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地下水位抬升，排水不畅，最终诱发严重的次生盐碱化灾害，中国早年在缺乏科学规划的情况下曾经以涝时蓄水，旱时用水的思路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期间盲目蓄水，无序灌溉，为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交了大量学费，我国直到今天都还在为之擦屁股。

次生盐碱化及其成因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次生盐碱化，次生盐碱化不同于土壤盐碱化，土壤盐碱化指的是原生自然地质作用下导致的盐碱化问题，而次生盐碱化指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盐碱化问题。

盐碱地比沙漠化还要可怕，因为沙漠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系统，是物质循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盐碱地是难以形成生态系统的，它对物质循环的贡献也非常稀薄

次生盐碱化并不复杂，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由于不恰当的水利设施建设或者错误的灌溉方法，导致大量水体长时间于地表聚集，这些水体渗漏进入地下，过量补充了地下水，抬升了地下水的水位。地下水水位抬升后，溶解于地下水中的盐分伴随着上升的水位，通过毛管虹吸作用进入表层土壤，水分蒸发后，盐分残留于土壤中，久而久之土壤中的盐分逐渐积累，于是形成次生盐碱化。

次生盐碱化需要三个形成条件，一是含盐量较高的地下水，二是蒸发量，三是水位。只有含盐量较高的地下水，才会随着水分蒸发把大量盐分残留于土壤中；只有气候具有足够的蒸发量，才能使盐分从地下水中析出；只有足够高的水位，才能让地下水和土壤之间形成毛管虹吸作用，进而让含盐地下水进入土壤。

这三大因素中，地下水的盐分浓度和蒸发量是自然因素，属于不可抗力，但地下水的水位却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当人类盲目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灌溉时，地表水体会由于排水不畅和水系紊乱而通过渗漏进入地下，导致地下水的水位恶性抬升，促成毛管虹吸作用。因此，人类活动造成的地表水体积留，是造成次生盐碱化灾害的主要原因。

成因非常简单，一看便知

以粮为纲，以蓄为纲

建国早期，我国为了支持农业生产而在北方进行了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此类建设直到今日还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特别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和红旗招展的工地，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崇拜对象。

但必须指出的是，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在建国早期的此类水利设施建设中，由于智力资源不足，专业人员匮乏，缺乏统筹管理和科学规划，政治狂热大于技术理性，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错误建设的问题，并随之造成了包括次生盐碱化在内的一系列人为灾害，此类建设不仅没有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提供有益的帮助，反而还对当地的农业条件、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极大损伤了我国北方的人居环境，其影响极为深远，后果极为严重。

建国之初之所以全国上下到处兴建水库沟渠，小型水利工程满地开花，与当时在水利和农业设施建设中片面强调“蓄水”的重要性，进而忽视水利设施与自然水系，地质结构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统筹协调和科学论证是分不开的。

受制于各方面原因，建国初期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不仅施工方法原始落后，论证设计也并不科学，举例而言，那个年代的很多水库沟渠在建设过程中连有效的防渗漏措施都没有，一些堤坝甚至不搞河岸加固，此类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效果实际上是难以保证的，这不是高昂的政治热情能改变的

而这种对“蓄水”的极端强调，则与当时在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上级发布的农业生产指标不断提高，导致对灌溉用水的需求骤然增加息息相关。各级部门为了配合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灌溉用水与日俱增的需求，于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蓄水”为纲，并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大搞水利工程的实质，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急速的、大规模的开发水资源以辅助农业生产的过程，以“蓄水”为纲本质上是以粮为纲的衍生产物。

另一方面，对苏联专家的迷信也对此类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那个年代，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在诸多重大工程项目产生争议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类似的例子不胜凡举，诸如三门峡工程，治淮等项目无不如是。

此类项目往往在立项论证之初就面临诸多争议，其中一些反对意见事后来看确实直击要害，但在论证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介入往往能够迅速说服相关工作的主管领导，并依托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威抹平一切反对意见，推动项目上马并开展实施，随后的技术工作通常失去了查缺补漏的能力，往往流于对苏联专家意见的补充添加，就算偶有反对意见也会被完全忽略。

三门峡就是一例，三门峡的设计方案来自苏联，苏联专家的设计思路是水位越高，淹没越大，效益越好，因为苏联最不值钱的就是地，巨大的淹没面积甚至可以让堤坝上游湖泊化，但同样的思路照搬国内的结果就是严重水土不服，以至于三门峡闹出了高坝当低坝用的笑话

苏联专家意见在那个年代的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排他性，即使不是畸形的，也完全可以说是权重过高的。特别是在治水工作中究竟应该以“排水”为主还是应该以“蓄水”为主的争论中起过重大直接作用。

老苏医治病

此事最初的肇因是自然灾害。

1950 年 6 月到 8 月，安徽等地暴雨连绵，导致淮河爆发严重洪灾，淮北地区受灾极其严重，1000 余万人受灾，3000 余万亩耕地受淹，皖北区发电给中央，电文说道：“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或者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翻船而死者，统计 489 人。”

