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麦克布莱德（David McBride）还记得他看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的那一刻，他的生活从此被颠覆。
“标题好像是‘死在阿富汗’之类的，”这位曾经的军队律师表示。
“我当时想，‘嗯哦’。”
“我知道那是我给他们的文件，我当时就知道......我被警方盯上了。”
丹·奥克斯（Dan Oakes）是2017年撰写这些报道的调查记者。
他的七集系列报道《阿富汗档案》（The Afghan Files）对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的行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报道，包括战争罪指控。
这位记者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位吹哨人。
奥克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决定，让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比人们所理解的更灰色、更阴暗、更混乱的故事。”
麦克布莱德和奥克斯已经有六年多没有交谈了。他们对奥克斯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报道存在根本分歧。
自从他们的生活第一次发生交集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联邦警察调查了两人，然后突袭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总部。对战争罪行的报道和官方调查愈演愈烈。麦克布莱德已经成为保护吹哨人斗争的公众形象之一，他也将面临多年的牢狱之灾。
审判第一天，麦克布莱德在法庭外向支持者和媒体发表讲话。
但是，由此造成的对个人的后果是这两个人每天都在承受的。
“我失去了工作。我失去了婚姻。我被人追捕，”麦克布莱德说。
“这几乎要了我的命。”
对奥克斯来说，后果也非常相似。
“这对我的精神、道德甚至身体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他说。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全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与麦克布莱德会面
这位军事律师和这位记者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年前。
麦克布莱德的生活当时正在分崩离析。他很愤怒。
“我每天可能要喝半瓶伏特加，后来增加到每天大约四分之三[瓶]伏特加，” 麦克布莱德说。
“我当时在服用多动症药物，为了整夜保持清醒，我一直在疯狂服用这种药物。”
麦克布莱德作为律师在阿富汗服役两次，其中一次是在特种部队服役，之后他被派往堪培拉附近的特别行动总部工作。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夜不归宿，从工作电脑中收集秘密文件，编写了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国防军领导层的内部申诉材料，称特种空勤团军人受到错误指控并被非法调查是否犯有战争罪。
麦克布莱德说：“如果有针对军人的政治胡言乱语，不管他们是不是特种空勤团军人，你都必须挺身而出。”
他的投诉被驳回。
麦克布莱德将他的担忧转到了一个非官方渠道——他的博客“行动室”（The Ops Room）。在那里，他以“幽灵三零”为笔名，在文章和视频中吐槽澳大利亚军方领导层。
这引起了奥克斯的注意。
“很明显，[他]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的内幕消息和经验，而且很明显有怨气。”
奥克斯联系了麦克布莱德。他们同意面谈。
“我准备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秘密文件，这样做我自己就有可能坐牢。我已经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信念，”麦克布莱德说。
麦克布莱德递交了他关于对特种部队军人“过分热心”调查的原始投诉以及数千页的证明文件。
奥克斯说，麦克布莱德非常清楚他想讲述的故事。
“他只是想说，阿富汗特种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针对和不公正的审查。”
“没有提到潜在的战争罪行。”
奥克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越是深入调查，就越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些人受到了太严密的监控。事实恰恰相反。”
“现场发生的事情留在了现场。”
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萨姆·克拉克（Sam Clark）调查了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保密和掩盖真相的文化。
“迄今为止，关于战争罪行指控的报道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我知道这是我可能进行的......最重要的报道。”
警察造访
丹·奥克斯和大卫·麦克布莱德最后一次谈话是在2017年7月。
那是一次非常简短的谈话。
“我打电话给大卫，我说，‘听着，我知道你想讲的故事......我已经决定那不是[我们的]报道’，”奥克斯回忆道。
“他的回答很简单，‘做你该做的‘。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阿富汗档案》报道出炉了。
“我知道......国防部不会花太长时间就能查出是谁提供的文件，”麦克布莱德说。
“这就是吹哨人制度的问题之一......你把自己最终送上了起诉台。”
八天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展开了调查。
麦克布莱德逃往西班牙，把两个年幼的女儿留给了堪培拉的前妻萨拉（Sarah）。他还在公寓客厅的柜子里留下了四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塑料箱。
在他不在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进行了搜查，发现了这些秘密文件。
警方步步逼近，在躲藏了一年之后，麦克布莱德决定孤注一掷。他订机票飞回澳大利亚参加学校的父女舞会。当他试图返回西班牙时，他在悉尼机场被捕。
“在某种潜意识里，我一直想被起诉，我一直想站在一位懂得法律和大局的最高法院法官面前。”
奥克斯说，麦克布莱德的被捕让他深受打击。
“我感觉脚下的土地裂开了，吞没了我，太可怕了。”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他这个线人。如果你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走到天涯海角来保护一个消息来源，我认为你就不能胜任记者的工作。”
