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和巴西都是南美洲的主要国家，两国经济增长几乎同步，但汇率天壤之别。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两国兑美元汇率走势较为一致，但2004年之后阿根廷汇率呈现单边贬值趋势，并且越往后贬值速度越快，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美元兑阿根廷比索已经从100贬值到了900。阿根廷发生了什么？

2023年11月19日，阿根廷右翼自由派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史上最有争议的一位总统。这位70后的经济学教授，在竞选总统之前经常对社交媒体发表激烈言论，提出了很多极具争议性的经济观点，并且主张“休克疗法”，当上总统之后，便开始大幅贬值本币比索，削减政府部门开支。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部分国民极力反对。阿根廷是一个历经沧桑、国家命运浮沉的拉美国家，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沉疴让阿根廷人不断反思，米莱能否如他所言：今天，是阿根廷堕落时代结束的开始。

作为南美洲的一员，阿根廷庆幸没有卷入“二战”，让其一度成为世界富裕国家。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美元）是日本的1.8倍，墨西哥的3倍。但在“二战”后亚洲和欧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阿根廷却像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增长的泥潭。日本于1967年超过阿根廷，新加坡于1975年超过阿根廷，韩国于1987年超过阿根廷，直到现在阿根廷还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矿产资源丰富的拉美矿业国之一，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实施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根据《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3）的介绍，阿根廷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铜、金、铀等，现已探明主要能源矿的蕴藏量：石油 23.89亿桶，天然气3716亿立方米，可开采页岩气22.71万亿立方米（位居全球第二），可开采页岩油270亿桶（位居全球第四）。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工业化的路径是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扩大战略及至发达国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阿根廷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较高，推动了进口替代战略。但这些投资并没有促使工业结构升级，并转型成为出口扩大战略。虽然在90年代之前阿根廷一直是贸易顺差，但工业品一直较为低端，至今仍需要传统的农牧业产品出口创汇，以偿还外债并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而这种依赖性正是深化进口替代工业所想要根除的。80年代之后，阿根廷工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储蓄率也降至投资率以下，让阿根廷走上依靠外债的发展道路。最高时阿根廷的外债占GNI达到150%，这也酝酿了较高的金融风险。1987年和2002年都出现了债务违约，资金大幅外流，经济遭遇重大创伤。

从工业结构来看，虽然人均GDP已经达到13000美元，但食品烟草工业的人均附加值依然高于机械运输设备和化学品，并且后者的人均附加值并未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明显出现了工业升级的停滞。从出口产品来看，初级产品一直占据着较高的出口份额，只是从原来的小麦、牛肉转变成大豆。这种出口产品无法提升世界份额，根据阿国际商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过去40年中，阿根廷的商品出口贸易全球排名已从第33位下降到第55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数据表明，1983年至2023年间，阿根廷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0.47%下降到0.27%。

阿根廷还经历了持续的高通胀和快速贬值的货币。从阿根廷统计局首次公布物价数据的1944年到2023年，只有16年的CPI同比是个位数增长，其他63年均在两位数以上，甚至有一些年份在三位数以上。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背后是赤字的长期货币化，同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汇率的持续贬值。1992年最后一次货币改革之后，美元兑阿根廷比索从1持续贬值到900，这是世界上贬值速度最快的国家。

作为南美洲第一大国，巴西国土面积851.58万平方公里，是第二名阿根廷的三倍。人口2.15亿，是阿根廷的4.7倍。人均GDP却是阿根廷的0.65倍，要知道十年前，两个国家的人均GDP都达到过1.3万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现在只有阿根廷重回高点，努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巴西却越陷越深。

两国都是资源型国家，根据《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3）的介绍，巴西的石油探明储量153亿桶，居世界第15 位、南美地区第二位。铌、锰、钛、铝矾土、铅、锡、铁、铀等 29种矿物储量也都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铌矿储量已探明520万吨，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以上。铁矿储量333亿吨，居世界第五位，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巴西同样是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2022 年农产品出口额 1590.9 亿美元，占总出口的 47.6%。巴西的大豆、蔗糖、咖啡、柑桔汁产量居世界首位，牛肉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是巴西大豆、食糖、牛肉、猪肉、鸡肉、棉花和花生油的最大出口目的地。

巴西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遭遇初级部门的抵制，进口替代战略失败。1984年之后工业占GDP比重就开始快速下降，这一点和阿根廷非常的相似。但机械运输设备的人均附加值增速已经显示疲态，化学品人均附加值也见顶回落，阿根廷却在人均9000美元时仍在增长。巴西的储蓄率和阿根廷很接近，但一直低于投资率，造成其贸易顺差大多数时间为负。和阿根廷不一样的是，巴西的外债占GNI的比重并没有那么离谱，基本上都在50%以下。这就让巴西的金融风险低于阿根廷，汇率基本上保持平稳。

