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学者萧阳教授是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哲学工作者。
九十年代初，他离开中国大陆最高的人文社科学术机构社科院哲学所到纽约求学，学成后先是奔走东西两岸，最后在大洋彼岸一所以学费昂贵闻名的文理学院任教。一路狼奔豖突，等他重新出现在已经变幻成以倡导博雅教育著称的简体中文世界，忽忽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当今学术一日千里”的学比赶帮界，年轻的一代早已不知当年的弄潮儿们为何物，即使“博雅”如我，面对萧阳之翩然归来，也竟有某种类似面对出土文物之时代误置感。
某种程度上，萧阳本人也要对这种状况负起部分“责任”——虽然身处“翰林院”多年，这位当年的“青椒”其时成果却并不多。据我的印象，在社科院哲学所的七年，他只发表了一篇论文、一篇书评和一篇译文：分别是发表在《学人》上的“因果律、历史主义和自主性”，《哲学评论》上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中译”，和《哲学译丛》上的“分析哲学的两种图像”。对了，于萧阳本人之心路历程最重要的，也许还有在特殊时刻写下的一小部同样题为《安提戈涅》的三幕悲剧。
1988年，中英暑期哲学学院首届在北京开班，作为哲学所的主攻分析哲学且英文程度上佳的年轻才俊，萧阳承担起了开坛讲演者牛津哲学家斯特劳森爵士之译员的重担。斯特劳森在那次暑期班所讲的内容就是他在牛津的老脚本《分析与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两种图像”是其中的第一讲。按说我多年后的博士论文乃是以斯特劳森为研究对象，并曾有幸得到作者本人亲自赠送的这本书，但在其时，即使我关注到了这篇译文，也应该是并未引起充分重视的。
萧阳早期的文章，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前述那篇书评。我记得程炼早年写过一篇“为国而死”，萧阳的这篇书评堪为之“姐妹篇”，虽然它是以书评的方式出现的。如果抛开政治讲政治哲学，也抛开文中有些炫技——尤其在那个年代而言——式的文献引证，那么萧阳这篇书评在当代中国学术史——至少是翻译史——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一劳永逸地确定了“civil disobedience”一词的翻译。我们记得，在《正义论》的修订译本中，何怀宏教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萧阳文中关于译名的批评和建议，后来还意犹未尽地编了一本同名的译文集。
2018年深秋时节，我和萧阳“偶遇”于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汉语哲学论坛。说是“偶遇”，是因为萧阳并非专程从俄亥俄赶来与会的，而是其时已在位于月轮山下的某研究院访问，而我事先也并不知道萧阳在会上。虽然早有前面所述那一番“神交”，我们之真正相识，却是因为我在发言中把麦克道威尔称作“匹茨堡的牟宗三”的那个句子。
说来是有些神奇，这个在我而言其实还有些“不明所以”的句子仿佛成为了两个本来并不认识的人“重逢”的接头暗号。虽然接下来相处的时间很短暂，但已足够我在西溪湿地晚宴上有感而发：“王路说他和萧阳在1993年之后就再未见面，而我和萧阳已经有百年未见了！”这话也许略有夸张，而我之所以这么说倒也不只是因为在席间交谈时萧阳曾经称道我（们）在共和主义译介方面的工作，毕竟共和的历程已然超过百年，而我们的共和译介却只是晚近才有的事儿。
这世上的事儿也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难免会有第二次。去年七八月间，萧阳应敝系之邀在闵大荒主持暑期课程，宣讲其大伦理学，其间我曾去过两次他的课堂，稍稍弄清了他当年何以对我那个句子别有会心。不过我们的交谈，更多是在课外或短时结伴出游中。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紫叶广场一起用完简单的日料，他在黑漆漆的兰香湖边对我发出的感叹，他惊叹我在那么“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还能独自摸索到那些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宝贵的理论资源——这句话有个潜台词是，对那些哲学家，例如斯特劳森、威廉斯、韦尔默和伯恩斯坦，他都有亲身密切的交往，而我毕竟只限于“纸上得来”。
