵的人情世味。《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刊发。

一

浙南山区的丽水市 （古处州） 龙泉市，自古以出产龙泉青瓷闻名，外省人多半知有龙泉而不知有处州，犹如我们知道浙北水乡有乌镇，却不知有桐乡一般。

南宋庆元三年 （1197），鉴于龙泉县山谷险远，析其南乡置为新邑，并以年号为名，是为庆元县。乾隆 《龙泉县志》 说，青瓷窑 “昔属剑川 （龙泉），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龙泉青瓷的核心产区大窑、金村、溪口，以及龙泉东乡规模更大的窑址群，自古及今都在龙泉境内，划归庆元境内的窑址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往来龙泉、庆元两县之间的官道，古已有之。庆元县竹口镇， 就是大道上必经的地方。

从龙泉出发，道经后坑，公路边有一座美丽的木构廊桥——后坑桥。这是进入竹口地界的地标，我每次路过，都会特意下车，坐在廊桥内小憩片刻。后坑桥，由康熙年间庆元知县程维伊重建，旧称程公普渡桥，今天又叫红军桥。

木构廊桥是浙南山区最有特色的风物之一，而后坑桥是进入竹口镇的地标

1934年 8月，闽浙边境的红军决定北上抗日，路过竹口时，与国民党军有场遭遇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重挫敌人的反动气焰。竹口镇至今立有“竹口战役”纪念碑，碑文激情洋溢，以“红军精神永远激励着庆元人民奋勇前进” 的口号结篇。因为这段光荣的历史，作为交通要津的后坑桥，易名为红军桥。 红军桥附近，有一座路亭，原名培兰亭，据脊梁上的墨书，此桥本为清末竹口乡绅田洪为祈愿子孙繁衍而建，据说他的孙子单名一个“兰”字，故名。今天也改叫了红军亭。2009年我路过时，见到的红军亭保存尚好。两年后，路亭在龙 （泉） 庆 （元） 高速公路建设中被拆除。

2009年9月，因为龙（泉）庆（元）高速公路建设的考古调查，我拍摄的培兰亭。不久，路亭即遭拆除

我举红军桥、红军亭的例子，是想说明竹口地据险要，为往来浙江龙泉、景宁、庆元和福建政和、松溪、浦城各县之间的要冲。 竹口乃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设有兵寨、巡检司，民国时期政府也曾派重兵守卫，故有1934年的竹口一役。

二

竹口古称“闽浙通衢”，但在今天看来，只是小镇。小镇的西边，有条竹口溪，自北而南，向福建省境内流去，是闽江的上游。 而龙泉境内的河流，则是向北汇入瓯江的。人们认为，龙泉出产的青瓷，多由瓯江经温州入海；而庆元的青瓷，则由闽江经福州出口。其实未必如此，龙泉大窑、金村的青瓷，也可以翻山越岭，先挑到庆元这边来，经由闽北，漂洋过海。

竹口溪上原来也有一座木构廊桥，叫作阜梁桥。桥头挂有牌匾，榜书曰“宋王伯厚先生故里”，据光绪 《庆元县志·艺文》 收录沈镜源 《重建阜梁桥记》，匾额由清道光三年 （1823） 竹口的贡生田嘉修所书。

王伯厚，即宋末元初大儒王应麟，著有 《玉海》《困学纪闻》， 传说还是 《三字经》 的作者。山乡竟然有这样的大人物，县里的官员往来过之，无不望风景仰。镇上更建起纪念王应麟的牌坊、祭祀王应麟的祠堂，庆元自来人物，以伯厚先生名声最大，有乡贤如是，“不可不庙食也，故祀之，景行仰止，以光山岳”（郑惟飚： 《重建竹溪 （竹口） 公馆记》，见嘉庆《庆元县志·艺文》）。

当然，这是清代的情景。而今，王应麟牌坊、祠堂固然全无， 阜梁桥也毁圮已久，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桥，横跨于竹口溪上。

小镇内的老街与溪水平行，街道两面保留有若干旧时商铺，长约 300米，这是山乡巨镇的证明。现在的竹口镇比老镇更大，也更杂乱，过客需要稍稍留心，才能分辨出古镇的旧格局——尽管破败，然而简洁。

三

2011年秋，我住在竹口镇，不是来古镇采风，而是为了调查竹口溪流域的古窑址。中国古陶瓷考古的先驱陈万里先生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他说的龙泉，包括龙泉、庆元两地。宋元明时期，龙泉窑是我国最重要的青瓷烧造中心，产品畅销海内外，直至明末清初，窑业才告衰亡。