这封电文对中央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于是 1950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12 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和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等单位约四十人，连同苏联专家共同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它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治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蓄水”和“排水”之争首次爆发。

传统上，中原地区由于水患频繁，导致当地居民长期对水存有恐惧心理，疏浚排水长期作为我国传统上治水工作和水利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排水”为主的技术路径在我国持续沿用数千年并经久不衰，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就连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凿龙门，疏九河的故事，具体到实践中，明朝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治河理念就是典型的以疏浚排水为主的治河思想，该思想也在后世的小浪底工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潘季驯是明朝著名的水利专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四次治河，他提出的束水攻沙法为后世历代治水所采纳，小浪底工程即继承了这一治河思路，除了治水外，他本人在军务和税赋上也有颇多建树，巡按广东时曾带兵打垮海盗，推行的均平里甲法被认为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前身

这一切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在此次水利部召集的会议上，水利部顾问，苏联专家布可夫·沃洛宁反复强调了“蓄水”的重要性，他提出：

……水是人民的财富，要全面地根本地治水，必须把水拦蓄控制起来，听人的支配，因为在夏秋多余的时候，虽然感觉水多，但是等到了春季干旱的时候也会感到缺水，下游经常水灾而上游经常干旱，今年虽然水大但其它年份可能水量不够……
在上游修建大量山谷水库，在中游更好的利用湖泊洼地蓄水，并采取其它措施，要求在淮河流域的广大土地上，将大自然所给的水全盘控制利用，不但消除水灾，并且大规模发展灌溉事业，改进航运，建设水电站，只有当水做完它所有的工作后，才将它送到海里

这些观点与原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说白了就是涝时蓄积，旱时利用，而且不止于此，还要求兼顾解决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等多方面社会需求，仅从纸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完美理念。

正如治水工程要求无所不包一样，那个年代的很多策略和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既要又要，看上去没有任何缺陷，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往往顾此失彼

这一意见一经提出便引起当时中国水利界的思想震动，按照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的说法“苏联专家所强调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全部水利的计划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也有助于充分开发水资源以服务于经济建设工作，这无疑是非常贴合当时决策层对于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局面的迫切愿望的，也因此被决策层迅速采纳。

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 1952 年的全国水利会议上的说法就很能说明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在治水当中，必须切实注意蓄水的必要，使防洪抗旱结合起来，关于水是宝贵的资源，我们应当设法控制水流，蓄积水流，利用水流，而不应当单纯考虑泄水，我们在 1950 年水利会议时已经提出过这一个意见。1951 年并且做了很多蓄水的工程，已经有一部分发挥效益，可是根据我们考察了解，还有一些地区对于这个方向的认识不足，有的并且把已成的蓄水工程搁置起来不去进一步研究利用，因此在这次会议中还有再加提倡的必要。

这一说法足以证明，苏联专家提出的“蓄水”意见逐渐成为当时国内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中的主流观念，并且获得了来自官方的权威背书，在那个凡事讲觉悟，事事上价值上强度的时代，甚至逐渐开始具有政治正确的性质。

对于蓄水可能引发不利后果的反对意见虽然也有人提出，但在强大的政治风向下迅速消失，蓄水就此开始逐步取代排水，成为中国治水工作的指导思想。

时任水利部长傅作义陪同苏联专家布可夫·沃洛宁视察淮河流域，布可夫提出的蓄水政策对我国随后开展的诸多水利工程建设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52 年 12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63 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

必须广泛地开展蓄水运动，尽量积蓄雨水和地面上的水流，以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南方的塘堰工程几年来虽有改进，但仍须继续大力修整，加强管理养护工作，提高抗旱能力，此外还应推广小型蓄水库工程，以增加蓄水容量。在北方干旱地区，除应进一步组织起来发展水车，水井并提高其灌溉效能外，还应积极利用一切水源，发动群众修造小型水库和发展池塘，并广泛进行养冰蓄冰，以增加水源，供给灌溉使用，平原低洼地区，注意推广沟渠畦田，以做防旱，防涝相结合，对于每一河流的治理，都要考虑到大量蓄水，以解决灌溉需要。

这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蓄水”正式取代“排水”成为治水工作中的主要方针，并且获得了来自政治层面的制度保障，文件中明确提出应该动员全社会实施大规模的小水库建设工作，这为后来全国上下大修水利工程，特别是一窝蜂盲目上马的各种小水库，小水渠，小水闸的提供了政策依据。

从此以后，以蓄水为主的治水方法在中国的推广实施就像在辽河上架起了几座浮桥，一路畅通无阻，畅通无阻。

而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全国在随后的治水工作中普遍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大引大灌”“大挖大蓄”“有灌无排”问题，“蓄水”以总路线的方式成为了高于一切的政治正确。