伯恩斯坦是萧阳在纽约新学院的学业导师，虽然相差年龄悬殊，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一个例子是前者坚持要后者叫他“伯恩斯丁”。萧阳在为他最近所校译的伯恩斯坦的近著《汉娜·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所写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Richard Bernstein的姓，国内一直是译为‘伯恩斯坦’，这也是美国著名的作曲家与指挥家Leonard Berntein的中译名。我在犹豫好很久之后，还是决定尊重Richard Bernstein本人的愿望：他一直坚持他的姓的发音应当是‘伯恩斯丁’，而不是‘伯恩斯坦’。他的理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阿伦特式的理由。他说，他来自一个并不富有的犹太移民家庭，‘伯恩斯丁’是生活在底层的犹太人的发音，而‘伯恩斯坦’这一发音让人听上去显得非常'pretentious'（自命不凡，炫耀矫饰）。尽管伯恩斯丁自己没有明说，不过很显然，如果用阿伦特式的术语来表达，他的理由就是，‘伯恩斯丁’更像是贱民（pariah）的发音，而‘伯恩斯坦’则更像是一个新贵（parvenu）的发音”。
按我浅表外在的观察，如果说斯特劳森是萧阳的启蒙老师，那么威廉斯则是萧阳的精神导师——如果有这种导师的话。变用萧阳自己的说法，如果说威廉斯每说十句话就忍不住要引用尼采，那么萧阳则是每说十句话就忍不住要引用威廉斯。考虑到斯特劳森对于我的特殊重要性，我当然乐于听萧阳聊到他眼中的Peter，毕竟，上一个与我聊到Peter的华人哲学家、也是萧阳的朋友余纪元教授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们能够判断出来，从性情上来说，威廉斯无疑是萧阳最为投合的哲学家。据说，威廉斯和他聊天，整个儿讲的就是gossip（八卦）——这就难免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曾经问：一本哲学书能不能完全是由笑话组成的？那么，对于威廉斯来说，问题就变成了：一本哲学书能不能全部是由八卦组成的？
至少从字面上看，威廉斯的哲学书并不完全是由八卦组成的。这诚然可以有各种解释，在《羞耻与必然性》的序言中，威廉斯曾经带点儿愤懑和调侃地说：“学术正统（oxthodoxy）是有标准的，哲学（在一个古老的笑话里）却是人尽可夫的荡妇（anybody’s doxy）”。
无论如何解释，威廉斯之于萧阳也一定是某种意义上的“负面资产”。记得某次聊天，萧阳似乎是半无奈半幽怨对我说，有的学生抱怨他的课缺乏“干货”。说完这句几乎让我笑了出来——原因主要是我的课也经常会被人做类似的抱怨——的话，萧阳几乎是同步地引用了威廉斯：哲学就不应该是干货！而我私下想问的却是：你老兄上课时是不是像我一样八卦讲太多了？！
不管我们在上课是否有“干货”这一点上是否具有可类比性，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身上一定是具有某种或某些类似的趣味和性情。有次，他对我说：我看你写了那么多人，有一天我也想写写你，题目就叫做“应奇的鼻子”。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前面已经局部地表达过了，无非是“夸赞”我总能凭自己的嗅觉发现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只不过萧阳这次举出的这类哲学家的另一个例子是韦尔默。萧阳在新学院听过韦尔默的课，并在课外与他有过从。据说，1967年德国学生运动期间离开与学生对话的会场时，是韦尔默在车库里把哈贝马斯劝回了现场，而哈贝马斯正是在回到会场后的对话中说出了“左翼法西斯”（left fascism）这个著名的表述。
共和主义是萧阳和我之间另一个有意思的理论作业交集。遗憾的是，由于孤陋寡闻，在遇到萧阳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共和主义方面的相关论述。事实上，虽然后来听过作者本人的口头表述，但一直要到不久前为了撰写关于波考克的那篇纪念文字，我才阅读了萧阳关于共和主义的两篇文章。让我惊讶并有些惭愧的是，我多年前只是凭直觉提出了共和主义有助于整合被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分裂的中国知识界，而萧阳却是具体而微颇有“干货”地论述了这个重要的论断。至于萧阳在论述中国近代共和主义谱系时，分别用“新雅典共和主义”和“新罗马共和主义”来刻画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的两种共和路径，则更是发人之所未发的新论了。