今日说龙泉窑者，言必称大窑、金村、上垟。这是龙泉精品瓷器的生产中心，南宋时期大窑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审美的典范。上垟窑创烧于北宋，至元代极盛，位于庆元境内，但其河流是汇入瓯江的，并不属于竹口溪流域。

庆元县竹口溪古窑址分布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安制）

竹口溪沿线，青瓷窑众多，有练泥碓、枫塘、竹口、桥头山、 新窑等。论年代，以练泥碓、枫塘窑址较早，所出青瓷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练泥碓，顾名思义，是个制瓷的取土地点，当地传说从新窑到龙泉大窑之间，一共有36条窑，多在这里取土。练泥碓的山上到处有瓷器、窑具的碎片，过去瓷片不值钱，很少有人上山捡瓷片，经常能够挖到完整的器物。附近的村民，家里缺碗少盘的，也不必到市场买，背起锄头到后山挖一口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青瓷碗， 将就着用。

从调查材料看，竹口溪流域的青瓷烧造主要始于元代，随着海外市场的开拓，元代龙泉窑业全面兴盛，窑址从传统的瓯江流域，自上而下，逐渐蔓延至竹口境内；以竹口溪上游的练泥碓年代为早，以新窑最晚，约在明末，此时龙泉窑已在消亡边缘，所出瓷器造型粗劣、釉色灰暗，除了碗、盘，几乎见不到第三种器物。

竹口窑，位于竹口镇的后山，才是竹口溪流域最重要的典型窑场。明天顺年间 （1457—1464） 前后，大窑、上垟等传统窑业产区逐渐衰亡，青瓷生产中心转移到了竹口镇。竹口是继大窑后起的明 代后期的中心窑场，生产规模大，产品精美，大花瓶、香炉残片， 随处可见。明清时期的本地寺庙，常常供奉有类似的瓶炉，器型高大端庄。近代以来，古董卖到上海可以换钱，寺庙里的香炉、花瓶等瓷器很快就被盗卖一空。

竹口窑一角

由窑址所在的“后窑许”“后窑陈”等地名可知，当地大族许氏、陈氏的明朝祖先可能就从事烧窑行业或瓷器买卖。据民国二十三年 （1934）《竹口许氏宗谱》 记载，许绍琳公于明成化十三年 （1477） 来竹口做生意，“生理获息十倍”，弘治十年 （1497） 索性就从江西临川老家搬来竹口定居，是为竹口许氏的始迁祖。1934 年，陈万里先生来竹口调查古窑址，当地陪同的许君说，他的祖先 “从江西迁来，在明末的时候，已有两代，如此推算起来，大概在明天启年间。移家来此，为的是做瓷器。当时姓许的迁来竹口以 后，买得山地极多，……许家原藏有制造瓷器的秘本，最近已遍觅不得”（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龙泉访古记》）。

陈万里所记许氏徙居竹口的年代，可能偏晚了一点，但明确说徙居的目的就是做瓷器生意。传说大体可信，许绍琳公徙居竹口时的15世纪后期，正值竹口窑的兴盛期。当然，烧窑也不算什么光宗耀祖的事业，《许氏宗谱》 交代来龙去脉，语焉不详，是可以理解的。

竹口窑衰落后，零星的青瓷烧造活动，转移到了更加下游的地方，也就是前述的新窑。陈万里认为，“新窑”之地名，是相对于竹口的“旧窑”而言的。

明代以来，景德镇青花瓷风行天下，逐渐垄断了国内外市场， 龙泉青瓷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明清之交，竹口曾试图放弃传统的青瓷生产，改烧青花瓷。我们在竹口后山，曾捡到过一件瓷器标本，青瓷与青花瓷的残片，竟然粘连在一起。救亡图存的竹口窑工，曾经在青瓷窑中兼烧少量青花瓷，以寻求仅剩的一点点生存机会，然而终不可得。