板桥水库是建国后为了治淮而在河南境内修建的 5 座大型水库之一，当时为了治淮，相继建成白沙、石漫滩、板桥、薄山、南湾 5 座大型水库，523 座小型水库，设计蓄洪规模 28 亿立方米。在洼地建成老王坡、吴宋湖、蛟龙湖、潼湖、泥河洼 5 座泄洪区工程，图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

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全国各地在贯彻落实“蓄水”方针时一度濒临失控，其中尤以 1958 年 3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为蓄水方针站台之后为甚。

当时这一方针由于《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标题而被称为“三主方针”，在当年 8 月 29 日，中央北戴河会议上通过《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该文件再次强调了“三主方针”的重要性，加码之后，“蓄水”方针被迅速推行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水利建设的基本路径，从 1957 年秋到 1960 年春的三个水利年度，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搞农业水利建设的高潮，各地兴修了大量的小水库，小沟渠，小水闸，各种中小型农业水利设施遍地开花。

另外，执行“三主方针”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机械照搬的倾向，如果说高度强调“蓄水”的三主方针在有利于水资源拦蓄的山区实行尚且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将其照搬至平原地区，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在河南和安徽的某些地区为了推行“三主方针”，甚至出现了极端的“一块地对一片天”的做法，把蓄水工作极端化，盲目拦蓄，部分地区甚至提出了“水不出区，水不出县”的极端口号，对水资源实行“吃干用净”式的开发利用。

盲目乱修水库导致的后果是大量河道出现了水体淤积，排水不畅，渗漏严重的问题，相当于河道患上了肠梗阻，由此引发大面积内涝灾害和次生盐碱化问题

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由于片面强调蓄水灌溉，忽视排水工作，甚至出现“大河挖，中渠蓄，小沟引”的层层堵水现象，各地掀起了与水争地的高潮，圈占河滩，围垦湖泊屡见不鲜。

这种以蓄为纲的治水思路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之交进一步狂热化，极端化，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只蓄不排，只引不放的问题，出现了“保留排水系统就是对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的对抗”这种派性斗争式的极端思想，连已经建成的排水设施都疏于维护保养，最终被泥沙淤死填平。

当时的治水工作还普遍存在配套工程建设不足，扩建工程盲目无序，使用建设缺乏有效管理的问题。导致国内各大水域，特别是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出现了极为普遍的地下水位过度上升，盐分向地表聚集，大面积内涝和次生盐碱化恶性发展的现象。

以引黄灌溉工程及其衍生工程为例，宁夏青铜峡灌区实灌面积 33 万公顷，受次生盐碱化威胁的面积有 13.3 万公顷，内蒙古河套灌区实灌面积超过 53 万公顷，受次生盐碱化威胁的面积有 33 万公顷，甘肃景电灌区实灌面积 39.33 万公顷，受次生盐碱化威胁的面积有 12 万公顷，河南人民胜利渠灌区灌溉面积 6.3 万公顷，受次生盐碱化威胁的面积有 1.3 万公顷，其中河套地区的次生盐碱化面积在 30 年的时间中，每年增长 1%到 3%，甘肃和宁夏约 35%的灌溉耕地，内蒙河套约 50%的灌溉耕地受到次生盐碱化的威胁。

除次生盐碱化外，严重的内涝问题也是盲目乱修水利工程导致的诸多后果之一，盲目乱修水利工程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中原华北地区由于黄河多次改道而颇为严重的水系紊乱问题

此外，大引大灌方针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额外后果，那就是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带往往为了争水堵水问题爆发水利纠纷，许多地方上扒下堵，造成了不少跨省，跨地区，跨县市的水利纠纷，民间械斗不断，还屡有致人死命事件，省，地，县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美其名曰“客水厅”“洪水招待所”。

当时争水堵水问题造成的纠纷相当激烈，一些地区的纠纷甚至上升到武装冲突的地步，举例而言，依据《新乡县人民胜利渠灌溉情况报告》记载，李台村与王屯村因抢水浇地发生冲突，李台村武装部部长便背着机枪，带着本村武装去与王屯村交火。春杨庄村与罗滩村因堵口子发生冲突，春杨庄村武装部部长刘金海便用村里的大喇叭号召全村武装人员携带武器去与罗滩村“讨说法”。大召营村与岗镇村由于水闸开闸问题发生冲突，两村武装便在水闸处爆发闸门争夺战。

为了争水抢地而械斗算是我国农村的传统保留节目了，引黄灌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激化了这一传统，在以蓄为纲，层层堵水时期，上游堵水往往意味着下游无水可堵，于是下游完不成政治任务，便和上游发生冲突，冲突激化后往往以械斗收场，互相破坏沟渠堤坝以破坏对方堵水也属常事

人民胜利今何在

要谈乱修水利工程导致土壤次生盐碱化的问题，便不得不提一提我国前三十年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因为错误决策，盲目上马，导致不仅没有兴利除弊，反而还造成严重灾害，销毁社会财富的典型案例——引黄济卫工程，该工程也就是前文所称的人民胜利渠。

