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潘丹

二伯是我的远房堂伯，做过生产队长。我小辰光见到他，总是怕怕的。那时他五十来岁，个子中等，本是国字脸，两边头发剃得短，却像个大枣核，让顶上的头发像是一撮小草。他肤色黧黑，为人威严，最令人害怕的是一只独眼，一眼望来，似有厉芒。我从来不敢单独和他说话。别人大多也有同感，村民喜欢用残疾给人起外号，但我从来没有听人喊二伯的绰号。

二伯家是贫农，一家人在解放前吃尽了苦头。我在“文革”开始后读小学，大约三四年级时，学校请二伯来给我们“忆苦思甜”。他讲那天头一拨日本佬来，他母亲躲在老大溪边麦地里，被日本人枪杀，抬回家里正收殓尸体，第二拨日本佬又来，往他家扔了燃烧弹，炸死了他父亲，烧毁了大草屋，又烧死了躲藏在屋里的嫂子和弟弟。待到日本佬走完后，已找不到尸体，只从灰烬中扒到一个“肚”（胃）。

讲到这里，他一个老大爷，竟然就在孩子们面前大哭了起来，我想到一句土语叫做“河罗（号啕）大哭”，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他用袖子一抹，就看见湿了一片。我们这帮小学生，其实听得半明不白的，只是发愣，宣沛良老师赶紧带头呼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郁尉文老师则上去搀扶二伯下来，因为他哭得实在讲不下去了。

后来我才弄清楚，日本佬来时，杀了村里好些人，二伯家是死的人最多的。那个时候他才十七八岁。房子烧了，只好借同村叔伯家的柴房来住。待到日本佬投降，内战又起来了，他路经镇上时被抓了壮丁，好在机灵，不久就逃了出来。但运气勿好，回头又被抓，如此这般，前后三次，实在是绝望了，夜夜流泪不止，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人家就不要他了，放了回来。以这只眼睛为代价，他摆脱了当炮灰的命运，也避免了“匪军”身份日后可能带来的灾难。

婶婶是从山里旧亲家里嫁过来的，高大结实，吃得苦，耐劳作。他们共育有四子三女，都长得高高大大。我对他家很是羡慕，因为只有他们作弄别人，村里却无人敢来欺侮。

读初中时的一个冬天，我利用假日，第一次正式到生产队下地劳动，劳动一天，得到一点八个工分。那时二伯正是生产小队长。清晨一大早，社员都聚集在我家台门外的大路边，二伯站在那块青石板上，威严无匹，先是一眼扫过，开始点人说工，三言两语，就已派完，社员一一应声，然后三三两两，分头行动。二伯派工的气势，令我十分心动。所以少年的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十八岁时做个小队长，带领大家，“把所在的社队建设成‘大寨式’的社队”（那时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山西昔阳县的一个生产队，大队书记陈永贵后来做过副总理）。

我这样的小不点，下地时自然是跟着大部队行动，在老大溪里挑埂，在桑园地里掘地，在畚斗湾山垦荒。只是在劳作间，有几个与二伯家“不太光洁”（不太和谐）的社员，在一边窃窃私语，隐约听得说，二伯派完工，就自顾自回家了，先去睡了个“回笼觉”，中间歇操时再出现。这让我很是惊讶，回想起来，二伯派完工，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似是对社员们这般听话而面露微笑。待我再长大些，发现后来接任做队长的，时不时也都这样做。于是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有意思。

那时生产队出工统一，歇工统一，号召“变农闲为农忙”，仿佛有做不完的活。大家都是努力挣工分，尽量挣得比隔壁邻舍多，对种的庄稼到底长得如何，则漠不关心，反正又不是自家的。用心的是每人七厘的自留地，通常要在这一点地里，种出三个月的粮食及全年的菜蔬。生产队也有意思，什么时间撒谷种、做秧田，什么时间插秧，什么时间收割，都听公社广播的，上头有统一指令。要是不能依令播种，不能按令开割，不能按时割完，便要受到通报批评，影响公社对各队化肥之类物资的发放。于是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走过场，好像是小孩子办家家。结果收成年年递减，分红越来越少。

“文革”结束那年，我和哥哥都能挣工分了，是我家挣工分最多的一年，又是分红最少的一年，一天十个工分只得三角五分。工分挣得多，饭就吃得多，口粮便不够，黑市里一斤米得五角，所以那年也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都是被我和哥哥这两只“乌壳猪”给吃穷了的。

我认真思考过很久：既然七厘地就能出产那么多，为何队里人均一亩多水田，又有沙滩桑园、山湾坡地，还会没饭吃呢？要是包给各家种，像种自留地那般认真，必定种得好。这是我十分迫切地想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长的原因之一，因为那就能按我的想法来做，一定让大家有饭吃。后来才知晓，我这种想法老早就有人尝试过了，叫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四清”运动时就受过清算，“文革”中则是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罪状。所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开历史倒车，要挨批斗的。