四

竹口地处闽浙边界，以烧造浙南的龙泉窑风格青瓷为主。但也有个别窑场，在南宋时期，烧造闽北建窑风格的黑釉茶盏。竹口镇北1千米的潘里垄，就是专烧黑釉茶盏的窑场。

2009年以前，潘里垅窑址区的地表随处可见南宋黑釉茶盏

两宋时期，建州 （建宁府） 的黑釉茶盏，适宜斗茶，风靡海内，称为“建盏”。我曾到建瓯考察过黑釉窑，偌大窑场，碎片堆积如山，竟只有茶盏一种产品，真不可思议。同期的浙南地区青瓷窑，瓯江上游的龙泉，飞云江上游的泰顺、文成县，通常也兼烧少量的黑釉盏，以迎合当时的市场。但像潘里垄这样纯烧黑釉茶盏的专业窑场，则极其罕见。当然，细想起来也不奇怪，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所谓“闽浙分界”只是人为的行政分界，处州和建州本来就山水相连。

潘里垄窑址，是浙江境内已知唯一的专烧黑釉茶盏的窑场。因为其独特性，很早就公布为庆元县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因为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可能要经过窑址，我曾前去调查，很为沿线的文物如红军桥、红军亭、古窑址的安全而忧心。后来听说公路并不经过窑址，才算放心。

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潘里垄总算躲过 2009 年的一劫， 2011年竹口镇地方建造工业园区，未经文物部门批准，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填平山谷，培高地基，竟将窑址填埋在十几米深的土石下 方，为上级文物部门检查发现后，亡羊补牢，于是我组织并参加了潘里垄窑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2011年考古发掘时，潘里垄窑址已遭掩埋

这是我迄今经历的最奇怪的考古工作——先用挖掘机掘开覆盖其上的泥石土方，露出原来的地表。考古队员在十多米深的“坑 下”作业，四壁高峻的土方，常有泥石滑落。每当收工，考古队员都会长出一口气，仿佛自火线下来的战士，深感平安归来，已属不易。

与潘里垄相仿，竹口窑也是庆元县文物保护单位。其实，以竹口窑在龙泉窑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竹口窑紧邻集镇，人口众多， 房屋密集，文物保护面临的压力大，当地政府不愿意自找麻烦，将文保单位升格。近年，“盛世藏宝”之风大兴，完整的龙泉瓷器固然可宝，釉色好的瓷片也能卖钱。山上的窑址，早已被古董贩子、 文物爱好者、热衷传统文化的人士翻过很多回了，从土里翻出来的碎小瓷片，俯拾皆是。

当年，陈万里先生来竹口调查龙泉窑、捡拾瓷片，老百姓问他：“你是江西人么？”言下之意，这些零零碎碎的没用的东西，只有江西人才肯收罗。如今，我在竹口窑游走终日，从未有人前来盘问，因为到这里寻宝的人太多了，本地人早已司空见惯。

竹口窑所处的保护环境很复杂，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是负担，如果升格为更高级别的文保单位，谁来负责？在经济建设和现实利益面前，有时文物保护并不总是最重要的。

五

靠山吃山。除了烧窑，竹口的香菇栽培业、伐木业、造纸业， 同样历史悠久。

我们认为，古人的传统生业、生产方式甚有研究的必要，山乡的经济史，就是乡民的生计史。然而，古人一般不会这么看，乡邦文献中，对烧窑、造纸几乎不著一字。惜墨如金到这种地步，只能说明这些东西在古人眼中都是不值一提的“末业”。尽管今天的人 们把龙泉青瓷当成宝贝，说瓷器、造纸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并誉之为中华文明的象征。

《竹口许氏宗谱》 不载窑事，各种版本的 《庆元县志》 亦是如此，一个烧窑的，有什么可说呢？

过去的山乡，很少读书人，“或有耕而兼读者，或有耕而挂名胥吏者，避役故也”（嘉庆 《庆元县志·风土》），读书多半只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役赋税而已。清朝两三百年，山乡不出一个举人， 更遑论进士。然而，旧 《县志》 偏又对读书人的事，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同样，这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古人认为读书做官远比烧窑有意义，那才是值得夸耀的事业。

“人杰地灵”的说法，怎么说都能成立。不出读书人就是“人不杰”，“人不杰”就是“地不灵”，反之亦然。就算你把龙泉青瓷吹上了天，也无法证明家乡藏龙卧虎、钟灵毓秀，这就是古人的价值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竹口老街的这头有了“宋神童尚书墓”， 老街另一头有座“神童故里”的门坊。看上去，都是清代文物。

“宋神童尚书墓”