该工程堪称建国初期治水工作中盲目蓄水，大引大灌的典型案例，从 1955 年 -1957 年，该项目灌区每年灌溉天数为 88-136 天，年灌溉水量 1.0-1.9 亿立方，每亩平均年用水量在 172-250 立方。

而到了 1958 年 -1960 年，每年灌溉天数就增长到 232-313 天，年灌溉水量 3.3-5.7 亿立方，每亩平均年用水量暴增至 476-666 立方米，扩大了 2 倍半还多，其中 1960 年几乎全年都在引水。

另一方面，在大量引水的同时，为了落实“以蓄为主”的方针，该项目还对引来的水进行不科学的盲目蓄积，为了蓄水，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利用平原洼地修建了大量缺乏防渗漏措施的平原水库，此类水库就是那些被许多人引以为傲的热火朝天，红旗招展的施工工地老照片的来源。

人民胜利渠的配套建设从 1999 年重新开始，项目实施方针从最初建设人民胜利渠时以蓄水灌溉，引黄济卫，追求引水规模和灌溉面积变为追求节水清淤，缩减灌溉面积，降低引水量，尤其是减少入卫水量，整个项目发生了 180°的转变

按照黄委会在 1962 年的统计，人民胜利渠当时共拦蓄雨水、河水和引来的黄河水达 2.4 亿立方米之多，如此之多的蓄水再加上当时对排水工作的忽视和排斥，造成地下水位严重上升，次生盐碱化恶性发展，造成的后果极为深远，影响极其恶劣。

人民胜利渠是建国后在黄河下游建立的首个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可以称之为建国早期引黄灌溉工程的鼻祖，该项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并增补卫河水量以发展航运，因此称之为引黄济卫工程。

该工程的早期规划选址历史颇久，早在侵华日军和国民政府时期就有过类似的动议，侵华日军时期，华北日军司令岗村宁次曾经指示时任河南伪政权省长田文炳和技术官僚大中正明组织实施过一个类似项目，侵华日军于 1943 年 8 月曾在黄河北岸平汉铁路桥梁上游处挖开河口，将黄河水向北引流，经詹店、亢村、小冀等地至新乡附近引入卫河，该工程总长度为 51 公里，当时侵华日军取的名字叫“导黄入卫工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于 1947 年制定过一份《引黄入卫工程一期计划书》打算继续修建该项目，后因资金不足而搁置，国民政府的称呼是“引黄入卫工程”。

1949 年 6 月 16 日，华北、中原、山东三解放区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黄委会正式成立，同年 8 月，黄委会草拟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综合了侵华日军和国民政府的相关工程规划，又增补了灌溉农田的工程作用，正式将其命名为“引黄济卫工程”，并于当年年底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将该项目列为 1950 年重点实施工程。

试图通过引黄河水入卫河来发展卫河航运，增补卫河水量的思路早有雏形，第一次实践是侵华日军控制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水利局拟定的《黄河应急取水工事计划》，民国政府的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和河南修防处联合侦察班也对该项目进行了补充，全面铺开实施则要等到人民胜利渠

该项目在立项论证之初就饱受争议，一方面当时财政紧张，不少意见认为应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防灾建设，而不是去搞灌溉工程，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扒开黄河大堤引水的安全性存在担忧，还有人对黄河水泥沙含量较大，引水灌溉可能导致河道淤塞怀有疑虑。

相关争论从 1949 年 11 月黄委会对日军留下的工程进行勘察时就开始爆发，一直持续到 1950 年 7 月才告一段落，争议消失的原因也很简单，傅作义，张含英，清华大学水利工程教授张光斗，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苏联专家布可夫·沃洛宁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调研，并选定了引水闸建设点，这次由水利管理层亲自实施的选址彻底结束了大部分争议，苏联专家的技术权威与决策层的政治权威两相结合，项目的实施就此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据《黄河志》相关记载，1951 年 3 月，引黄济卫工程破土动工，该工程由黄委会主持，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处负责设计，平原省政府负责建造。经两年建设后，该项目于 1952 年 4 月 12 日举行放水仪式，时任平原省副主席罗玉川剪彩，项目开始投入使用，同时正式更名为人民胜利渠。1953 年 8 月，主体工程完工。

该工程随后又在 1955 年 11 月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在 1957 年 9 月进行了第二次扩建，截止 1958 年 5 月二次扩建工程大致完工后，整个人民胜利渠成为了一个引用黄河水量达每秒 330 公方，灌溉面积 689 万亩，包含东一，东二，东三，西，新磁，小冀，武嘉共 7 个灌区，有两条总干渠，流经新乡，获嘉，延津，汲县，原阳，武陟共 6 个县，穿越京广线，经沧河入卫河的巨型水利工程。

平原省是历史上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存在于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它位于华北地区，涵盖了现在的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市、濮阳市和山东省的聊城，菏泽，省会设在新乡，下辖 6 专区，2 地级市，共 56 县、1 矿区、5 镇，1952 年 11 月，平原省撤销。