1978年11月，我刚满十八岁，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再过一个月，召开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随后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我发现其实就是我曾想做的“包产到户”，为之兴奋，也为之黯然，要是早能如此，大家何须吃介那般苦？本以为乡亲们从此可以吃上饱饭，谁知道诸暨县委做了十几年的老书记，坚信走“集体化”是唯一正确之路，将分下的田地坚决收回。结果让村民的那种日子多延续了几年。

二伯当队长时，大的儿子十八、二十郎当岁，老大尚是沉稳，那老二老三，正是精力过剩而人嫌狗厌的年纪，到处“讨世界”（闯祸），让我想到《水浒传》里的阮小二、阮小七。据说他们作弄隔壁富裕中农的儿子，人家白天新斫了柴禾，堆垛在门外，他们夜半装车，卖给了桥亭的砖窑厂，让人无迹可寻。那时干柴一斤可卖三到五分钱，社员宁可烧稻草，也要卖柴换点油盐钱，但大队“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不许社员卖柴，严令禁止，查出重罚。他们兄弟却堂而皇之把自家的毛柴拉出村去。革委会便做黄雀在后，当即派人去窑厂追查证据，翻开收据簿，谁知签的居然都是造反派头头的名字，村人于是传作笑话。

有一次邻里龃龉，大人之间引发肢体冲突，不知是三兄弟的哪个，冲上去就给对方后脑勺重重地敲了一棒，当场昏倒。医生检查说是有脑震荡，被打那家不依不饶，坚持追究刑事责任。这时婶娘站了出来，说是她敲的，那么只能算互殴中的误伤，从而保下儿子，赔钱了事。

还有一次，几兄弟差点闯下大祸。当时公社开新江，斫翻了许多乌桕树，去了皮，截成一段一段，堆放在公社门外的大路边。乌桕子可榨油，树干带有油性，能避虫，是做箱柜的好材料，而箱柜之类，是女子嫁妆中不可或缺的物件。这几兄弟不忿于这些乌桕还不知给哪家干部占了便宜，胆大包天，半夜里悄悄拉了回来，藏在楼上。公社发现后，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派出基干民兵挨家挨户搜查，若是抓住了，至少定个“坏分子”，游行批斗。

这么大的木头，如何藏得住？其实公社稍稍排查一下各村的刺头，便大致有数。事发之后，二伯主动站了出来，说是他一个人去拉的，理由是没钱给女儿办嫁妆，不得已做了错事，甘愿接受任何处罚。二伯年纪这么大，身体又有残疾，成分还是贫农，公社也拿他无法，就“革”了他的队长，训斥一番了事。

与二伯上下年纪的焦毛佬，我要喊他阿爷，有两个儿子，取名一文一武。大儿阿文，却是有些熊孩子气息，不知深浅，曾私斫了大队山上的树木，被抓住了。但焦毛阿爷无法为儿子遮挡，因为他的“反革命”身份，让结局全然不同。

焦毛家是富裕中农，解放前家境颇好。貌甚魁伟，有玉树临风之姿，但从小甚少做农活，也没吃过什么苦，做事不免吊儿郎当。“大跃进”时，区里组织建征天水库，组织全区各队社员去挑大埂。槐安与他一组，两人极不用心，槐安掘土，只给畚箕里弄了一点点泥土，连底也未布满，焦毛佬就那般轻飘飘地挑着上了大埂，不料恰好被枫桥区里的头头看见，抓了“典型”，勒令这高大的块头挑一副浅浅的担子站在高台上，“示众”了半天，社员川流不息地从傍边挑过，无不指指点点，连同我们村也一起出了名。

“文革”始起，有调查组进村，说是查出某地档案里三青团员名单上有焦毛的名字。其实他本人并未真的加入过，是当年有点地位的亲戚长辈想为他留一步田地，白送他一场好处，谁知日后成了罪证，他就此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监督劳动。

大儿阿文当时在上木沉庙读小学，刚三年级，那天，队里派人去学校，说焦毛家的儿子不许再读书。文老师（郁尉文老师嫌前两个字都不好听，让我们叫她“文老师”）把阿文叫出来，说：你先回家去，我给你再想想办法。但大队并没听文老师的，阿文就失了学。

这孩子因从此不能读书，且处处低人一等，心里有了一道伤痕，为人行事也颇有些愤激。幸好焦毛阿爷再三严劝，才算没做出格的事。又因遗传，人高马大，块头格壮，臂膀肌肉如拳曲的树根，是队里最好的劳动力，做重活累活，取重若轻，所以也无多怨言。

