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终身学习，已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必选题。如何让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展现普通人身上的不平凡一面，2023年，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上海市成人教育协会与上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学院及上海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组织一批创意写作专业学生，历时一年，对21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百姓学习之星”的人生故事、学习之路进行访谈、书写，汇集成册，在日前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学习的故事》。
书中讲述21位年度“百姓学习之星”获得者的人生经历，他们有的是铸就大国重器的大国工匠，有的是赓续海派文化的非遗传承人，也有的是游弋于多个领域、精通多项技能的学习达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集中，不同于过去的宣传报道，来自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们通过他们真实且饱含情感的笔触，以文学化的方式，呈现了他们的诸多动人侧面，不仅为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提供了实践路径，同时也在主流价值的新传播方式、创意写作教学与社会效益的互动等问题上拥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本文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智能传播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徐偲骕，以传播学视角对这一文本进行的分析。
一种可沟通社会的尝试
城市传播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沟通，指的是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它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连接传输，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交往互动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
城市存在于传播之中而非传播存在于城市之中。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最终造就了城市本身。一座具备良好“沟通性”的城市能够最大限度促成市民间的对话、交流和理解，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并实现社会共治（谢静等，2015）。
其中，城市的“传播行为活动”是否丰富，是一项重要的观测指标，它包含社交文娱活动（讲座、展出、节庆、餐饮、购物、图书报刊阅读、广电视听、上网、体育运动，等等）和公共参与活动（媒介发言、公共场所发言、参与慈善/公益行为、参加听证会、参加社群集体行动，等等）。这大大拓宽了沟通/传播的理论意涵，沟通/传播不再只和新闻媒体有关，也不局限于用手机等数字通讯技术进行肉身不在场的交流。
本书主人公之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霞在工作中。摄影 琚若冰。
我愿将本书视为一种打造可沟通城市/社会的尝试，作者们亲身扮演沟通和对话者的角色，不辞酷暑寒冬，分赴城市中的各个角落，奔波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剧场。在最朴实的场景中，他们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21位“百姓学习之星”的人生故事。他们有工程师、技术能手，也有个体经营者、农场主、绣娘，还有书画爱好者、歌者、舞者、摄影家。无一例外，都是有着不平凡成绩和经历的平凡之人。
本书主人公之一、昆曲澎派闺门旦传人赵津羽与采写者李昔潞。
通过提问、聆听、书写，他们在对话和写作中完成了沟通，达成了理解和体悟。这种对话，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我们的社会和城市就存在于这样的日常对话中，实现了可沟通。在我看来，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和承担“去塞求通”天职的新闻记者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又堪称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可以说，本书其实就是一本上佳的民族志作品。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我仿佛也与这21位“学习之星”和所有采写者们达成了心灵沟通，见贤思齐，受到了鼓舞。
传播其实是“传递+传承”
在常识中，传播似乎只关乎新闻信息从A点到B点的横向传递，发送、接受和给出反馈是传播的全部，成功的传播就是信息抵达了它该去的地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告诉我们，传播是具有纵和横这两个维度的，美式传播研究以往只重视消灭空间的横向信息流动，简言之就是传递，而穿越时间和岁月的纵向文化传承则压根没有得到重视。经济史学家和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称之为传播的偏向，媒介研究明显被“空间偏向”所垄断，压倒了“时间偏向”。于是，在主流视野中，媒介只是那些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诸如石碑、器皿、壁画、石窟等物质性的东西就不被当成媒介。
詹姆斯·凯瑞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9年。
同样，为了克服“传递观”的霸权，文化研究巨擘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又为传播补充了一个“仪式观”，他认为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仪式和典礼恰是文化代代相传的载体，网络和视频媒介出现之前，它们只能在固定地点举行，不需要跨越多少空间，但却历经了沧海桑田，想想麦加朝圣便可知。
回到《学习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书中主人公们的学习事迹，并不是一种单纯横向上的技能获得和复制，即所谓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传承。不管是向老师傅学习生产技术，融入自己的改良以后再教给后辈，还是用画笔、镜头记录国家发展和身边美好，或对民间工艺的坚守和创新，还是对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和发扬，无不是在用学习和传授的方式丰富自己人生价值，同时用所学知识造福他人，努力对抗岁月和时间，守护中华文脉。他们本身就是一位位“传播者”，他们用传递+传承的方式，带动身边人，做好当下事，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完整和“大写”的传播，恢复了时间和空间本来面目的传播。
用这种思维来看待《学习的故事》这本书，它何尝不也是一种“大写”的传播。相比无远弗届的电子媒介（空间媒介）和难以移动的文物媒介（时间媒介），书籍和出版业是一种时-空关系较为均衡的媒介。它相对轻盈，便于携带，不占地方，且保存时间也不短，复制虽不及电子内容来的毫不费力，却也并不十分困难。本书的创作者们选择使用文字和纸质图书的形式来记录这些动人的讲述，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则能够广为流传和长存久驻的“中国故事”。
不能泛化“内卷”
离开传播和媒介理论，让我们回到生活情境中，说一些“题外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身边流行起一种怪现象：凡是有人在工作和学习上稍稍表现出一点努力，旁人就会略带戏谑地说：“你太卷了”“你这个卷王”云云。甚至有时候，一些在学业上懒惰的同学，会给自己的“论文拖延症”找理由：“我不想那么卷”“人生不只有学习，还有生活”。此话固然也非大恶之言，但结果往往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规定毕业时间，累及师长、亲友和用人单位，造成的后果反倒需要别人来承担。久而久之，很多人居然认为，认真勤奋，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完成本职工作和任务，或者以稍稍提高一点标准的程度去完成，就是“卷”了。按照这个标准，《学习的故事》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学习之星”都是“卷王”。这样的判断和标签，真的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吗？
2020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学生“边骑车边用电脑”刷屏，“内卷”一词冲上热搜，并入选年度流行语，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于各种场景之中。
该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启发是，“内卷”一词不能被泛化，更不能滥用。最大区别在于，手头的事情是否是一个人愿意为之付出的、孜孜以求的，是否能为他人创造善的价值并使自己感到快乐，而非仅为完成一项与己无关的任务，处于被强加或异化的状态。退而求其次，按要求完成一项本职范围内的基本工作，为之付出努力和汗水，乃至稍稍自我加压，也不能被污名化为“内卷”。如果这也要被嘲讽为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而后用“躺平”去抵抗，恐怕矫枉过正，把批判理论用错了地方，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
《学习的故事》有可能生发出，把人们从“不内卷，就躺平”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
因而，讲好学习的故事，树立学习的榜样和典型，其意义可能还不止于在全社会形成终身学习的昂扬氛围，探索一种宣传新模式；它还发挥着一种矫正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把人们从“不内卷，就躺平”的二元对立和精神内耗中解放出来，真正跟随自己的内心去投入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持之以恒，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这是所有本书创作者们自己可能都尚未意识到的一大功德，值得我们致以敬意。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