在出口结构上，巴西除了农产品是主要出口品种之外，矿产品占比更高。2022 年铁矿石销售额占巴西矿业总收入的 69.3%，巴西的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为中国、美国、阿根廷、荷兰、西班牙，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为中国、美国、阿根廷、德国和印度。2022年出口中国的份额达到26.76%，对华贸易顺差达到474亿美元，是“金砖国家“中第二个对华贸易顺差的国家。

巴西和阿根廷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的分析总结为民粹主义，认为在收入分配上过于保护了低端工人和农民，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工业结构转型放缓。但这也只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为何拉美国家会出现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呢？这不得不提其政治进程。

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前都有过一段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人民生活艰苦，很容易萌生出苏联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独立之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一直都在摸索之中，尤其是阿根廷，在“威权-民主”之间来回摇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在经济水平较低时，威权会比民主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过早进行民主化会让社会变得不稳定。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著作《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中从发展、平等和参与三者互动的角度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面临都市中等阶层和都市贫民、乡村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基础，而在第二阶段，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高速经济增长与低政治参与结合的技术统治模式，二是社会经济平等和较低经济增长结合的大众模式。这实际上是假设发展、平等与参与之间是“不可能三角”。他提出：在发展的初期，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可能造成更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平等。随着产业的升级，人们收入等上升，政治参与度才会跟着增加。

反观阿根廷和巴西的发展历史，都出现过经济发展初期政治斗争剧烈的残酷时期。庇隆的上台是依靠劳工的基础，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庇隆加大对劳工的保护和福利政策，劳工在阿根廷经济发展中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干涉着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政权的更迭。初始资源分配格局造成阿根廷以农牧业出口集团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壮大，庇隆主义、选票政治和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共同造就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劳工和底层民众这一政治利益集团。1910-1943年，阿根廷一半的内阁部长均是农村协会成员。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根廷工业协会所拥有的企业数仅占总企业数的1.4%，却生产了57%的产品和雇佣了60%的工人。美国学者刘易斯（1990）认为，阿根廷20世纪国家发展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庇隆经济政策的失当，特别是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将劳工再分配的诉求置于农牧业和工业发展需要之上，遭到工业家、商人和农场主的反对和抵制，最终导致其疏远政府并撤回投资。而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一经破坏就很难得到恢复，这正是阿根廷危机的根源。

经济增速的变慢，导致社会政治不稳。1930-1983年，阿根廷共出现25位总统，平均任期仅为2年，其中选举产生的18位总统全部被军事政变推翻。这反映出其建国初期政治制度设计的弊端。阿根廷仿照美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也设立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但并没有实质上权力制衡的机制。尽管宪法赋予最高法院法官终身任职的权力和其他保障，但无论是官僚-威权政府还是普选产生的文人政府，新的总统上台都会驱逐异己法官，确保对司法权的控制。总统权力过大，产生了威权的制度基础，这让“二战”后，阿根廷经历了数次政治社会动荡。庇隆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但上台之后加大了威权统治。在此后的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经常与总统/军政府产生冲突，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一个拥有法理上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支持，背后反映的是民主和威权的斗争。

巴西依靠劳工上台的卢拉政府要等到2002年之后，但那时巴西已经完成了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从1964年4月初军人政变到1985年3月15日文职人员担任总统，在长达21年的军人威权统治下，巴西出现了七年的“经济奇迹”：从1967年年末到1974年，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出口都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每年都超过10%，出口翻了两番。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初期威权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工业转型的速度较慢，附加值仍较低，在随后的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和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中巴西经济抵抗能力较弱，受到严重冲击。虽然经济形势变差，但政治形势明显改善，因找不到经济的解决办法，80年代末军政府主动放权，过渡到民主政府。

巴西民主转型属于亨廷顿所说的“变革模式”，即由温和的威权统治者主动让步并实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由于1988年的宪法有效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之后的巴西民主过程一直很顺利，没有再出现过向威权退步的现象。

随着卢拉的上任，巴西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不仅人均GDP赶上了阿根廷，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但由于卢拉的反美情结较重，错过了美国提出在2005年1月1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机会，没有出现像墨西哥一样的经济腾飞。当然2002-2008年，中国、阿根廷、南非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进入快车道，卢拉政府赶上了好时期。2023年卢拉再一次当选巴西总统，面临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任务，他将实施什么政策？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

但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已经全面倒向西方。和90年代的梅内姆听取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实施自由主义一样，他的这次实验又有何不同？不同于梅内姆脱胎于庇隆政府，没有权力基础的他能成功转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