麦克布莱德在向警方的全面供述中，承认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了机密文件。奥克斯也成了目标。警方通过澳航追查到了这名记者的飞行记录，声称他曾前往堪培拉与麦克布莱德会面。
“我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这里是联邦警察局，而你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奥克斯说。
警方要求奥克斯自愿接受询问，采集指纹，并要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自己的系统中搜索文件。
“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合作，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从前门进来自己搜索。”
2019年6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带着搜查令来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悉尼办公室。这是澳大利亚媒体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刻，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闻。
奥克斯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文件。”
尽管警方没有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找到任何秘密文件，但是奥克斯还是在可能被指控的阴影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检察官最终决定这不符合公众利益。他们坚持起诉麦克布莱德。
对于这样的结果，奥克斯一直难以接受。
“我不会被起诉这一事实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 奥克斯说。“我面临的前景是，我将全身而退，而大卫将被起诉，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难以接受。”
“战争罪吹哨人”
过去四年来，大卫·麦克布赖德一直被公开描绘成“战争罪吹哨人”。他的律师、支持者、人权组织和一些记者一直认为是他揭露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行为。
媒体报道经常称，《布雷顿报告》发现了澳大利亚军人实施或参与实施39起非法杀戮的可信证据，为麦克布莱德的行为平反。
麦克布莱德参加了一场支持吹哨人的集会，集会时间安排在他受审的同时。
在丹·奥克斯看来，这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
“你可以从最技术层面的角度说，他确实帮助揭露了战争罪行......但这不是他的本意。”
“人们从他的行为中读出了他们想读出的东西。他们把他当作告密者和烈士。”
“我只是觉得把真相公之于众很重要。”
在麦克布莱德努力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头条新闻的同时，这种说法也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公众支持。他已经为自己的法律辩护筹集了近50万澳元的资金，并成为加强吹哨人保护运动的公众形象代言人。
宣判前，麦克布莱德打扮成拳击手为杂志拍照。
麦克布莱德说，有些人可能误解了他的立场。
“不管我是战争罪的吹哨人还是国防军的告密者或者是反对掩盖真相的举报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为了自己相信的事情而挺身而出的人，并且做好了为此坐牢的准备。”
事实上，麦克布莱德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如何使用他提供的文件感到不满。
他当时告诉另一家媒体，这是一个“与我想要的报道不同的报道。他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表了一些关于特种部队士兵意外射杀民众的报道，这让我感到失望。”
现在回想起来，麦克布莱德说他对自己的立场始终“百分之百坚如磐石”。
“我一直关注的都是领导层。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国防部队存在严重问题。”
“战争罪行是......领导不力的表现，而我一直关注的是那些将军们。”
后果
如果麦克布莱德和奥克斯再交谈一次，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仍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两人都在继续努力解决对方行动带来的后果。
“我觉得没有人从中获益，”奥克斯说。“所有做的这一切只是让人们崩溃，并且让大量信息暴露在日光下，而直到今天，澳大利亚仍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这些。”
他说，这一报道的后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变得和过去判若两人，而我身边的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对大卫·麦克布莱德的遭遇仍心怀愧疚，后者在去年11月承认了两项泄露军事情报的罪名和一项盗窃政府财产的罪名。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被判刑。
“不应该忘记，大卫才是将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人，而不是我。”
“我想我永远都会为这件事感到内疚和羞愧。”
对于麦克布莱德来说，在他准备接受可能的牢狱之灾时，受苦最深的是他的女儿们。
“你不能否认，无论你认为你的事业有多么正义，它都会造成损害。”
“她们心中会有一些压抑已久的愤怒，她们会说‘你他妈的偷走了我们的童年。你为了自己的使命，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不过，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不会这么做的，除非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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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团队
报道: Grace Tobin, Mary Fallon 和Dylan Welch
摄影,设计和网络制作: Nick Wig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