花最多的钱，整最大的活

该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比较典型的展现了那个年代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几大特点：

首先是设计方案多变，整个项目从立项到设计再到投入使用，其设计方案经历多次调整修改，有些工程甚至是一边勘测，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做出来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叫做“三边工程”，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先设计后施工的基本工程原则，此类盲目进行的修改往往导致整个项目的最终成果和原始设计之间南辕北辙，论证研究工作流于形式，项目原本的技术路径被改动的面目全非。

以灌区数量和规模为例，人民胜利渠的原初设计方案只包括东，西 2 个灌区，1950 年 10 月在施工过程中被扩充为东一，东二，西 3 个灌区，1952 年 3 月 21 日政务院举行第 192 次政务会议后又新增了东三，新磁 2 个灌区，随后地方政府私自独走再次新增了小冀灌区，1957 年 9 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又新增了武嘉灌区。灌区数量从最初的 2 个扩展到 7 个。

灌溉面积也从 1950 年的覆盖 36 万亩农田，经多次修改后一路膨胀，到 1952 年时直接增长了一倍还多，等到 1958 年基本完工时，已经飙升到 263 万亩，这还是登记在册的规模，没有算上地方上私挖私引扩大的灌溉规模。

主观能动性太强有时候未必是好事

其次是建设过程中缺乏严密慎重的论证和科学有效的设计，有大量项目是在高昂的政治热情和狂躁的社会氛围下拍脑袋上马乃至独走上马的。

以小冀灌区为例，该灌区根本就不在政务院或者水利部的设计方案之内，而是地方政府“在东西灌区胜利的基础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经工程处批准，由地方自办，由工程处提供技术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公文八股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小冀灌区完全是地方政府独走搞出来的，只不过事后获得追认。该灌区在 1952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的政治狂热氛围下独走式动工，在当年 9 月已经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才被上级追认，并被划归人民胜利渠管理局统一管理。

这还只是该灌区的第一次独走，由于新乡县在 1952 年全年降雨不足，于是该县在国家不能投资，银行不便贷款的情况下，从县地方财政里拨粮食 14 万斤作为经费，动员群众义务做工，出人出料，在 1952 年 11 月 17 日二次独走，进一步扩建了东一灌区和小冀灌区的引水灌溉设施，建成后上级再次予以追认，并再次将其纳入人民胜利渠管理局的管理范围内。

这种地方上不经有效论证和科学设计就盲目扩建，然后上级单位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不仅不予追责，反而还予以追认的现象，在整个人民胜利渠建设过程中，乃至整个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建设中都屡见不鲜，而也正是这些盲目扩建的工程，导致项目后来引发的次生盐碱化灾害进一步扩大了。

整个人民胜利渠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最后摊大饼的过程

遇事不决搞动员

再次是建设过程中重骨干轻配套，骨干工程盲目赶工，配套项目大量缺失。

以第二次扩建工程为例，当时该工程为了给 1956 年的劳动节献礼，要求必须于当年的 5 月 1 日开闸放水，为了赶这个工期，除骨干工程的施工进度不合理的大幅加快外，诸如排水设施，交通设施和泥沙沉淀设施等配套项目还被缓建或者省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5 月 1 日开闸放水时，诸如沉沙池等大量泥沙沉淀设施尚未建成，排水设施也未完工，导致开闸后总干渠道大引浑水，引发卫河及其支流的河床严重淤积，地下水位大幅抬升，由此引发次生盐碱化灾害恶性发展，另外排水设施尚未完工就投入使用也引发了灌区的严重内涝灾害。

其实就算配套设施按计划建成，泥沙淤积问题同样没法彻底解决，图为山东聊城阳谷县引黄灌溉工程的沉沙池，该沉沙池淤积严重，在引水 70 天后便已经被黄河泥沙淤满填死，在现代化设备的协同下也要花近 2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清淤工作

最后是项目管理混乱，业务水平拙劣，工程实施过程中乱搞动员，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推进工程建设。

以第二次扩建工程为例，当时河北河南两省将 20 万民工投入规模浩大的施工工作中，顶着流沙，冰雹，严寒，涝害开展施工工程，为了赶在 1956 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实现开闸放水，工地上开展了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比先进，比跃进的双比运动，扫官气，阔气，娇气，傲气，暮气，怨气的扫六气运动，喊出了“工地是战场，工具是刀枪，土方是敌人，坚决消灭光”等口号。

为了解决施工人员对工作环境和收入待遇的不满，工地上到处插红旗，挂标语，从工棚到伙房到处贴满标语和口号，用大喇叭鸣放口号和革命歌曲，搞诸如立擂台，大比武一类的进度比赛，进度快的工区升红旗，进度慢的工区升黑旗，夜间也不消停，组织轮班工人召开辩论会，忆苦思甜会，组织工人对“落后分子”进行批判教育，搞思想工作。