“神童故里”门坊

神童，名叫陈嘉猷，南宋竹口人。照嘉庆 《庆元县志·人物》 上说，他是镇上不世出的人物，自幼聪颖，出生三日就能开口说话，“登绍兴神童科，累官至礼部尚书。公忠耿介，有经济大略， 朝绅重之”。然而，我遍稽 《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等基本史籍，未能发现有个叫陈嘉猷的庆元籍高官。按理说，南宋前期这种级别的人物，国史多少应该有点记录。

宋代规定，寄禄官在中散大夫 （从五品） 以上的文官，国史一 般皆予以立传，按照官员差遣即实际职务的高下，文臣自少卿、监以上，死后在国史、实录中撰有“附传”。元代修 《宋史》 列传， 均以宋朝国史列传为本，当然也酌情参照其他文献。所以，除了在亡国匆促的南宋末期，国史未及修成，许多官员失载或语焉不详外，其余够格的官员，《宋史》 大多有传。如果宋高宗朝果真有陈嘉猷其人，他的差遣之一礼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 不可能不予立传。即便不立传，这样的高级官员在宋代史籍中也不可能踪影全无。

本土的秀才，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神童固然厉害，可是底气不够强硬。于是，竹口又出现了一块名头更响亮的招牌“宋王伯厚先生故里”，就是我们前头在阜梁桥上看过的牌匾。

2012年新建的阜梁桥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淳祐元年 （1241） 进士， 宝祐四年 （1256） 中博学宏词科。王应麟著述丰富，是名满天下的大儒。然而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宋庆元府鄞县 （今宁波鄞州区） 人，千真万确的宁波人。查清钱大昕 《王深宁先生年谱》、今人龚延明 《王应麟事迹编年》，综观王应麟一生，他似乎从未到过万山深处的处州庆元县。

求贤若渴的秀才，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知，直把南宋庆元府当作庆元县。于是，王应麟就成了处州府庆元县竹口的乡贤。雍正 《浙江通志》 严厉批评了这种攀缘名人的做法，指责庆元的 “陋儒”将庆元府和庆元县混为一谈，荒唐至极。当然，关于王应麟是竹口人的说法，在当地传承有序、逻辑自洽，从明代开始就流传开了。

阜梁桥头新建的王应麟纪念馆，桥头新挂起“王伯厚先生故里”的牌匾，却将“故里”讹为“故裡”

毫不意外，竹口镇里，挂起“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牌匾，竖起为宋进士王应麟立的进士牌坊，竹口水尾的回龙潭甚至还有王应麟的坟墓。

从此，一切无可辩驳，王应麟才是竹口“人杰地灵”的象征。 县官、乡绅经过竹口，造访王应麟史迹，摇头晃脑，赋诗撰文，说王先生的大名与日月同辉，海内之士谁人不晓，“先生居敬穷理， 道学阐濂闽之蕴”，大家做晚辈的理当见贤思齐。

这故事多么匪夷所思。但是，各种版本的 《庆元县志》 都当王应麟是竹口人，山乡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

六

2011年秋，我在竹口调查古窑址、发掘潘里垄期间，竹口溪上的阜梁桥，尚在重建中。在我离开竹口时，正值桥墩的奠基仪式， 噼里啪啦，燃放着鞭炮，仿佛在为我们的考古队送行。

次年，我们回到杭州后，竹口镇传来重大历史发现的信息，据清咸丰二年 （1852）《竹口王氏族谱》 记载，历史疑案终于水落石出——原来南宋亡国后，王应麟先生以遗民自居，隐居到了竹口。 经过地方文史学者研究，王应麟果然是竹口人，铁证如山。镇里有个朋友打电话来，邀请我去论证论证。我没有去。

我至今未能读过这本历史秘籍，然而就算见到了，犹如我读过的各种县志，又能证明什么呢？

2014年，竹口镇上有老百姓扩建自家房屋，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竹口窑挖开了一个大口子，豁口上挂满瓷片、窑具，地表一片狼藉。因为涉嫌破坏国家文物，派出所决定对房主行政拘留。我再次来到竹口，前往现场评估遗址的破坏程度，以作为采取进一步处罚措施的依据。

村民随意破坏国家文物的行为，必须制止，违法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当年未经审批将潘里垄窑址就地填埋的决策者，又该如何处罚呢？我不免有点同情这位可怜的擅自扩建自家房屋的村民。

我从小镇出来。新阜梁桥，落成有时，金碧辉煌，已为竹口镇的新地标性建筑。桥头果然重新悬挂起“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的匾额，并建起了古色古香的“王应麟先生纪念馆”。

【附记】 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安先生对本文写作的帮助。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