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源上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统计就是乐观的、报喜不报忧的。新增城镇就业指标提前超额完成、而普通人对此感知到的温差，都将成为常态。

• 城镇

统计上的“城镇”与行政区划上的城镇并不严格对应，而是以后者为基础，以建成区实际连接情况为参考。不仅是普通人认知中的狭义上的城镇能够提供“城镇就业”，行政上的“乡村”——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毗邻镇区的村屯同样也可以提供“城镇就业”。

• 新增

新增并不是净增，而是一段时期内毕业生初次就业规模与先前失业者实现再就业规模的和，再减去因退休和工伤死亡的减员。

很显然，前者的“和”的口径，要比后者“减员”的口径要宽泛得多。因此，就出现了2022年新增就业1206万、超额完成（目标值1100万）就业任务，与2022年出现1962年以来首次城镇就业人员减少（-842万）的情况并存的局面。

其实，与前者的“和”对应的，应当是“新增退出就业”，既包括退休和因工伤死亡，也应包含新增的失业规模。显然，2022年就出现了“新增失业”明显超过“新增就业”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一段时期内，指的是一年。这意味着，若某个特定的劳动者工作变动频繁，就可以在不同的年份都参与到“城镇新增就业”统计中。

其实，从“新增”的统计方式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现在每年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规模已经增长到与当年“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值相当的水平，那就只能二保一——要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无法落实就业，要么相当一部分新增失业人群无法顺利再就业。无论最终哪一方被战略性舍弃，根据通行统计方式，这部分群体最终都会逐渐进入“非就业统计人群”。

• 就业

此处的就业概念，相对于“失业”而言同样是一个宽泛的口径。它不仅包括传统上认为的“正经工作”即体制内或签署劳动合同，也包括了个体户、公益性岗位和灵活就业。

后三者的就业情况统计，并不像前者那样可通过就业登记与社保记录较为准确地获取，而是来自各级人社、劳动、工商和基层社区。相比前两者的数据而言，后四者的数据的质量显然难以望其项背，这是由数据来源决定的。

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各级主流媒体经常推送个体户形式的创业新闻；高校以发放毕业证作为条件，要求未就业的毕业生填写灵活就业登记；不少地方的街道社区要求待业者去社区基层做公益性岗位，哪怕仅仅是做一两个月……

以上情况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可以计算到“城镇新增就业”统计中。说“绝大多数”，是因为至少还存在这样的规则——如果连续两年为相同登记情况的个体户工商注册、连续两年做公益性岗位或者灵活就业，在第二年起就不能算作“新增”。但是，如果分类交替进行登记，就能源源不断地计入“新增”。

• “城镇”，“新增”，“就业”，三个概念并重，合成了“城镇新增就业”的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从相关定义与统计方式来看，“新增城镇就业”从根源上无疑就是一个乐观的报喜不报忧的指标，并且地方上也有足够的动机与能力来提前超额完成这个指标。

另一方面，普通人对就业的感知，在于就业质量与是否充分就业（即就业数量）。但“新增城镇就业”统计不仅不能反映就业质量的变化，甚至都无法很好地反映就业规模的最新动态——2022年新增城镇就业任务超额完成，与城镇就业人员非正常下降会同时发生，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普通人对就业质量与是否充分就业（就业数量）方面的感知，与常态化的成果斐然的新增城镇就业统计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温差，而这温差的存在也将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