结果是工地上普遍出现严重的旷工，窝工现象，请病假和开小差成风，党员团员带头也不起作用，有党员团员在土方工作时，被其它群众往其箩筐扁担里添土石，说“该你们带头挑土咧”。

以上现象并非人民胜利渠所独有，而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各大引黄灌溉工程项目普遍存在的共性。例如三义寨的人民跃进渠工程，该项目在施工中动员了包括开封、菏泽、商丘在内的 3 个专区 18 个县 75 万民工，在施工过程中就大搞政治挂帅，以整风形式开展社会运动，极端突出强调“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施工现场贴满标语口号，搞“满墙红”“满堂红”。

据民权，兰考等县统计，当时在工棚，工地，伙房共贴出大字报 1680771 张，鸣放意见 333946 条，召开大小辩论会 1024 次。那些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通常就是这么来的。

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是那个年代许多政治工程施工现场的普遍现象，遇事不决搞动员更是许多人的本能反应，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动静极大的同时效益极低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引黄济卫工程开工之后，黄河下游两岸普遍出现跟风式引黄灌溉的风潮，各种引水工程蜂拥出现，大小项目盲目上马，地方上一窝蜂开沟挖渠，截至 1960 年，整个黄河下游仅上级部门正式许可，有明确设计方案和立项论证过程，登记在册的引黄灌溉项目就覆盖农田超过 900 万亩，引黄河水 169 亿立方米。

仅新乡专区就在 1957 年冬至 1958 年修建了包括原延封灌区，卫东灌区，大功灌区，共产主义渠在内的多个引黄灌溉工程，再加上属于人民胜利渠项目一部分的武嘉灌区，让新乡地区的引黄灌溉项目设计灌溉规模从 1957 年的 1 个灌区 96 万亩，飙升至 1958 年的 5 个灌区 1100 多万亩，扩大了 10 多倍，引水量也从人民胜利渠最初的每秒 50 公方暴涨至总共每秒 610 公方。

从 1951 年人民胜利渠开工之后算起，河南省相继兴建了大中型灌区 13 处，共计设计引水能力每秒 1763 公方，为了保证人民胜利渠，共产主义渠，东风渠引水，1960 年 6 月又修建了花园口枢纽工程，整个引黄灌区分布于新乡，安阳，许昌，开封，郑州，商丘 6 个地（市）的 42 个县，从 1959 年至 1960 年，引黄灌溉面积新增超过 170 万公顷，比 1957 年增加了 44 倍以上。

除河南外，山东省也是引黄灌溉大户，1956 年，山东省动工修建打渔张引黄灌区，1957 年修建黄寨灌区，1958 年至 1959 年修建刘庄，位山，韩墩，马扎子，陈垓，苏泗庄，簸箕李等一系列大型灌区，截止 1961 年，山东引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达 5752 万亩，比较搞笑的是，实际灌溉面积只有 515 万亩，连设计灌溉面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人民胜利渠只是打响了一窝蜂式上马引黄灌溉项目的第一枪，在它的示范作用下，黄河两岸各种引黄项目蜂拥出现，其成效和影响一言难尽，在我国农化企业中，华北中原地区次生盐碱化土壤改良项目可以算是给当年的一窝蜂上马项目擦屁股用的，图为韩墩灌区

如此狂热躁进，野蛮生长的引黄灌溉工程，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地下水位大幅抬升，次生盐碱化灾害恶性发展。

以人民胜利渠为例，1958 年 -1961 年，人民胜利渠从渠首引入灌区的水量达 56.733 亿 m3，而用于 农田灌溉的水量只有 18.116 亿 m3，引水量是农田用水量的 3 倍，水量平衡严重失调，地下水位恶性上涨。开灌初期，灌区平均地下水埋深 2.76m，到 1961 年，灌区地下水平均埋深只有 1.38m，部分地区已接近地表，有些地方甚至因为内涝严重出现人为的沼泽化现象，最终致使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大量发展，1961 年，全灌区恶性盐碱地面积就从 1952 年的 10.2 万亩上升到 1961 年的 28.3 万亩。

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花费了巨额人力物力彩礼修建了除涝治碱工程，整治了孟姜女河和卫河的三条骨干排水道，开挖排水沟，情势才有所缓解。

除人民胜利渠外，盐碱化恶性发展也同样出现在其它引黄灌区，依据黄委会在 1962 年 3 月的事后调查统计，黄河沿岸 11 个地市在 1957 年原有盐碱地面积 1121 万亩，其中河南 471.3 万亩，山东 649.7 万亩，到 1962 年增加到 2124.6 万亩，其中河南 933.4 万亩，山东 1191.2 万亩。

除了严重的盐碱化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泥沙淤积问题，引黄必引沙，对黄河水的大引大灌带来了大量的泥沙，还是以人民胜利渠为例，该灌区在三年时间内共向灌区引入泥沙月 5341 万方，而人民胜利渠的原名叫“引黄济卫”工程，其中用于“济卫”的部分三年共向卫河推进泥沙 3050 万方，造成卫河淤积，河床抬高，地下水不能排出，渠道和排水设施普遍淤塞，航运大受影响。