1976年秋，小溪寺国家林场建房子，我队社员去挑石灰，每挑一斤，可得两分钱。山道弯弯，陡峭曲折，我那时肩膀尚嫩，只挑得不到100斤，就肩痛脚软，停停息息，只三里山路，就挑得半日。阿文和二伯家的三儿阿延最是厉害，过磅秤时，每担都是230斤。但半路上他们越过我而前行之时，我分明看见两人也是气喘如牛，黄豆大的汗珠，一层层地冒出来，旋抹旋生，那厚厚的藏青布衫，全都湿透了。真的是辛苦钱呵，也是拼尽老命来抵的。因为那时连这样的赚钱机会也很少。

阿文结婚时，我已离开村子。闻知用尽了全家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后面则还有弟弟未娶、妹妹未嫁。

时光本已到了1980年，各地农村经过一两年的“联产承包”，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但诸暨乡村，因为县委石书记坚信走集体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分田到户，所以社员的生计仍然艰难。阿文也想着额外弄些“出产”，以供花销。先头只是独自偷偷斫柴去卖，后来更伙同几人，居然连队里山上的树也斫了去，被人赃俱获。罪名是“破坏封山育林”，罚他们出钱为大队放映一场电影。其他人是贫农，唯他家是“反革命”，所以作为反面典型，判他一人去接受拘留教育。还让他先回家吃了饭，再自己去拘留所报到。那时，他的大女儿刚刚一岁。

也不知在拘留所受到了什么耻辱与刺激，出来后心性大变，往日行事尚碍于脸面，此后则几乎肆无忌惮。其实他只比我大几岁，我那时已上了大学，回乡时听村人说起他的故事，不免有些沉重。幸好过得两年，我队也联产承包了，他身强力壮，最擅农活，家境立马得到改善。再后来他开拖拉机跑运输，是村里最早的“万元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是后话。

自从二伯之后，生产队长换过几茬，先后有阿冲、庆云、秋子等人，都是贫农出身。我们村里有黄、何、宣三姓，队长人选就在三姓之间转换。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年方十六，初秋时分，我们四个小伙子一道去耘田，田块在大坟山脚，由山地改造而来，水易干致土硬，草生稠密，极难除去，耘过后队里作检查，以为不认真，但只有我受到了批评教育。另外三人，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弟弟，一个是贫农家庭，还有一位家长是工人，我很清楚，四人中只有我耘田最认真，所以很有些不服气，就找队长何庆云申诉。

我酝酿了半天，鼓起勇气说：我不能说我都耘得很好……

庆云当即截住话头：你自己也说没耘好，就不用再说了!

我张口结舌，一时忘记了申诉的目的，为他这种截话方式所震惊，竟然记住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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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刘蕊（上海大学）：结尾处有种鲁迅式的黑色幽默在，莫非这就是绍兴一带文士们特有的风格？

刘小磊（《南方周末》）：非有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不出如此翔实的文章。

吴先宁（诸暨同乡｜民革中央）：你们的生产队长派好活就自己睡觉去了？怎么坏哈。这种事我第一次听到，那就是你们村才有呗。我们村里没这种事，我可以担保。人格担保，一天也没有。

吴存存（杭大校友｜香港大学）：观察细腻入微而时时心存厚道，我很喜欢。这篇的内涵比较复杂，用没什么感情色彩的题目包容性较强。吾兄对社会对人性都有透彻的理解，而好处在于并不愤世嫉俗，始终带着理解而包容的态度。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章选择了一个很巧妙的角度，通过小学的“我”、初中的“我”、高中毕业的“我”的视角，描述生产队长二伯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及其后生产队长的言行轶事。听到、看到、感受到都是真实的，小不点的“我”，书生气的“我”，以及由之引发的思考和不解，也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少不经事，点到为止。

赵国瑛（中学校友）：二伯贫且有势，其实也有点“流氓无产阶级”的做派，这一点在其儿子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类人在昔日农村有点小职务，也算是村中人物，贪点小便宜，甚至欺男霸女都有。二伯还算可以的。

我不善叙事，其实我们赵家这个大村堂人物也很多，故事趣闻不少，只是写不好写不生动，或写不丰满。你上次提到的赵曙光，因藏枪而革了自己的命。有地主因频繁批斗跳大堰，有的坏分子三番五次吃农药寻死。有的偷了生产队一点树木，而挂着赃物游街。有的支书或光棍偷“老姆官”。不一而足。有的则是生活所逼。我也去偷过桑树，拔“草子种”田里的竹篱当柴烧。当年柴火缺，田塍上的桑树蔀头扳几个。我们为完成学校“小秋收”任务，去摘稻头。至于摘罗汉豆、挖番薯、拔萝卜吃，皆因没零食吃的缘故。加之自由时间多，主意也就多。

