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85岁的残疾老人孙伯，丧偶，无儿无女，虽然有一个养女，但关系不亲。而在孙伯意外得到600万元拆迁款之后，养女居然骗孙伯去做了行为能力鉴定，结果孙伯一度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传统法律上说，孙伯的监护人就是其养女，但是孙伯更想让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侄女做监护人，为自己养老送终。

之后，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了这起案件，这也是全国首例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相冲突的监护变更案。最后老人选定了侄女作为自己的监护人，保住了自己的拆迁款，也让自己的晚年有了更稳定的保障。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多的“丁克”家庭出现，一些新问题日益突出：子女在海外，老人要动手术，谁来签字？子女患有自闭症之类严重的身心疾病，父母年老之后，谁来当监护人？老人生前由邻居或者其他非亲属照顾，承诺百年之后房产由照顾者继承，怎么能让双方都吃上定心丸？

《民法典》里的意定监护、遗赠扶养协议、遗产管理人等新的法律机制，将为公民提供更周到的安排，真正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的作用，特别是为老年人撑起一把法治之伞。

传统的监护制度更加强调血亲、婚姻关系，容易忽略现代社会里人际关系、生活场景的复杂性。事实上，很多老年人平时得到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者的帮助、照顾，而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反而未必能帮得上忙、担得起责，可能是子女远在海外，可能是兄弟姐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让原先法律上的无名无分的人，和老人构建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非常重要，要让他们可以依法为老人承担监护责任：小到手术签字，大到养老送终。

相比法定监护，意定监护超越了血缘、婚姻关系，当事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一纸文书指定任何信任者做监护人。所以，意定监护被称为“余生的新出路”，也是法律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信赖谁，就可以指定谁作为意定监护人；谁对自己好，就可以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将财产交给谁。

这解决了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有权利，而无责任；真正的照顾者有责任，而无权利的尴尬问题。比如，之前轰动一时的“上海老人赠房产给水果摊主案”中，老人生前和关系良好的水果摊主刘先生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将房产赠予刘先生，刘先生也为老先生养老送终。但是老人的“近亲属”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财产送给“外人”？甚至提起了诉讼。之后，法院依法判决遗赠扶养协议有效，把房产判给了刘先生。

意定监护、遗赠扶养协议等新兴民事法律机制，真正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在传统血亲、配偶关系之外，构建了新型监护责任，让当事人（特别是老人）有更可靠的保障。这也是中国法律制度更好服务群众的体现。