黄河水大量进入卫河后导致卫河河床大幅抬高，泥沙含量骤增，含沙量之高肉眼可见，图为漳河和卫河在邯郸合流后呈现出的清浊分明的景观

这种对水利资源的毁灭性开采导致的生态后果极其严重，进一步传导到农业生产层面，就是当地的粮食产量出现严重下滑，群众对引黄灌溉造成的后果有一句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在 1950 年，黄河下游引黄灌溉区域的粮食产量尚有 83.52 亿公斤，到了 1961 年就下降到 51.52 亿公斤，减少了 32 亿公斤，比 1956 年的 115 亿公斤减少了 63.48 亿公斤。

其中河南大功灌区在 1960 年播种小麦 360 万亩，碱死 40 万亩，长垣县播种小麦 12.5 万亩，碱死 3 万亩，缺苗 3.5 万亩，引黄灌溉导致的次生盐碱化灾害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威胁到了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

刹车

面对如此惨烈的状况，对引黄灌溉紧急刹车已经势在必行。但由于“以蓄为主”长期占据政治正确的地位，导致叫停引黄灌溉必然面临严重的政治阻力，在 1959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盐碱土防治会议上，水利部的一些专家只能用“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主要应当抓住灌溉、排水、耕作栽培三个环节”这种含糊其辞的方式隐晦的表达一下自己的真实看法。

事情的转机要等到 1961 年，这一年 6 月，刘建勋接替吴芝圃当任河南省第一书记，在经过广泛调研后发现“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和盲目引黄灌溉恰恰是造成次生盐碱化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以蓄为主”依然属于治水方针的基本原则，因此只能在省内会议上提出“平原地区要以除涝治碱为中心，实行以排为主，排、灌、滞监施的方针”。为了避免政治风险，还明确提出“在上级对以蓄为主的提法未改变之前，以排为主只在省内讲，对外不提”。

就这样，刘建勋踩下了为大引大蓄刹车的第一脚。

刘建勋是老地下党，曾在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任晋中特委书记，随后又长期从事人事和组织工作，业务能力极其突出，他叫停了吴芝圃在河南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叫停引黄灌溉只是其中之一，对当时一片烂摊子的河南起到了近乎力挽狂澜的作用

1962 年 2 月 14 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由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北京五省一市的平原水利会议，会上就“以蓄为主”的方针是否正确展开了激烈争执，有人强调盐碱化问题只是配套工程没有搞好，并不意味着“以蓄为主”的方针是错的，还有人攻击说河南省是不是吃了大黄，满脑子想的都是大排大泄。

这种近乎于人身攻击式的质问显然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刘建勋只好起草文件向上级汇报情况，当时国内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空气敏感，但国务院还是召集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和部分参加平原水利会议的代表进行座谈。

为了阻止“以蓄为主”的政治正确再次妨碍讨论的正常进行，避免“吃了大黄”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质问再次出现，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平原治水要应地制宜，该蓄要蓄，该排要排，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么能只蓄不排呢。

在他的定调下，会议终于能够正常讨论蓄排问题，为引黄灌溉问题踩急刹车终于走上正轨。

1962 年 3 月中旬，时任副总理谭震林，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视察了冀鲁豫三省接壤地的大名、南乐、清丰、濮阳、范县等地的水利建设情况，随后于 3 月 17 日在范县主持召开了中国水利史上非常有名的“范县会议”。

谭震林主持召开范县会议时恰逢七千人大会，当时政治空气颇为紧张，谭震林和刘建勋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才扭转了蓄水为纲的政治正确

这次会议规格极高，由谭震林主持，时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副省长王维群，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以及黄委会，山东水利厅，河南水利厅，河北水利厅，聊城，德州，惠民，安阳地委，范县，寿张，莘县县委及水利部门负责人参加，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是各级部门的第一书记，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书记会议”，这场会议在水利学界称得上人尽皆知。

谭震林在会上直接指出，引黄灌溉造成了“一灌，二堵，三淤，四涝，五盐碱化的严重后果”三年时间就引水超过 400 亿方，大部分渗漏进入地下，导致耕地面积减少了 1000 万亩，耕地盐碱化了 2000 万亩，减产粮食近百亿斤，必须加以解决，立即停止引黄灌溉，停止蓄水工程建设。

为引黄灌溉踩下第一脚刹车的刘建勋在会上提出了三条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一是拆除一切阻水工程，二是暂停引黄灌溉 3 到 5 年，三是在有大雨或洪水来临时，利用低洼地形滞蓄洪水。这三条意见基本上被会议采纳，随后予以实施，大大小小的引黄灌溉设施和小型水利工程一律叫停，只保留人民胜利渠和山东的打渔张的部分灌区，除河南的人民胜利渠，黑岗口，山东的盖家沟，簸箕李等地继续少量引黄灌溉外，其余引黄灌溉一律叫停。