萧阳也参与了近十余年来关于儒家和美德伦理学的讨论，我注意到他在这个问题上和我所赞同的李明辉教授关于义务论和目的论既穷尽又排斥的论点似乎有些相似之处，于是在一次聊天时提出了这个观察。萧阳重申他论证的重点在于区分“美德伦理学”和“关于美德的理论”，并问我在李明辉那里有没有做出类似的论述。说到这里，我没有再去查考李明辉的新作，而是想起了他在几十年前的旧文“独白的伦理学抑或对话的伦理学”中引用韦尔默在“对话的伦理学”和“对话底伦理学”之间的区分，在我看来，“美德伦理学”和“关于美德的理论”之间的区分应该也是与韦尔默当年做出的这种区分相应的吧！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萧阳虽然身居北美上庠，却读过我的访书记和段子书。读过我的访书记，萧阳隆重得出了我是比他更大更标准的书迷这个印象和结论，于是在去年返美前告诉我，他从我的访书记中看到我在时隔多年后还为当年在Strand错过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英文精装初版本而遗憾，他就发心要把同样是从Strand淘到的这本书送给我；而鉴于他认为我是一个比他更大的书迷，他打算把一次偶然从网上淘到的哈佛哲学家Cavell题赠给同事普特南夫妇的Little Did I Know一书送给我——他给出的一个让人难以拒绝的送书理由是：我比他更应该得到这本书！
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个月，萧阳又翩然降临在了樱桃河畔，到闵大荒不久，他就给我发信息，希望能够见面，他好把这两本书送给我。由于各种原因，这学期对我又是一个纷乱的学期，好在我们终于还是克服障碍重逢了。让我有些感慨的是，萧阳在把前面两本书掏出给我的同时还不忘说，他临走忘记带上上次说要送给我的威廉斯当年签名送给他的Realism and Mor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那篇文章的校样稿，还为此感到抱歉。而他之所以起意要把此文送给我，只是因为我曾经翻译过这篇文章，记得那是我们有一次在谈威廉斯，萧阳说到有一次在车库里遇到威廉斯开着一辆漂亮的跑车要去做演讲，而那次他所讲的就是我后来翻译的这篇文章。
面对萧阳如此盛意，我似乎颇有些难以回报，就只好勉强把我去年刚出的五卷“雄文”的第五卷送给了他。一两周前的早上，我端着一杯刚从711冲来的美式坐在樱桃河边，见手机上萧阳忽然发来了我去年为俞宣孟师的论文集发布会所写的那篇小文，并说此文中有“那一道清晓的光”中未出现的“许多很重要的段落”，我只好自嘲都是些小制作，不料萧阳正色道：“‘小制作’不小。你的特点是小中见大。你可能忘了你在这篇‘小制作’中说的有些重要的话”。既如此，我就只好诚实地承认“偶尔回顾，连自己也会惊讶当时怎么写出这些话的”。
面对一般的谈伴，聊到这儿也就是言语道断难以为继了，而最好的萧阳却正是在此时开始了发挥：“这表明你很幸运——你更像Cavell，而不是威廉斯——对后者的最好的评论是前者说的一句话：‘one must perpetually write better than one is’”。虽然已经把纸质书送给了我，萧阳却马上从万能的电子书库中找出来这句话的上文：“In our last conversation before the Williamses were to return to England I allowed myself to say to Bernard that I thought his writing did not do justice to his thoughts and interests as I was coming to know them. I may actually have said that I thought he was better than he wrote. ”
在掉完书袋之后，萧阳又恢复到了他平常的机智中：“你的情况是你本来像Cavell：you write better than you are；但是你在把你的文章编成书的时候，你在某种程度上像威廉斯：you did not do justice to your thoughts and interests[in your articles] as I was coming to know them（如果我可以借用Cavell的话）”。
待回过神来，我才意识到，萧阳的这一番显然是比例失调的“借用”显然已经升华了当年陈来教授的弟子转给我的陈教授对我的一个“品鉴”——“笔胜舌”，而达到了“笔胜人”的层次。
而仔细想来，“笔胜舌”也好，“笔胜人”也罢，这里的关联用西式术语来说，或许就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而用中式术语来说，也许可以说就是文与质的关系，再次比例失调地借用圣贤和哲人的话，夫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海德格说：“凡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误”。而在吾等凡夫俗子看来，相形之下，也许还是萧阳最钟爱的威廉斯说得最为平实，也最有“干货”：
“The truth is that we all have to do more things than we can rightly do, if we are to do anything at all."
（2024年6月20日午夜于吴泾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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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