蔡达丽（山东大学）：这篇讲的是二伯的故事，却自然地旁述及其子、婶娘、阿冲、庆云、秋子众生相。“我”的目光始终在场，既看到了二伯在解放前遭的罪，也看到了“贫农”这一身份标签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其带来的庇护之效。文章以“我”认真耕田却遭批评教育、申诉无果收尾，意味尤长。

确如老师您所言，写文章亦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那时被抢截的申诉，在这篇文章被书写、修订、阅读的过程中，正藉此契机向我们言说着，读来引人深思。老师从小故事、小历史的回忆叙事着手，眼光独到，立意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述及大历史、管窥社会之变迁。

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也逐渐明白，真正生活的原型，是没有单一而集中的主题的。人生况味，就是如此复合多元。就像这篇文章的结尾那段，欲说还休，竟是不知从何说起。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内容虽然在写二伯，但就像文章中的很多人都无法成为“人”本身，而是活成了一个个身份和符号。有的人弄巧成拙，因为身份罹祸，有的人因祸得福，躲过了身份的追讨。而更多人活成了集体的一份子，只管听从，不问是非。“我”在其中的认真思考，虽然符合人性和客观规律，但这种想法本身却被赋予了坏身份。而最终那个与身份有关的故事，更是戏剧性地以哑口无言结束全篇，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每每读钱家山下的故事，都带着一种新鲜感。这一篇读来，却觉得很现实，总觉得类似的事情在身边时时上演。也许“社会”总是如此。也让人更加珍惜社会中真诚的善意了！

章丹晨（伦敦大学）：“二伯派完工，仿佛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似是看着社员这般听话而生微笑”，一个微妙的特写镜头，把大人的复杂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似乎也只有从“小不点”的仰望视角才能观察到。

赵春宁（厦门大学）：读到“一天十个工分只得三角五分……被我和哥哥这两只‘乌壳猪’给吃穷了的”一段，忍不住捧腹，笑泪齐飞。写二伯不仅仅限于二伯，三千字的短文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全篇文字幽默中带着无奈，平实中透着深刻。

李万营（安徽师范大学）：“畸零人物”如果是以畸人观世事的话，队长二伯则是以畸事看众人。

钱茂伟（宁波大学）：如何写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故事，您的钱家山下系列，是值得学习的样板。研究明清戏曲传奇出身的您，写当代人也充满了神奇色彩。村史村志，能增加此类画像，更有阅读性。我刚推荐给我本学期正在教学的群，让他们学习当代人物写法。

蒋思婷（博士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队长”派完工后的微笑，简单的一笔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笑的是“社员这般听话”或是其他，让人确实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有意思”。

沈珍妮（博士生）：结尾真让人忍俊不禁。十八岁少年的梦想，其实就是当时这一场荒唐的闹剧显而易见的答案。指鹿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老师的小队长愿望上再做些文章，这样可能视角上会更明确一些。

宋睿（本科学生）：最后一段读了很多遍，似乎咂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滋味。四人同耕，而唯一人受罚，罚的是孩子，看的却是大人面子。记得母亲曾说过，小时候孩子看父母面，长大后父母看孩子面，想来也是这道理吧。

周菁若（本科学生）：我开头那个枣核一样的头，真的深入人心！后面伯伯因揭开最痛的伤疤，在一群孩童面前号啕大哭，孩童却一知半解，老师们还带头喊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种极具张力的画面，让我感觉那个时代奇奇怪怪的，孩子最终都会长大变得爱国，但在这种情况下去了解挖出一个胃这样的情况，这真的是教育吗？

二伯自己经历过那样的苦难，在后续成为队长之后，那“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的样子也很有深意，是在表达自己对自己站在高位，用空闲休息的得志吗？而那“每人七厘”的种地方式也实在有趣，大面积的土地没有好好耕种，每个人都只想自己家，这种劳作方式，我也感到很奇怪。

黄仕忠：所以，这是对人性的理解问题。不能指望凭借高尚的道德能自动做好，必须让每个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才能愿意认真投入，也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否则便是吃大锅饭，最后则大家都没饭吃。在农民种田种地，却要听公社的指挥，怎么可能种得好？没饭吃，也是人祸。

林珈卉（本科学生）：写真实人物确实会面临困难。写人做得不好的事情，有时甚至是虚构人物中带有现实的人的影子都会让人不满，更别说本就是写真实人物了。这时写作真是需要斟酌如何处理了。

玛丽亚（本科学生）：身在和平年代，看到文章的描述，有来自身心的战栗。生产队和庄稼和每个家庭的生存息息相关，流淌着少年和民众们想要改善现状的积极气息。那时候的心愿是过上填饱肚子的安稳日子呢，难怪记忆中的外婆总念叨的是让我吃饱饭，苦尽甘来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