从 1962 年起，河南省和山东省以挖河排水，打井抗旱，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新方法在平原地区执行排水工作，为前些年大引大灌造成的恶果擦屁股，水利部（此时已经改名为水利水电部）在 1962 年 12 月召开了全国水利会议，对 1959 年 -1962 年的水利工作进行总结，随后在《水利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中，正式对“三主方针”进行了调整，这标志着“蓄水”方针在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政治正确地位寿终正寝。

也正是在这一年年底，著名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走马上任，他在兰考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着兰考人民与次生盐碱化和内涝灾害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焦裕禄在兰考的重要业绩之一，就是带领群众找到了治理盐碱和缓解内涝的方法，图为兰考群众在用翻淤埋碱法治理盐碱

前面说过，人民胜利渠最初的名称叫引黄济卫工程，其中有一部分是引水接济卫河，增加卫河流量，发展航运事业。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缺少诸如沉沙池一类的配套设施，使用过程中管理又极其混乱，导致含沙量极高的黄河水泥沙俱下，极大抬高了卫河的河床，1962 年 5 月停止引黄济卫之后，河床被大幅抬高的卫河出现了从古未闻的枯水现象，以致航运完全断绝。1969 年 7 月，新乡航运管理处撤销，卫河航运的棺材被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一度轰轰烈烈的引黄灌溉工程就此告一段落。

曾经适于航运的卫河现在经常断流，还需要定时清淤，否则河床越抬越高

前人挖坑，后人翻船

直到今天，因盲目修建水利工程而导致的次生盐碱化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每年都要支付巨额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理内涝和盐碱，次生盐碱化的治理问题至今依然是我国水利和地质学界的老大难问题，为了对付盐碱地，恢复水量平衡，水利界采用了从井渠灌溉，到翻淤压碱，再到春季淋洗，到种植耐碱作物，再到汛前脱盐等各种手段，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用尽手段，都是为了给当年闯的祸擦屁股。

比如人民胜利渠，从 1999 年开始对人民胜利渠进行配套续建和节水治碱建设后，截至 2019 年，6 条干渠的节水改造工作已累计投资超过 4 亿元人民币，仍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只能靠缝缝补补又三年式的不断投入来缓慢推进工作，这还只是干渠本身的改造投入，历年清淤治碱排涝的花费更是不计其数。

此类工程的盲目建设一方面源于建国之初，决策层对于迅速改变中国贫困落后局面的迫切愿望，因而不惜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开展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则与当时在技术工作和社会工作中特别热衷以个别指标作为全局目标，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为全局提纲掣领的决策思路息息相关，例如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等都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甚至导致水利设施工程一窝蜂式盲目上马，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大蓄大灌的直接政策依据原因，即前文所提的以蓄水为纲，本身也是以粮为纲的衍生产物。

在近些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导致基建这个词在国内的价值体系中脱离了原本范畴，进而具有了一种道义层面的正确性，成为了一种符号化，象征化，图腾化的经济象征，仿佛不论遇到什么经济问题，只要搞基建就能起到一针见效，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

但归根到底，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只是一种常规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投资方式，它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法，既然是经济行为，那么天底下就没有包赚不赔的买卖，其它投资会失败，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样会因为决策失误或者环境变化而失败，这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基础设施建设抱有一种万灵丹式的看法。应该回归本源，将其视为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某种图腾化的崇拜对象，更没有必要上价值上强度将其拔高到它达不到的高度，更没有必要舍本逐末，把手段当目的，形成为了基建而基建的路径依赖，这种锤奇观式的思维要不得。

遇事不决锤奇观却完全不考虑成本和效益，结果往往是本末倒置乃至人不人鬼不鬼，图为荆州巨型关公像，该雕塑是关公义园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随后又花 4000 万元将其拆除，是一次典型的销毁社会财富事件

写了这么多，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建国早期的所有水利设施建设工作，建国早期的很多水利设施项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比如淠史杭灌溉工程，这个项目就成功实现，甚至超额实现了原初设计目标，它极大造福了灌区周边人民，改善了经济活动的条件，甚至直到今天淠史杭灌区都是我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和羽绒生产集散地，仅仅因水利条件改善增产的粮食就已经超过了项目总投资的十倍以上，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正面案例。

本文真正要着重强调的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以更回归本质的方式去看待基建这种经济行为，不搞图腾崇拜那一套，另一方面在进行任何重大社会决策时，都应本着科学论证，慎重分析的原则，要尊重专业意见，避免政治挂帅，警惕那种在复杂系统工程中片面强调单一因素和个别指标的偏颇思维，尤其要防止“以 X 为纲”的做派，因为历史总是一再证明，每一次“以 X 为纲”的结果都是一地鸡毛，连 X 本身也往往做的不好。

再不济，当能力不足的时候，与其强行施为，不如少做少错，提供不了价值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耗也未尝不是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